追述个人史：1990年初返大陆的“故乡”

沈君山

　　一个人之所以最后成为这样的人，必然和他成长的时代、成长的背景息息相关。

　　1932年我出生于南京一个小康书香之家，父母都曾留美，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但是从有记忆起，我就一直在“逃难”；想想抗日战争时日军步步进逼的“难”，从南京而武
汉而湖南而贵州而四川而陕西，在当时之所谓大后方，兜了一个大圈子。直到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喘息稍定，又因国民党的步步溃败，南下广州、香港，最后在岭南大学(现已并入中山大学)读完大一，也在那时经历了生平第一次关键的大转折。

　　1949年夏初，我在广州初度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参加了学校的文工团。每天索呀索、独呀独的扭秧歌，自己认为相当前进。台湾却正是前途未卜，白皮书(将大陆易帜责任归诸“国府”的美国官方文件)已经发表，而韩战尚未爆发，台湾迟早会被解放的看法，至少在广州看来是必然的。因此，父亲频频要我赴台，于是我就随着省亲团赴港，随即来台。

　　在台湾耽了六年，台大四年，军训一年，然后在初创的“清华大学”又任助教一年。1957年我才离开，到美国留学去了。因此，24年成长的岁月，我都在中国文化的包涵孕育中长大。中国文化成为日后成熟的我的“底”，这个“底”有多深厚，在以后十六年定居任职美国时，每次返台都感觉得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0年初返大陆的“故乡”余姚。

　　浙江余姚我满月时回去过，1990年是二度返乡，但那第一次当然是完全不记得了。这是怎么样的故乡啊！真正是人地生疏，一点印象也没有，连话也听不太懂。但是我记得一些诗词、一些故事、“乌篷船的夜航”、“泛舟姚江上，坐看四明山”等。这些诗词故事，都是从我父亲的自传和他人的游记中得来。

　　记得我第一天抵县城，晚宴接风时，就说想搭乌篷船返乡(老家沈湾离县城有十几里水路)。这可令主人为难了，乌篷船早已淘汰，泛舟姚江用人力划船，意境很美，但可能要走大半天。没有办法，第二天备了条小火轮，摸黑起床，嘟嘟嘟地上道。因为污染，姚江水是黑的，轮机声嘈杂，对面相谈不可闻。又是因空气品质，远山隐约，只余淡影一抹，哪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晨曦中，忽然一个戴斗笠的渔翁，将网撒向江心，一次又一次；一个挑担的农夫，沿着田埂赶路，一摆又一摆，这情景从未曾见，却多么亲切，不正是父亲自传中的写照吗？

　　我忽然领悟到：历史的步伐是如此巨大，个人的生命、朝代的兴衰，在它起伏的间隙中流过，惟有文化民族的源流，一以贯之，悠悠不绝。而那文化的底子，虽然不自觉，却早已在那24年成长的岁月中烙在我身上了。

　　1957年到1973年，从青春到不惑，人生最精华的十六年岁月，我都在美国大学的校园中度过，朝夕浸沉于科学研教之中，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蔑视教条、崇尚自由的价值观和理性思维习惯。西方现代科学训练的果实结扎在东方传统文化的底子上，我确确实实地定了型，假如没有什么意外，这定了型的我将平平稳稳地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终老一生。

　　然而，在四十初度之际，我的人生却忽然起了一个大转折，首先是“保钓”事件(注①)，后来转变成那一代留学生的一次自觉运动。大陆，我们从小被教育认同的祖国，只是朦朦胧胧的一个幻影；台湾，“中华民国”，我们成长的土地，声称代表全中国，但“光复大陆”，也只是一个幻象，台湾到底往哪儿去？留学生自己，从小建中、一女中、台大，然后去国离乡，奋斗着安身。安身之后，又如何立命？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心情开始不安宁了。

　　然后，徐贤修先生在这不安的心湖，投下一块大石。

　　徐先生是美国普渡大学一位资深教授，原从北京的清华毕业，年近花甲时，向普渡请了长假，回到台湾担任“清华大学”(注②)校长，很快便被延聘接任“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全台科技发展。因此，他想找一位帮他在清华看家的人。

　　徐是一位热情乐观的人，有时可能过分乐观些。他打高尔夫时，总是尽力一击，球飞出老远，但不一定落在球道上。他也喜欢打桥牌，总要把合约高叫两阶，接近满贯的牌，他一定上去，做不做得成是另外一回事，口头禅是“总有希望”，再加一句“或许做得成也说不定！”我和他做伴时，把那“或许”变成事实，他就非常兴奋，可以把牌记得很久，到处宣扬。他要为清华找一位看家的人，很快就想到了我。

　　1972年秋末，徐从台湾回到普大，只能耽几天，又要转到别处，大家为他接风，他兴高采烈地说了许多在台湾的事。宴后，众人散去，他却邀我去他家续叙，提出了要我去清华担任理学院院长的建议。两人对酌，红酒助兴之下，他描绘出一幕幕美丽的远景。

　　对徐的邀约有些心动，但那时岛内的待遇比美国差得多，回到清华，我的薪水只有普大的八分之一，这个现实问题不得不考虑。徐先生却不在意，他说这不是问题，那时第一次石油危机刚发生，台湾的经济很受刺激，徐却告诉我，台湾海峡刚刚发现了石油，开发出来，台湾每人的平均所得可以到每年两万美元(是当时的二十余倍)，那就比美国还高了。我当然知道这是他一贯“总有希望，或许做得成也说不定”的过分乐观症。很快算了一下，讽刺地对他说，那要台海五十里内海面三寸都是石油才成。他一点不以为意，“那就说不定喔！”继续宣扬他美丽的梦。醇醇的红酒配了刚从台湾带回来的牛肉干，味道很好，也就不便太认真，迷迷糊糊地说了句：“让我再想想。”告辞出来，已是深夜，月明星稀，天寒气冽，枝桠残叶，随风飘落。我回到家，坐在车中，发了一个时辰的呆，才进家门。

　　第二天，还在床上朦朦胧胧的，徐先生已经电话来了，他说今天要回台，催我作决定。我只好说：“祝您一路顺风。先请假回去一两年再说，也许有可能。让我再想想。”就这样，我是把此事暂且搁置了。但两个礼拜后，收到台湾的报纸，赫然地读到一则新闻：“沈君山应邀回国担任清大理学院院长！”

　　就这样，开始了我下半生新生涯的序幕。不错，我生性洒脱，也有点理想性格，但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基本上还是理性的，甚至有些轻微的知识分子三思而后不行的毛病。那时回国的人很少，只有两类，一类像吴大猷、徐贤修他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在美多年，事业已告一段落；另一类是从台湾出来，刚读完博士的留学生，没有在美扎根定居。像我这样，正值壮年，又有了终身教职，连根拔起回国的，真是少之又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机缘，也是个性，似乎偶然，其实必然，这样重要的人生转折，就在牛肉干、红酒的气氛下决定了。

　　我是1973年返台，先只是向普大请假两年，到清大做理学院院长。但心中知道再回普大的可能性很小了，在美国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脱节两年，就很难再接得上。那时台湾的天文只在台北中山堂的楼顶，有一架三寸的望远镜，天气好的话，勉强可看见木星的卫星。我虽然不是搞观测的，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研究工作，不必也不可能更上一层楼。

　　在决定回国之后，思前想后，觉得可以把握两个方向，一是办学，作为安身的事业；一是两岸和族群，是立命的心愿。先谈办学，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世界潮流，我很清楚。清华我也相当了解，清大那时只有一个院：理学院，1973年才新成立。

　　注①：“保钓”，是指保卫钓鱼台，钓鱼台是台湾和琉球之间的一个小岛，其本身并无经济价值，但若据为领土，间接可以扩大经济海域。1970年日本人进据该岛，在留学生界激发起保卫钓鱼台的爱国运动，后来转变为“台湾往哪里去”的政治自觉运动。将之譬喻为二十世纪后期留学生界(当时80%以上来自台湾，其余来自香港)的五四运动，是颇为恰当的。

　　我自己不是“保钓”的积极分子，但受其冲击经过深思，在其后“台湾往哪里去”的自觉运动中，建立起以“革新保台，一国两治，志愿统一”三部曲为基调的论述体系，影响了一些人，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因之起一大转折。

　　注②：位于新竹，距台北约80公里，在本系列中，除非注明，“清华大学”概指台湾的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