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到16世纪，中国科技独步世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一小时一小时地追赶，仅仅200年，我们2000余年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到鸦片战争时，枪和炮大败刀和矛，西方形成了关于中国人的标准观念：墨守陈规，不善创造。

　　自鸦片战争起，国人奋起追赶。从詹天佑的京张铁路、两弹、卫星火箭、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到国家“863”计划，一刻也未停息。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可以说——

　　序幕：落日悲歌

　　568年前，中华帝国舰队从非洲肯尼亚返航。舰队司令郑和独自一人站在旗舰的船首，默默地注视着无垠的印度洋，火红的晚霞映红了他的脸。

　　15世纪，远洋航海是绝对的顶级高科技，造可以抵御巨浪的大船、掌握洋流、精准计时、测速、详细的天文知识和高性能指南针都是最尖端的技术。郑和时的中国比哥伦布时的欧洲早87年攻克了这些难题。郑大人的旗舰“宝船”排水量14800吨(另一说是千余吨)，舰队舰船200余艘，船员27000人，哥伦布到达美洲最大的船排水量只有250吨，舰船4艘，船员87人。

　　1459年，郑和首航后的56年，欧洲人毛奇在他绘制的海图上写着：“来自中国的巨大帆船出现在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上。”于是，史学家们问：为什么中国舰队没有向北再走得稍微远一点，进入欧洲？如果欧洲人与中国巨舰相遇会怎么样？

　　当时洋大人的脸色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农民红”，他们哼着老爸教的土曲，放着羊，喝着家酿的酒。书上说，当地人告诉郑和，再往北的欧罗巴很荒凉，只有羊毛和酒，郑和思念恩重如山、垂垂老矣的永乐皇帝，命令舰队返航。如果郑和再向北航行到达英伦三岛，在百年战争中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双方一定会竞相祈求郑大人助战，就像故事里小人国的国王请巨人帮忙一样。

　　此时的中国科技如日中天，不幸，以后红日西垂，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天完全黑了。

　　长夜里，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写道：“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缺乏科学生存的内在性土壤和从事理论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兴趣，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他还说：“科学和真正的艺术离中国民族的性格很远。”

　　长夜里，另一本构成西方标准中国观念的著作是阿瑟·史密斯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书中说：这个民族漠视精确，马虎了事，因循守旧是他们的本能。

　　呜呼！仿佛中国从没拥有过太阳，往昔的辉煌被轻易地抹杀，我们因技不如人而任人欺辱，被视为不可与体面的洋大人平起平坐的劣等民族。

　　国人在这欲歌无声、欲哭无泪的长夜里。企盼着曙光的来临。

　　长夜里的第一道光，出现在1949年，华罗庚、邓稼先、李四光，严济慈、贝时璋、汤佩松等一批国际一流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科技强国的国家意志。1964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年，氢弹试爆成功，1970年，卫星上天。在那些热血激荡的艰苦岁月里，科技作为第一政治力永远结束了中国被人蔑视、任人欺辱的时代。

　　理论研究：与世界融合

　　古代哲人，不论中外，以“演绎”为其研究方法，试图以生活常识和经验为基础，在大脑里进行类比、推导，进而得到客观世界的规律。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古希腊的四元素说都是演绎的结果。

　　培根的实证主义，变古人的“演绎法”为“归纳法”，主张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对自然现象进行归纳，概括出可被实验验证的规律。牛顿定律、法拉第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研究的成就都可算在归纳法的账上。

　　考察科学进步的历程，虽然培根和斯密模式都涉及理论研究，但培根模式所占比重远远大于后者，国家是理论研究的主导力量，中国也不例外。

　　制度接轨

　　科学家是人类中非常特殊的族群，压抑的气氛、生活的窘迫会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难以使珍贵的才华放出夺目的光辉。所以，科学家们需要较好的待遇、需要以论文和会议的形式交往、需要自由选择课题及合作伙伴、自由支配经费等。

　　我国原有的制度与国际通行的制度不同，极有特色，科学家被“包养”在研究院和大学里，课题选择、经费支配、人员配备，甚至论文发表都由行政人员代劳。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下，弄虚作假、挪用经费风气极盛，科学家待遇不如皮鞋表面清洁家，科技部官员曾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我国科技面临内忧外患”。内忧指科技界问题重重，外患指与世界先进水平距离日益拉大。

　　国际通行的体制经数百年锤炼，行之有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中国特色的科研体制。1982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局，试行基金制，1986年，四院士上书，国家批准成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NSFC)，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的项目管理中废除单位制，全面推行课题制，给予课题负责人自主权，采用公开招标、同行评议等做法。至此，我国理论研究体制全面与国际接轨。

　　科学家眼中的理论研究

　　中国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外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了中国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

　　●人才和水平

　　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家著名的理论研究机构，武汉大学毕业的女博士张黔研究员1999考入该院，她提出的一项流媒体无线传输方案使微软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张黔说：“在大学里，做研究比较看重国内先进水平，在微软，有一批国际一流的专家，和他们一起工作，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张宏江就是这样一位专家。1985年11月底，硕士毕业的张宏江去丹麦科技大学读博士，经历了5年寒窗，1991年到新加坡国际大学做研究，提出视频数据结构化框架理论，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山祖师。在国内完成基本训练，在国外深造，有所建树，再回到中国做研究，很多科学家都有类似的经历。

　　清华大学集成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罗毅博士1992年回国，曾得到中国NSFC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他认为，这几年从国外回来的人越来越多，40～50岁的一批科研人员已经成为中国科研的骨干，他们对国际前沿情况非常了解。他说：“现在大学里特别重视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与职称、工资挂钩，不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学校里就呆不住。国内最好的大学中有相当一批教授在国际学术界有发言权，清华电子系一年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可达五六十篇。”

　　杨士强教授与罗毅博士感受相同，他说从前确实不重视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江泽民主席1998年5月提出建16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后有了转变，计算机系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已经达到三四十篇。他还说，一批国内培养的人才也达到了国际水平，以清华为例，人工智能方面有应明生老师，EDI方面有洪先龙老师，网络方面则有吴建平老师。

　　看来，经过近年的努力，我国在理论研究上已有一批能与国际前沿接轨的人才，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席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我国研究人员总体上已到达国际前沿、我国的理论研究已在国际上处于主导或主流的地位。1999年，反应理论研究状况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我国论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论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为第八位，超过俄罗斯、西班牙，为有史以来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录中国论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国之前。

　　●教授的工作

　　罗毅教授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科研机构运作与国外差别越来越小，项目来源、立项、成果评价基本上差不多。中国教授每天忙的不外乎找项目，申请经费，做研究，努力在国际上发表文章。

　　罗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四十几位研究人员，一年开销几千万元。2000年2月，罗毅拿到了国家重点项目高速大容量光纤网络光储集成，经费3000多万元，要求五年完成。他还记得，当时有200多家单位竞争，前后讲过七八次，朱光亚、汪成为等大科学家都坐在下面听，问题问得很深刻，评审采用了打分的方法。罗毅说他在项目竞争中不是每次都能拿到，也有过失利。

　　罗毅认为中国科研体制的公平程度与国外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在国外，教授认识的人多，照样容易拿到项目，只会做研究当不了教授，教授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社会活动能力。他说:“当教授就像当老板。”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丁晓青教授的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有近40个研究生。丁老师每个月付给学生1000多元，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需要费用，研究所需的房屋、水电也要付钱。她说：“基本上都是我自已找钱来供我的学生。我想要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我自已的研究就得达到很高的水平。”

　　微软研究院主任研究员马维英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他说，在美国当教授很不容易，不仅要学问好，社会活动能力强、能拿到项目，还要会管理，管资金管学生，经过6年考验，才能做终身教授。

　　看来，不仅中国的科研体制实现了转轨，中国的教授已经与美国同行们按同样的方式工作，行进在同样的轨道上，中国的理论研究正在与世界融合。

　　●外企研究院的角色

　　自上世纪90年代未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其中，IBM、微软等国际著名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显然，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外企希望借助中国巨大的优质智力资源获取商业利益。然而，关于这些机构对中国科研所产生的效应也是科学家们乐于探讨的话题。

　　张宏江副院长谈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对中国科研的作用时说：“作为中国人，非常有体会。”他说，中国人回中国做研究，如虎添翼，希望多出成果。在国际上发表论文，要注明作者所在的国家，出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文章都会注明“中国”字样。这样，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就不仅仅代表微软。从前，不少前沿领域中没有中国人的文章，现在以中国人身份进入这些领域，在著名的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深感幸福。”

　　张宏江认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与外资企业类似。人们可以在身边看到、感觉到新技术和先进的科研管理方法，对中国科学界改变观念，改变做事方法很有好处。张黔博士说，每年要从中国的大学选200名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这些学生最终要回到原先的学校，他们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带回去，他们的老师会由此看到差距，感受到压力。

　　杨士强教授介绍，1998年微软在中国成立研究院，其研究方向与清华很相近，因此，1999年他们便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微软投入10万美元，去年追加了32万元人民币，清华前后有五位老师在实验室工作。实验室研究的大方向由双方商定，课题由实验室自主决定，共有二十几位同学在实验室做过研究，出了不少论文，这些论文由清华和微软联合署名。杨士强认为，微软是想以此更多地吸引清华的人才，而清华则希望通过与微软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杨士强说，清华与IBM、Intel、Motorola等公司的中国研发机构也有类似的合作。外企的研究机构设在中国，交流十分便利，将国外的学术思想、学术关系带了进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对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看来，虽然不能将外企研究机构看成中国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于外国的。这些研究院设在中国比设在外国对中国的好处多。其中研究人员的主体是中国人。他们联结着国外，但与中国割不断，他们中间不乏站在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精英。由外国大老板付高薪供养着，使他们不断自我更新，一直保持最高的水准，与此同时，使他们的知识、经验、智慧为我兼用，岂不妙哉？

　　●“国家队”的变迁

　　作为国内研发力量中的“国家队”之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备受各界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越来越注重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用该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谭民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已经成为“解决生存问题的关键”。

　　“高技术产业化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功能，是企业行为，科研院所不是其中的主体。技术转移是科研院所在科技与经济结合工作中的主要功能，研究所应当充当孵化器的作用。我们实现技术转移的主要途径有：纯技术转让；自办企业，再与社会结合，增资扩股份、股份转让;以技术作价入股与社会资源合办企业。”

　　据谭教授介绍，作为国家级研究所，自动化所首先要做的是“国家需要的事情”，国家的需求是其选择项目的前提。国家需求包括了两个方面：国家战略需求和市场需要。对于研究所的重大项目，自动化所每年投入400万～500万元，缺口部分也可以引进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资金，自动化所曾经和上广电及浙江宁波的一些企业合作开发项目。另一方面，所里在一些企业的分红也可以补充经费上的不足。

　　在产业化方面，自动化所也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尝试，像拥有汉王识别系统的汉王科技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制，科研所旗下的公司含所里编制的人不多了，所里只是含股份，像汉王这样原先的全资子公司也成为了股份制公司，完全和市场接轨。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自动化所开始注重高技术的产业化，尽管目前整个研究所成果的转化率依旧只有5%～10%，但是，“技术转移与高技术产业化是中科院高技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定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市场需要。”谭所长表示，“现在除国家战略性需求科研项目外，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满足市场的需要。如果技术成果出来了，只能库存起来，就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坏账。国家的钱也不好拿，关键是要站在对国家负责的高度来选择我们的重大项目。”

　　在人才引进和环境改善方面，自动化所近年来也大有改观。现任所长谭铁牛就是1998年从英国回来的“海归派”，另一方面，所里利用交流合作的方式吸引人才回国加盟，自动化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平称之为“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今年9月，总造价一个亿、中科院投资3500万元的新智能化办公楼开始启用。“单纯就收入而言，我们跟国外根本没法比，但对于科学家、知识分子来说，科研的环境和气氛很重要，我们可以拿出一定的启动经费，根据研究方向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个比较好的研发团队。”谭说。

　　据张平介绍，对于不同的工作性质，研究所也有着不同的评价考核体系。“对基础前沿探索性工作，我们强调宽松的氛围，由研究员提出申请，经过一定程序的评审，予以3～4年的稳定支持，每年不参加考评，只需要将工作向学术委员会做一次汇报，3～4年后进行评议，工作没有成效的再转向。基础研究工作也强调队伍的适度规模，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一旦工作有突破后，迅速地向中下游转移。对于应用研究工作，则强调目标和绩效考核。绩效主要包括目标的实现绩效和成果转化后的奖励，包括股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创新能力分析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江泽民主席在多个场合说过这话。这句话可被解读为希望改变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弱的状况。采访中，科学家们谈到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来提高创新能力。可是，为什么加强理论研究就能提高创新能力呢？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有价值，绝大多数理论研究成果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价值。不产生价值的创新无用，创造有价值的创新，使创新实现价值才是合理的追求。如此说来，真的有必要加强理论研究吗？

　　英国科技政策专家特伦斯·基莱将科研分为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和第二行动者(采取进一步行动)，用他观点来分析，可以提供不同的视角。

　　理想的状况大概应该是以一流的理论研究工作维持着一大批科学家一流的水平，以适当的机制和组织形式激励他们从事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如果他们在研究中产生原创性发现当然很好，但更大的希望在于他们作为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上，这包括系统地整理原创，详细评估原创提出建议、编写教材、授课、有针对性地从事改进性研究。中国NSFC的孟处长说，美国NSFC有专门的经费用来资助一流科学家编写教材，说明他们对第二行动者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研究是创新的培养基，但仅有好的培养基，并不是优质高产的充分条件。

　　与国际前沿接轨的研究工作较少，一流科学家不够，没有强有力的机制和组织形态鼓励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大概是我们创新能力弱的深层体制性原因。

　　背景之一：R&D的两种模式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水平决定国家的地位，实力。冷战时代科技是第一政治力。冷战结束，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第一要务，科技变身为第一生产力。然而，不论是政治力还是生产力，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研发一直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方针发展：培根模式和斯密模式。

　　●培根模式

　　大思想家培根在1605年的著作《论学术的进步》里提出：应该以国家为主导投资研发，首先进行纯理论的学术性研究，再以此为基础开展应用性研究，从而使国家富强。按照培根模式，担任研发的机构主要是大学和国立的科研机构。英国于1622年创立了皇家学会，法国1666年设立了科学院，奠定了现代以国家为主导从事研发的体制。名垂千古的拉瓦锡、牛顿、居维叶、爱因斯坦等众多伟人和他们的成就均为培根模式所造就。中国文革前的科学规划，改革开放以来的“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应归入培根模式。

　　●斯密模式

　　大经济学家斯密在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里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求得更为丰厚的利润，会自发地投资从事研发活动，企业虽会从事一些理论研究，但应用技术研发是其核心任务，国家终因企业获利丰厚而富强。1764的珍妮纺纱机、1760年的瓦特蒸汽机等均是斯密模式的产物。1876年伟人爱迪生创办私人研发机构门罗研究园，1880年以后，通用电气、杜邦等众多企业纷纷仿照爱迪生设立企业试验室，最终在制度上固化了企业研发体制。

　　计划经济时代，斯密模式在中国无法运作，1987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机制以后，斯密模式渐渐生效。上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国有研究机构改制为企业，联想、方正、华为等一批国内企业设立了研究院，IBM、微软等外资企业也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斯密模式为中国研发带来勃勃生气。

　　“九五”期间，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00年为896亿元，为“九五”开局1996年的2.1倍，在GDP中的比重也从0.6%上升到1%，2000年国家研发经费中，国家投入占64%。2001年，我国研发投入达到1042亿元，占GDP的1.1%，其中国家投入占61%。

　　背景之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C)

　　在采访中，不少在国外工作过的科学家告诉记者，中国NSFC运作透明、公平，与美国NSFC没什么差别，于是记者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综合处，处长孟泰兴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她向记者介绍了中国NSFC的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由国家财政支付，基金局时代，每年经费只有3000万元，成立基金委的1986年经费8000万元。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投入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亿元，去年15亿元，今年将达到20亿元，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也从初创时的3万～5万元发展到20万元。

　　中国NSFC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自由申请项目在年度经费中所占比例最大。孟处长说，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已的兴趣爱好随意申请。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常务副系主任杨士强教授说，基金委3、4月份发指南，系里100多位老师中有40多位递交申请，9、10月份出结果，批下来16个，清华申请命中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两倍。

　　针对人而不是课题进行资助，是中国NSFC项目的另一个特色。上世纪80年代末，不少在国外学有专长的青年科学家回国，和国内的科学家相比，他们什么都没有，需要买设备、招研究生，搭个“摊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国NSFC设立了青年科学基金，一次性地给些经费，让他们安个家。孟处长说，现在不少年青人水平不比老专家低，青年科学基金不再限于海归，只要35岁以下的就可以申请。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是另一种资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学家，不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请此项资助。孟处长说，中国NSFC并不在意他们研究什么，给他们以较大强度的支持，每年120万元，希望能为他们创造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

　　每年3月报申请，申请表一式六份。从4月到5月，申请表送给同行专家做书面评审，中国NSFC的工作人员将同行专家的意见汇集起来，提出资助建议，7、8月份，请来权威专家审批，12月前分完经费，中国NSFC还设有专门的机构处理投诉。孟处长说，大家觉得中国NSFC比较公平，主要得益于这种机制。另外，中国NSFC不是国家部委，没有下属单位，对所有科研机构比较容易做到一视同仁，有利于公正运作。

　　除中国NSFC外，国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资助计划，国家科委主持的“863计划”中也有一些理论研究项目。2000年，全国用于理论研究的经费约为50亿元，估计今年可能超过80亿元。

　　背景之三：第一行动者vs.第二行动者

　　第一行动者做原创性发现，第二行动者在原创发现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行动。毫无疑问，第一行动者的原创性发现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诺贝尔和他的炸药，第二行动者的工作也常常效益惊人，比如人们熟知的图形用户界面故事。有资料表明，第一行动者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9%，而第二行动者为33%，多么巨大的差别!第二行动者的价值常常高于第一行动者。

　　第二行动者的工作可能是改进原创，使之可以付诸实用；也可能将原创改写成教材，作为知识传授出去；还可能提出方向性、战略性的重要建议。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美国之所以率先研制出原子弹，都应归功于第二行动者。也就是说，通过第二行动者，科技不仅转化成生产力，还转化成民族的教育、国家和企业的战略。

　　不过，第二行动者并不是二流科学家，只有与第一行动者水平相同的一流科学家才是合格的第二行动者。

　　应用研究：“大器具时代”

　　应用研究常常以开发具有特殊功能或性能的新式器具为目的。

　　通常认为，应用技术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发电机和电动机是在法拉第电磁理论的基础上研发的，马可尼根据麦克斯维的电磁场理论开发了无线电报机。但是，科技史上不少伟大发明并没有科学理论的影子。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没受过任何科学教育，只是一名技工，不懂力学和热力学，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在世的时候，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发光的原理，在培根式科学还没诞生的中世纪，人们已经发明了轮子、曲轴、帆和指南针。

　　因此，理论研究是应用技术的来源，但不是惟一的来源，人们在实践中的发现、积累和原有的技术也是应用技术的来源。前者可以归结到人类历史中哲学思维的理性传统，后者是工匠们不断改进技艺性传统。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个传统相互融合，在应用技术的进步中共同发挥作用。企业家获利的欲望和追求新事物对研发人员产生的刺激在市场机制下相互激发，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乘上科技的快车不顾一切地向前飞奔。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市场的魔法点着了理性传统的火焰，给技艺性传统注入了兴奋剂，使中国的应用研究在与世界同样的跑道上抬脚起跑。

　　“863”：抢救中国科技

　　“863计划”是中国最重要的应用研究计划。它在国家主导下开展，属于培根模式。

　　伟大的思想使人敬仰，杰出的器具令人敬畏。科技通常落实为杰出的器具，才谈得上作为政治力或者生产力发挥作用。没有人害怕爱因斯坦，但所有的人都敬畏原子弹，没有人担心冯·诺依曼，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忌妒PC机。科技以原子弹的样式变成了强大的政治力，又以PC机的模样变成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生产力。

　　西方文化的大器具情结十分深沉，可以追朔到古希腊神话里半人半神的英雄和欧洲传说中的巨人，大炮、大船、大飞机、大导弹和大计算机都是让他们着迷的玩意儿，孔夫子以德服人的把戏太虚伪，远不如以力服人痛快。

　　按西方的价值观，里根总统和他的人民需要新式的大器具支撑那种伟大的自我感觉。冷战年代的苏联也信奉大器具哲学，倾全国之力，努力用科技创造大器具，使其充任第一政治力。在这种刺激之下，1984年，里根时代的美国抛出了富有好大喜功色彩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担心美国未来的高科技新型大器具会导致技术全面升级而使自已被动，次年，欧洲启动了“尤里卡”计划，希望在高科技器具竞争中有所作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分了田，建立了特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商成为一时之热。人们先是在耳力所及的范围，接着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富者，社会价值观的大墙上出现了破洞：“科学家不如擦皮鞋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师不过是孩子王”。这些当时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使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工作者面临重新审视其地位、价值的压力。

　　16年过去了，“863”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再看体制

　　1983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曾组织上千名专家就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进行研究，最后竟没能提交有价值的战略性建议。四位科学家并不负有为国家提供战略建议的责任，他们此举系尽道德性义务，而非体制性任务。李国杰院士2001年曾说：“现在的问题是科研经费增加了，但科研决策能力、特别是选择做什么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地提高”。“863计划”是典型的一流科学家在体制外作为第二行动者发挥作用的事例,它的成功，促使一些科学家脱开体制，向最高当局频频上书，以期意外惊喜。看来，建成可靠的、确保一流科学家作为第二行动者有效发挥作用的体制16年前是，今天仍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

　　●走出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是中国科技界永远的骄傲，人们将其视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两弹一星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对华讹诈之下，以国家为主导，集中全国资源，掌握关键应用技术，制造出对抗外部压力的大器具。这是典型的培根模式，是以科技作为政治力的成功案例。

　　把科技视为生产力，并不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将科技变成生产力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愿望。“863计划”体现了“两弹一星”的精神，那时的目标是拯救国家主导的科技力量，使之能继续作为政治力发挥作用，为以后变为生产力打下基础。

　　“863计划”十周年时，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计划”的朱丽兰总结的第一条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关键技术，缩小了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863计划”十五周年时(200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江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今天，‘863计划’不仅使中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自主发展高技术、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这样的话听起来与中国在体育运动上拿牌，夺取世界冠军颇为类似，但没有人将体育视为生产力。可见，“863计划”的评价指标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在‘863计划’实行五年以后提出来的。这相当于发出指令，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似符号必须换成等号，要求中国科研走出两弹一星定式。问题在于中国只有将科技作为政治力的经验，中国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经验。于是，与当代中国所有事物一样，“863”在国家主导下走上高科技产业化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