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在世纪末的两次悬赏骗局

亦明

【注：欣闻美国科学混子詹姆士·兰迪于近日去世，特发表此文作为纪念。】

从根子上说，反伪帮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反伪”，就是因为他们全都患有红眼病——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看不下去”、“路见不平”；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会“看不下去”、“路见不平”，却是出于对权力和财富的觊觎。例如，他们之所以会那么痛恨柯云路，第一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柯云路宣传气功是为了发财，并且他还真的发了大财；第二就是因为柯云路的社会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反伪帮的全体——于光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柯云路，就是因为他的《大气功师》“居然能在文学方面很有地位的出版社出版，而且累计的印量达到十三万八千册”。【1】同样，何祚庥后来也曾吐着酸水抱怨说，自己做“反伪”报告，与气功大师的讲座相比，主持人的级别低、参会的听众少、而且还不收门票，“效益差得很远。”【2】换句话说就是，反伪帮之所以要“反伪”，或者是要利用“反伪”来夺回往日在科学界呼风唤雨的权力和地位，或者是要利用“反伪”来使自己“先富起来”。毫无疑问，于光远、何祚庥之流属于前者，而司马南则是后者的突出代表。

确实，司马南从小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给他接生的就是劳改农场里的日本战犯。据他后来自己说，他上大学时“第一次领助学金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这五角钱菜票让我感动了许多年”【3】、“告别了大学，我才与饥饿告别”【4】。也就是因为如此，司马南对财富的追求比衣食无忧的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之流显得更为强烈也更为直接，并且本能般地把“伪科学”生生不息的原因归结为“钱”：

“说到底不就是因为一个‘钱’字吗？”【5】

“我说第一条啊，叫做这东西有钱赚……首先是捞钱”、“让百姓口袋里的钱跑到他的口袋中”。【6】

和方舟子一样，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司马南在揣测别人的动机之时，使用的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将心比心”、“由己及人”。同样，和方舟子一样，司马南当初为自己设计的“成功”道路也是先成名，然后以名博财。所以，在因为制造了“西安事件”而再次被黑媒体捧上天之后，司马南开始真正落实自己的发财计划。

1998年5月11日，也就是在胡万林、柯云路参加了规模颇大的“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的第二天，反伪帮也召开了他们的 “声讨胡万林”第二次座谈会——李力研将之称为对胡万林的第二次“讨伐”。【7】可笑李力研刚刚说过第一次座谈会搞出来的“两三万字”的纪要“足可摧垮柯云路与胡万林的一切防线”。【8】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搞第二次？这是李博学的解释：

“科学家也是人，有认真的面，也有调皮的一面。

“本来已经将《发现黄帝内经》揭露得差不多了，但还嫌不过瘾，科学家们又专门在5月11日上午，对这本书进行了第二轮批驳。应该说，这可以叫做科学家对伪科学斗争的顽强和彻底。

“第一次座谈会后，我问过几个在场的朋友，座谈得怎样？朋友们（包括六七十岁的老科学家在内）告诉我：比所有的座谈会都开心，‘当代华伦’的荒唐事太多，我们一边揭发一边乐。”【9】

你都不用猜，就应该知道，李力研所说的那些“调皮”、“顽强”、“六七十岁的老科学家”全都是何祚庥、郭正谊、胡亚东、曹宏威那类科学混子。确实，据刘华杰透露，“5·11”座谈会的出席者总共就是这么十几个人：

“1998年5月11日，中国中医药学会和中国科协再次在中国科学会堂304会议室举行专家学者（王锦之、烟建华、杨宝琴、焦树德、李惠治、李俊德（主持人）、晁恩祥、王琦、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李力研、申振钰、陈祖甲等）座谈会，评论柯氏著作，并发送了司马南与李力研的新著《太乙宫黑幕》。”【10】

其中，排在何祚庥之前的8人全都是老中医（主持人李俊德是中国中医药学会的一位副秘书长），排在何祚庥之后的5人全都是反伪帮要员。也就是说，那次座谈会不过就是“中国科邪”逼着老中医出面陪着科学纳粹过家家，或者说是科学纳粹绑架了老中医给自己跑龙套。难怪人们至今看不到那次座谈会的“纪要”，因为它根本就拿不出手，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也就是因为乏善可陈，所以何祚庥在1998年10月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没有把它算作反伪帮正式召开的一次讨胡集会【11】，而何祚庥亲手为北大培养出的“反伪博士”曾昭贵则这样记载那一天：

“5月11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司马南先生郑重宣布：悬赏百万人民币，奖励特异功能人。自1998年5月1日起到2010年12月31日，凡经过科学验证得到科学界公认具有特异功能的中国公民，将一次性得到100万元人民币奖励。”【12】

也就是说，“511”这一天在表面上看似“批胡批柯”，但其实质却是图财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