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道路

　　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在“863计划”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项，李国杰院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李国杰是著名科学家夏培肃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经夏老师推荐去美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1987年回科学院计算所。留学期间在VLSI处理器阵列等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发表论文70余篇。1990年出任曙光项目负责人，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

　　在李国杰的领导下，“863”项目稳步推进，1993年完成曙光一号，1995年完成曙光1000，1998年完成曙光2000，2001年完成曙光3000。与此同时，1995年，中科院计算所在曙光系统的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成立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李国杰出任总裁。曙光现任总裁历军说，科技部作为股东之一，当年投入1000万元，成立公司是因为“863”指导思想转向高科技产业化。

　　关于产业化的成果，李国杰在公司十周年总结中说，曙光已占有国内高性能计算机20%左右的市场，十年来，“863计划”曙光项目投入科研经费1亿元，曙光净资产超过8亿元。曙光近年市场表现日趋活跃，是高端服务器的重要供应商，在没有曙光经营数据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李国杰院士所说“我们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199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宾在考察曙光以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其意义不亚于卫星上天。历军说，由于当时中国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外国公司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统，外国人能进，中国人不能进。系统处理中国石油数据，其运算结果外国人全知道，而且先于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曙光2000成果工作会上对此十分气愤，称之为丧权辱国。这些往事人们在评价曙光时常常说起，不过应该明白，这是曙光借用两弹一星模式，作为政治力的结果。如果说到产业化，恐怕对其成绩的评价最好延用李国杰所说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联想的根也在计算所，科技含金量不比曙光高，但在产业中远比曙光成功。

　　总结高科技产业化过程，李国杰感受颇深。他认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与产业相关的研发主要由企业来做，计算所现在所做的工作相当于国外企业的研究院。他说，国家投入应主要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然后幅射出去，但企业对此不认同，希望掌握独家技术，科研单位往往完成项目以后，或自已办公司或独家转让。这是对目前高科技产业化中“科研企业两层皮”现象的真实写照。李国杰对此十分忧虑：“我担心的是，十年后，我们真正能参加国际展览的高技术成果仍然和现在差不多。”

　　不能说曙光不成功，它在走出两弹一星模式的过程中极富创新精神，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是一流科学家按培根模式作为第二行动者迈出的坚实一步，只是目前距“第一生产力”尚有相当距离。

　　再看曙光和“863”走过的路，在信息技术领域，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路线是国家出钱，在国立科研机构搞研究，成果转移到公司变为生产力。注意，其实不是科研企业两层皮，而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两层皮,这与两个单位两层皮没什么区别。如果将路线改一下，变成国家出钱，在企业搞研究，在企业变成生产力会怎么样呢？企业在行动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说：“工业化和国家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作用的两种力量。国家主义在西方政治实践中表现为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家们都追求富强，以放大国家利益为己任。在他们眼中，富是国富，强是国强，富和强差不多是一回事。

　　●开启斯密模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培根模式试图使人们相信，在国家主导下，先做理论研究，再做应用研究，技术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渗透到全社会，国家便由此而富强，这很对国家主义者的胃口。

　　然而，工业化要求开放的大市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具有冲破部落意识的巨大势能，因此，企业家与政治家的立场很不相同。只要是钱，不论来自何处，企业家都喜欢，如果科技能带来丰厚利润，他们就爱科学。工业革命以来，斯密模式已被反复验证：投资科技，特别是在应用技术上的投资，开发出不同凡响的器具，这是企业获取丰厚利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历史上，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奉行斯密模式，法国奉行培根模式。结果，法国造就了拉瓦锡、库仑、居维叶、安培、拉普拉斯等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原创的发源地，而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火车和绝大多数重要的器具。当时的格言说：法国的发明在英国结果。伏尔泰在1728年写道：“英国人吃白面包，衣着讲究，而法国人仍然贫穷。”19世纪，英伦三岛发育成日不落帝国。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民用领域采用斯密模式，研发以企业为主，在国防和农业上采取培根模式，以国家为主导。在美国的对立面上，苏联完全采取培根模式。结果，20世纪差不多所有能卖钱的器具，无论是飞机、计算机，还是日用品,都是美国的最好。今天的美国出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苏联却消失了。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斯密模式没有生长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自动开启了斯密模式。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已经行动起来了。

　　●企业里的研究院

　　“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并不差。企业如果把方向选准了，并持之以恒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国际上领先的产品。”方正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晓欧对于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显得相当自信，“我们完全没必要妄自菲薄”。

　　今天，方正出版系统已经占领了国内出版市场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更值得称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统在面向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将眼光描向了日本、德国、英国等海外市场。

　　1995年，方正技术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对技术研究院进行了调整，缩减了人员，将一些研发项目放到了各专业公司。“我们是按市场规律办事，并不是所有研发都适合在研究院做。当年能完成的、和市场结合紧密的，我们都放到了专业公司。那些需要进行中长期研发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则留在了研究院。”陈晓鸥说，“研究院的好坏和人数没有关系，关键是看定位。方正现在是两级研发方式，整体规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

　　调整后的方正技术研究院重点做起了信息传播。如果说方正昨天的出版系统是“告别铅与火”，那么方正今天做的信息传播就是“告别模拟时代”。方正已经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内容管理、数字版权保护、多媒体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内容管理系统在国际上也属于最好的产品，很多香港、日本、美国客户看了后都很欣赏。”陈晓鸥看了看日历表，“后天我去台湾就是宣传这个产品”。

　　如果说方正是以“技术顶天、市场立地”的独特方式诠释了中国研发的实力，那么，联想、大唐等企业研究院则体现了更鲜明的“中国特色”。

　　联想研究院成立于1999年。作为国内IT企业的一面旗帜，联想的技术之路却充满了坎坷。按照联想高级副总裁、研究院院长贺志强的划分，把联想技术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4～1989年，联想依靠倪光南研制的汉卡在市场上立住了脚，赢得了第一桶金，没有汉卡，就没有后来的联想；第二阶段是1990～1994年，联想研发“四面开花”，研发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换机、打印机、主板等等；第三阶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发人员都下放到事业部，事业部有各自的研发中心，公司级的研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联想在PC的产品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第四阶段是1999年到现在，联想逐渐建立起联想研究院领衔的二级研发体系，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迈进。

　　作为联想首席的技术官，贺志强常常被人询问：“联想有技术吗？什么技术？联想为什么不发展核心技术？”贺志强总是耐心地解释，“联想有技术！产品技术和应用技术！如果联想明天做CPU的话，就得死。核心技术是能不断给企业带来持续价值的技术，仅仅做一个东西出来，不能称之为企业的核心技术。”

　　“三年来我们做的全是小规模的项目，打小仗，目的是树立信心。做出成绩逐步推动文化氛围的建设。直到今天，我才敢跟员工说可以做中期的项目，但目前还不敢做长期的项目。三五年的技术我们还看不到。”贺志强毫不掩饰联想与其他国外大公司的差距。IBM的Watson研究中心可以研发10年后的技术，Intel的研究院研究未来3～5年的技术。联想就只能研究未来1～2年的技术。“今后，联想将加大2年后技术研究的比重。”贺志强说。

　　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8亿元，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

　　“中国企业不应该走‘模仿、跟踪’的回头路，当年中关村起步的时候，所谓的创新就是‘模仿、跟踪’，现在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也提出研发方面的创新了，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对的。”刚刚参加完联想“Legend World”大会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提起中国企业里的研究院，充满感慨。

　　作为国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电信旗下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邮电科学研究所，成立于中苏合作时期的1956年。1993年，技术力量重组，当时的邮电科学研究所分为几个院，而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则在改制后于2001年划归大唐企业旗下，是6个国家电信科研机构之一。

　　李博士认为，在上世纪的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是停留在“模仿”阶段，即将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重新复制出来，到了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方式。当时，“跟踪”最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经让美国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了，有些甚至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

　　“在中国，即便到现在，还是一个‘用智力补财力’的时代。研究经费不足或者短缺，成为众多研发单位的问题，大唐今年的研发投入在4亿到5亿元人民币之间，但是和美国或西欧比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够达到数十亿美元。”李博士认为，资金不足依然是困扰许多企业研究院的一大问题。

　　现在大唐的TD-SCDMA技术，已经成为3G技术的全球三大标准之一，但李博士认为大唐的3G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大唐想要做的是，现在不敢说要赚外国人的钱，但首先要防止外国人赚我们的钱。我们的技术标准可以向3G延伸，并且争取在3年内让这一技术得到完整的应用，到明年，我们的投入要达到10个亿，而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国家也有投入，但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

　　早在1991年，大唐就做出了“大哥大”的原型产品，但当时国内这一市场并不成熟，技术标准不一，但推广应用需要大投入，“直到今天，包括大唐在内的许多中国企业，还是以大规模生产制造、加工为主，技术之路依旧漫长。”李博士认为，中国研发机构最大的不足除了研发本身之外，对于专利的认识也不足，“以前有很多单位有研发意识，却没有专利意识，现在可以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超越OEM

　　1995年以前，清华紫光是中关村“倒爷”大军中的扫描仪大队。中国IT业至今信奉“贸工技”哲学，像曙光那样，真搞高技术的很少，当时清华的紫光随大流儿，也不玩技术。

　　1995年，紫光在广东东莞建了一条生产线，生产紫光牌扫描仪。原料来自台湾，一箱箱扫描仪整机在生产线上被打开包装，换上紫光的品牌，装进紫光的新包装箱，以紫光的名义发往客户。1997年，生产线起点上的整机变成了部件，工人们不干换牌的活儿了，他们在生产线上将扫描仪部件装配成整机。这时的紫光，不仅获利比换牌高，还获得了大批量制造的知识与经验。

　　做OEM的这三年，紫光也受了不少窝囊气。上游厂家的产品明明已经降价，但供的货不降价，紫光只能靠减少利润来降低产品的售价。售后服务中，用户对扫描仪软件提出不少意见，紫光请求供货厂商做些修改，上游厂商说原先的开发人员已经转入别的项目，不可能提供支持，没有源代码的紫光改不了程序，客户要求根本无法满足。

　　此时的紫光对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全过程已看得很明白了，上游厂商强大的获利能力和市场主动性与OEM受制于人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从1998年开始，紫光决定走自己研发的道路。

　　紫光的研发人员给生产元器件的公司打电话，发传真索取技术资料，别人并不把紫光当回事，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回音。紫光的人只能不断地催。后来，元器件公司来电话先是简单问一问情况，再过十天半个月，对方公司问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元器件厂商没有想到，中国的紫光做了很长时间的扫描仪业务，卖得一直不错，现在准备自已搞开发，是一个认真的客户。不久，资料到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开始了。清华紫光公司信息产品事业本部研发部经理才海男说：“用了大半年才与元器件及软件厂商建立起正常的业务联系。”紫光自主研发的第一型号520K在1999年投产。

　　才海男和研发部的开发人员十分关注扫描仪领域的技术发展。2000年，他们在展览会和与厂商的交流中，注意到索尼公司推出了性能极佳的CCD和光纤器件，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推出了集成度很高的扫描仪控制芯片。才海男向公司提出开发超薄CCD扫描仪的申请。公司按程序组成由公司总经理、技术、工厂、市场、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代表组成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对才海男的申请进行评估，批准立项开发，紫光A850扫描仪的研发就这样开始了。

　　搞技术样机是紫光新品开发的第一步，用以检验先进技术的可行性。实验中研发人员发现，虽然知道原理，但还有很多技术不掌握，扫一幅彩色图，在屏幕上看到的却是灰色的图，色彩失真严重，经过相当艰苦的探索才攻克了软件图像标定难关。在这一阶段，研发人员开发了超薄CCD扫描组件，只要更换组件的CCD器件就能适用于600dpi、1200dpi和2400dpi等不同型号的机种。在开发技术样机的过程中，紫光的研发人员解决了光学成像、较正、零点消除、图像标定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这些技术以后成为紫光的若干项专利。

　　技术样机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研发转入展示样机的开发。展示样机要实现产品80%以上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要体现外观效果和人机工程设计，展示样机的外壳等部件不用模具，而是用与最终产品同样的材料以机械加工的办法做出来。展示样机要做五到十部，发放到各地分公司展示，在更大的范围征求意见，进行修改。

　　展示样机再经项目评审委员会测试验收后转入开发三十到五十台生产样机。生产样机在功能及性能指标上与正式产品完全相同，此时，研发人员从北京来到工厂，在生产线上检验并改进产品的工艺性、量产可行性、量产稳定性、生产效率和合作的供应商况状。

　　最后一步是小量试产，这时包装箱、手册、售后服务等全都齐备,每次的批量是几百台到一千台，小量试产要进一步检验产品量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试产中产品还在不断的改进，此时的产品已经可以上市销售了。才海男记得，A850于2001年12月量产，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目前，韩国厂商正在测试紫光产品，研究OEM的可行性。才海男说，紫光的研发能力并不比台湾厂商弱，紫光因为自主研发，利润空间加大，增强了市场主动性。

　　大大小小与紫光产品研发类似的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的IT企业里发生。斯密模式正在发挥作用，企业自主搞研发，没用纳税人的钱，没有高深的理论研究，没有国家给的这奖那奖，没有政治荣誉，没有成果转化问题，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润，国家收的税一年比一年多。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生产力。

　　●不仅仅是“世界工厂”

　　不经意间，中国成了世界大工厂，到国外转转，各式各样的物品上印着“中国制造”。中国的工厂和外商设于中国的工厂建在广东东莞、江苏苏州和全国各地，一排排现代化厂房日夜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各式各样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其实，外商不只把工厂搬到中国，研发也在陆续往中国搬。黄晔是台湾扫描仪厂商中晶科技上海公司研发部主任。他认为，外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开发产品，行销全球是一个趋势，大部分台湾厂商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他公司也计划在两三年内设立。不仅IBM、微软、Intel这样的大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机构，像中晶这样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也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

　　中晶的工厂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分别设有研发中心，台湾有80多位研发人员，大陆30多人，美国10人左右。一开始台湾的研发中心主要搞产品前期研发，相当于技术样机和展示样机，在大陆搞生产样机和小量试产。因为工厂在大陆，很多原材料和配件来自大陆，大陆的研发部担任产品后期研发成本低，效率高。黄晔说，现在大陆也承担一些产品完整的开发工作，今后会有更多的产品由大陆研发部做研发。

　　中国企业的研发还没有摆脱学习、模仿的阶段，外商的研发机构一进中国就处在很高的水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与国际最强的公司竞争。

　　电子白板是扫描仪的一种，中晶很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但质量一直比不过一家日本公司的同类产品。在黄晔的领导下，中晶上海研发部着手改进自已的产品。

　　在测试中发现，日本产品的优越性能得益于灯管，不仅亮度高，寿命也长。中晶的研发人员顺藤摸瓜，了解到这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于是就与之联系，要求订购。可是美国公司回信不卖，说与日本公司签有协议，不供应第三方。

　　黄晔不死心，让研发人员在全世界范围把各家生产的同类灯管和启动器全部找来，后来，弄到了四种灯管，五种启动器。中晶的研发人员用排列组合的方法，一组一组地试验、测试，终于发现一组为最佳配合，寿命长5倍，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达到与日本产品同样的水平。黄晔说这是他到中国做研发最开心的事。

　　黄晔的研发部90%是本科生，没有博士，他说，做研发的人需要专注于问题，能一步步分析问题。可以想像，不论中外，研发部里的工作，比如修改设计、提升性能与基础理论没太多关系，而是在经验、技艺和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以专注的态度进行改进。这表明，在应用技术的研发中，技艺性传统而非理性传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外资在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从中国销往世界，这也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背景之四：“863”计划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以自已的大器具作为第一政治力顶住美苏，获得在国际上自主行事的能力以后，迫切希望从穷强变为富强，将国家从文革造成的大倒退中拉到上升的轨道。伟人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达了希望科技为中国富强有所贡献的强烈愿望。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农村改革，建立特区，引进生产线，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把富强的宝完全押在科技上。

　　国门一开，国产器具，不论是汽车、飞机、还是家电、纺织品，全都大不如人，民众将这一耻辱常识性地归到了中国科技的头上，这些无情的事实衬在社会价值观的破洞上，使得浓重的自卑甚至自我蔑视的气氛笼罩着中国科技界。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之下，王大衍、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学家上书一流政治家邓小平，四位科学家上书为中国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表达的是“中国科技不能亡”的请愿式呼喊。国务院在1986年批准“863计划”发出的通知中说，“863计划”中所提出的任务有可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既然准备将其作为第一生产力，虽然现在还指望不上，但自已的科技不仅不能灭亡，还应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这应该是国家迅速启动“863”计划的潜意识。

　　1986年3月，国家正式启动了“863”计划。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指导下，“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15个主题。从而使科学家发动的“科学请愿”，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科技抢救运动。

　　结语：日出咏叹

　　如果可以，真想唤醒长眠的黑格尔，请他看看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告诉他，中国人不是劣等种族。

　　从1840年到2002年，中国一步步摆脱了落后制度的束缚，华人的智慧已经为世人所承认，西方文明对我们从鄙视变为尊重与合作。中国的理论研究已与世界前沿接轨，企业主导的研发日渐活跃，人民因科技日益富裕，国家因科技日益强大，科技不论作为政治力还是生产力都显示出不可小视的力量。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与16、17世纪耶酥会传教士过去所描述的大相径庭的社会……中国是一个模范社会的观点，在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像幻觉一样破灭了。渐渐地，普通的欧洲人也说：‘瞧这些中国人，他们并不那么优越。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我们派遣炮舰到他们那儿去，而不是他们派遣炮船到我们这儿来……’”这一曾经困扰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著名“李约瑟难题”今天已经被破解，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灵魂的召唤下，中国IT科技创新的活力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日出东方，何其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