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

近两年来，世界著名数学大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丘成桐先生针对中国大陆学术界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发出一系列尖锐的批评。二○○五年八月，丘先生在《北京科技报》上大声疾呼：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二十年。他还点名批评了北京大学以及北大以百万年薪“引进回国”的海外全职学者田教授。

丘先生的批评引起国内很多学术、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共鸣。以后两个多月内，不少人在互联网上发帖对丘先生表示支持，亦有人化名贴文章对丘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十月十四日，北大数学学院召开大会对丘教授进行人身攻击。一位院士在会上透露，北大通过权力机构，在大陆报纸和互联网上封杀了丘先生的批评文章。《北京科技报》因刊登对丘先生的访谈而被迫道歉, 《南方周末》对丘教授的采访稿被宣传部封杀，教育部下令各大学互联网站删除丘教授批评学术腐败的文章。

•盛世喧嚣的清醒剂

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温暖冬日，我到哈佛大学科学中心与丘先生做了四个多小时的访谈，他详细讲述了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认为，在大陆媒体充斥盛世喧嚣之际，丘先生的声音犹如一帖清醒剂，使我们看到大陆学术的另一面。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戴开元（以下简称“戴”）：丘教授，现在大陆学术界的腐败非常普遍，不仅是一所大学或一个研究院所。您为何单独批评北大数学学院？

丘成桐（以下简称“丘”）：从九十年代开始，尽管国家对科研、教育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却逐渐变坏，学术水平急遽下降。北大数学学院号称是中国第一。我认为这十年来的全国数学界学风不好，与北大数学学院某些人的作风有密切关系，他们带了一个很坏的头。我公开批评他们，是希望他们改正，希望引起大陆数学界的反思，希望引起中国有关领导的重视。

戴：北大数学学院的学术腐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丘：北大数学学院有些教授的精力不用在学术上或培养学生上，而是四处钻营，搞关系，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谋求个人、小团体的私利。有的人三分之一时间在国外“走穴”，捞取金钱和荣誉，三分之一时间用于国内拉关系，评政协委员、院士、博导以及评奖、评基金，钻进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它学术权力机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用于本校的“政治”，哪还有时间去做学问、教学生？

教授不务正业，学生学业水平跟着下降。哈佛数学系招了一名北大的“高材生”，该生作为北大尖子生代表，曾被选派赴上海向诺贝尔奖得主汇报成绩，三位北大教授填写在各栏的推荐意见亦是前5％的“最优秀”，来到哈佛后却跟不上其它同学而被劝退学。还有个北大学生，来哈佛后才发现基础不够好，现经过勤奋学习，已可望成才。这说明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的推荐无法保证学生质量。数年前，一个北大数学学院毕业的一位博士写信给我，想来哈佛教书。北大有些人把他吹捧得很厉害，说他二十一岁就拿博士，是个天才，后来听说北大提升他当教授。但我发现他的博士论文是数学界早已熟知的结果，论文水平只相当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没有推荐他。

•教授不务正业 不辨学生好坏

对一些真正优秀的学生，北大数学学院的教授们却不知道用心培养。一九九五年，北大数学院一位王姓同学申请来哈佛大学读博士，我在北京进行面试，印象不错。但在一次会议上，北大的二十几位教授表示不知道这个学生，北大数学学院的张恭庆院士认为王同学质量不理想，劝我不要录取。以后王同学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后到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说明他确实优秀，只不过得不到北大某些教授的赏识。后来我遇到王同学，他告诉我，当初没能成为我的学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这说明，北大数学学院许多教授不教课或很少教课，因此既不认识学生，更不了解学生情况。我们知道，北大等中国名牌大学每年把全中国最优秀的中学生搜罗到自己学校，但学生进校以后却没有认真培养，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这对国家、家长或学生，都是极不负责的行为。

戴：这仅仅是个别例子，还是普遍现象？

丘：这是普遍趋势，不是个别特例。我有很多资料。另外，北大数学学院一些人还利用他们在中国教育、学术界把持的权力，在评定院士、奖项、参加学术会议、发放研究经费等方面，排挤、打击其它大学的优秀学者。二○○二年北京举行国际数学家大会，被北大数学学院某些人把持的中国数学会推荐我的学生田做一小时大会报告，推荐六个做四十五分钟报告，大部分是北京的。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是海内外中国学者中流形几何做得最好的（哈佛数学系一致通过邀请朱教授来校访问半年。事实上，从这五年的工作来看，朱熹平的工作比那位做一小时报告的田重要），南京大学程崇庆的研究亦非常出色，皆未获得邀请。但就数学方面，属于中科院系统的中国科技大学也一直没有得到教育部的重视。华罗庚的弟子、中科大数学系教授某某是一位优秀数学家，长期评不上院士，就跟某些人从中作怪有关。

戴：在北大数学学院今年（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召开的“批判”你的大会上，一位教授说你批评北大，是因为“中央批准”北大成立“国际数学中心”，却没有批准你支持的中科院成立类似数学中心的申请，是这样吗？

丘：当然不是。早在一九九五年，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希望我帮助科学院筹建一个数学研究所，我答应了。那时中科院的经费比较紧张，我在海外筹到一笔经费，成立了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没有想到北大数学学院的某些人却因此对我极度不满。他们认为我筹到的经费不应全给中科院，北大方面亦要分一份。这怎幺行呢？这笔钱一分开，什幺事也办不成了。后来在香港开会，北大校长陈佳洱又向我抱怨此事。我说我是照美国人的作法办事，不能说哈佛筹来的钱，MIT亦要分一杯羹。北大从头到尾都未跟我谈办所的事，捐到钱之后才说他们本来就想跟科学院合作，这怎幺说得通？如果北大确实需要钱，我可以另想办法。从此北大数学学院的一些人就对我极为不满。我认为，无论是帮科学院还是帮哪所大学，都是在帮助中国发展学术，有什么区别？

一九九八年，我筹办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经费亦是我个人筹来的。北大数学学院的一些人先是要求由他们以及被他们把持的中国数学会主持会议。我觉得，举办这个大会是为了给华人数学家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让国内数学家了解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数学发展。而他们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世界数学发展的了解，很难全面照顾到数学的各个领域，因此我不同意他们单独主持这个大会，应当由海内外出色的数学家和数学会合办。他们不同意。于是北大数学学院的几位教授三次向中央上书，要求取消召开这个大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他们的上书批示说，这个国际学术大会还是要召开，各方面要“协商解决”。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筹备会上，北大一位院士居然指责我“像希特勒迫害犹太人那样”迫害“中国的数学家”，真不知从何说起。

•内斗不断 一心控制数学界

我批评北大数学学院，并不是反对北大。一九九八年北大数学学院请我做他们数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北大的名誉教授，我都答应了。但是，现在的北大数学学院被个别几个人控制，造成上上下下不好的风气。他们从来就没有征求过我任何意见，也不告诉我他们院里发生过任何事情。他们旨在利用我在国际上的声誉。这几个人一心想要控制中国数学界。为此他们以北大为平台，甚至不择手段，造成国内数学界混乱，内斗不断。我无意卷入，只想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尽些力而已。

学术界应当是清白的。我批评这几个人，批评他们给中国学术界造成不良影响。他们感到我的批评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了威胁，于是说我仇视北大，将矛盾扩大激化，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其实，十多年前他们还在我的讨论班上学习，我也很照顾他们。我还帮助过许多北大的学者，培养、提拔了北大的很多优秀毕业生。说我歧视、仇视北大是没有道理的。

戴：田某原是您的学生，在您的大力培养、提拔下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后来还当上中科院院士。您为何要点名批评他呢？

丘： 田于一九八四年来美留学，当时我在圣地亚哥加大，那时他学习很勤奋。我喜欢这种学生，就刻意培养他。每周有三个晚上，我在家里专门辅导他，甚至把我一些尚未发表的想法告诉他。可以说，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比对我的儿子还要多。他毕业后，我为他写推荐信，帮助他获得美国Waterman和Veblen两个奖，成为MIT正教授,希望他日后能为中国数学发展出力。以后，他大概认为自己已经名成利就，不再认真研究学术，精力用于四处钻营，学术水平自然急遽下降。他与北大数学学院的个别人等互相利用，不随正途去取得名利，为国内外学者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田的学术道德也很成问题。早在一九八六年年底，哈佛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就给我写信，反映田的论文抄袭了他在学术会议上所做学术报告的内容。该教授提及他四月在Columbia讲时田在座。而后田文章里并未有何新方法，结果也未有所突破。并告诫我若田只将在Columbia听到他讲的方法改头换面据为己有，则事关业务道德，不容坐视。田竭力否认此事。我当时不知事情真相，觉得他有才华，应该给年轻人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没有细究此事。后来，纽约州大石溪分校数学系教授A给我来信谈到他与田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田与A合作一个问题，A把整个问题解决的想法告诉田后，田只提了一个小问题后表示完全同意整个想法。田其时与另一位教授V也在合作同一问题，然而田并未向A透露一丝口风。过些时候，A惊讶地发现田与V的文章发布在预印本网站，想法几乎完全是A曾告诉田的，文章里却完全没有提到这是A的想法。Santa Cruz加大数学系一位教授也来信说田不恰当地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位教授从1986年开始研究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间无阻碍性的问题，同年他在MPI公布了预印本。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田的来信说他也独立地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一九九二年该教授访问普林斯顿时遇到N博士。N博士提到田在写那篇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间之前，就知道了这位教授所发表的预印本，N 亲眼看到田在哈佛研读过这个预印本。

我后来亦发现，田把我告诉他的一些没有发表的观念、想法和思想放在他自己的论文里而不指出它们的来源。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都指控田，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

另外，四、五年前，一个中国年轻学者告诉我，他访问田前有个很好的想法，要写一篇论文，田硬要在文章里署名，他不愿意。田威胁说，如不这样，以后美国大学考虑他的tenure（永久职位）时，田就要写一份不好的“推荐信”，那他就得不到tenure。

戴：美国教授指控田抄袭，为何不诉诸法律或其它正式途径提出指控？

丘：一般来说，学术界以和为贵。同时，打官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法官或陪审团也不会懂得里面这幺多名堂。田的这种做法，不是一字不变地照抄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而是将他人未正式发表的一些观念和方法放在自己的文章里，据为己有。有学术道德的学者，应在论文中指出原创者的贡献。但田不这样，好象他就是原创者。数学界对这种作法，对这种人，很少去打官司，只是私下相互通报，让大家今后小心、警惕这种人就行了。

田的主要精力没用在研究上，学术水平急遽下降，近十来年没有取得重要成果，已有的成果中亦发现存在不少相当严重的错误。田离国际一流数学家还差得很远。即使在微分几何分支领域――几何分析，在中青年学者队伍中他也只能排在十几名以后。他在MIT和普林斯顿两所美国大学任全职教授，却被北大说成是国内学者，推举为中科院院士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来他又变成北大以“百万年薪”引进的“外国学者”。他每年必须在美国工作九个月，而照中国教育部规定，引进的外国学者每年必须至少在国内工作六个月以上，这不是在有意误导中央领导和公众吗？

戴：北大最近说，田在北大的津贴是按实际工作时间按月发放，月津 贴数额只相当于田海外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丘：北大又在混淆事实。田在美国的年薪大约是二十万美元，这是九个月的薪水，每月两万多美元。北大至少发放六个月津贴，就是四万多美元，再加上中央发的十万美元，加起来不是超过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了吗？这还不包括田得到的房子等其它好处。田还在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好几所中国大学兼职，拿几个单位的大量科研经费。他在北大要了一套房子，可能象征性地付一点钱，又到南京大学要了一套房子。南大一位院士教授报怨说，由于田占了南大的房子，他没有得到应得的房子。

戴：这些问题，您过去与田交换过意见吗？

丘：我多次告诫他，为人治学不能搞腐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该要的钱不能要，我在浙大数学所、晨兴数学中心就不收分文报酬。我至少五次通过e- mail提醒他这个问题，但他根本不听，反说我荒唐可笑。他说这是对方给他的合法报酬，又不是贪污受贿，中国的贪官一拿就是几亿，我拿这点钱算什幺？有的大陆留学生居然说，中国这幺多钱，共产党的钱，不拿白不拿，田拿得太少，还应该拿得更多。

田夫妇在美国的年薪应当有数十万元以上,即使美国也是相当高的收入。他为何还要去大陆不择手段地赚取这幺多的钱和利益？大陆研究生的月收入只不过数百元人民币，田在中国拿的钱就可以养活北大数学院全部研究生。拿这种钱，扪问过自己的良心吗？田的所作所为对国内科研风气造成很坏影响，给青年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田是我的学生，我培养、提拔了他，使他成名，对此我感到很痛心，也应为他今日的做法负责任。不少中国学者、留学生跟着他学，也到中国去获取不应当得到的薪水。田可以这样做，他们为何不可以？据我所知，至少有数十名美国华人学者有类似田的作法，尽管他们拿钱的金额没有田那幺多。

•学术界的腐败 不易被揭露

我完全支持中国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例如清华引起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期智，他确实是世界第一流学者。另外，姚期智是放弃了美国教职之后被引进国内的。田的学问与姚教授相差甚远，却即要保留美国的正式教职，又要“当作”被引进人才，跑回大陆获取金钱和荣誉。

戴：您公开批评田以后，他如何响应？

丘：他没有公开响应。但网络上出现了三百多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匿名文章，其中有些文章肯定与他有关，因为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私事，只有田一个人知道。这又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这些文章完全是造谣污蔑，甚至涉及到我的双亲。例如有篇文章说，我强迫田和我的其它学生照料我母亲，陪我母亲聊天。哪有这种事？当时我哥哥在普林斯顿生病，我有时找一些朋友陪母亲聊天，但从未找过我的学生。

戴：我认为，学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国家的津贴、经费、房子等，他们攫取的是老百姓缴纳的税金。中国教育体制与美国不同，中国大学几乎全部归教育部管辖，教育、科研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照理说，学校、科研机构花费的是民众缴纳的税金，亦应接受民众监督。但中国却没有这类监督机构或机制，媒体监督作用亦很小，而且受权力部门的约束。相对而言，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倒比较容易被发现，学术腐败打着研究科学、发展学术、引进人才之类冠冕堂皇招牌，反而不易发现。即使被揭露，有关机构和人士亦很难受到惩处，因此对整个社会的危害更烈。

丘教授，我还有个问题。北大数学学院某些人与田在引进外国人才上作弊，田个人当然得到许多好处，但北大自己又得到什幺好处？

丘：北大当然得到很多好处。举个例子，北大凭借所谓的“引进田回国工作”，跟中央要一亿六千万元在未名湖边盖一个两万平方公尺的数学中心，这是不是好处？后来听说这笔钱减为不到一亿，亦是很大一笔数目。北大数学院号称要引进两千名数学家。事实上，全世界没有哪个数学研究所能招来这幺多数学家，哪怕加上短期的访问学者。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夸大他们的能力来得到更多的好处。

中国学术教育界被一小撮不学无术或二、三流水平的人把持大权，吹捧学术不端的二流学者，排斥真正有学问的正直学者，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学术水平、学风和国际声誉急遽下降。

戴：中国数学期刊的水平如何？有没有达到国际公认一流水平的期刊？

丘：没有。中国的数学杂志，在海外几乎无人订阅，就是因为学术水平跟不上。

戴：从总体来看，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在世界各国中能排到第几名？

丘：大概能排到第十四、十五名吧。不要说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甚至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瑞典，以色列，瑞士的数学水平都超过中国。在华罗庚、苏步青那个年代，中国数学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接近，有的领域处于一流水平。

戴：您根据什么做出这种判断呢？

丘：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平。

戴：这确实出人意料之外。打倒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空前提高，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吸引了无数青少年对数学的向往，华罗庚、陈景润成为青少年学生崇拜的偶像。政府提出科（学）教（育）兴国的战略方针，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数学无需仪器设备，只要买些书籍刊物即可。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又产生了这幺多博士、教授、博导、院士，哪知道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进反退。丘教授，您认为造成大陆学术界学风浮躁、腐败的原因是什么？

丘：我想首先与文革对中国人道德的破坏有很大关系。从一九七○年代末华罗庚先生邀请我去大陆讲学开始，我与大陆数学界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学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正常，华罗庚、苏步青、王元等数学家不仅学术造诣深厚，学风也非常正派，对自身要求很严，道德水准勘称楷模。他们身上还保留了许多优秀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文革中和文革后培养的一些青年人，道德品质急遽下降，他们只相信个人利益至上。

•社会道德低落影响学风

另外，中国主管教育的个别官员，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以面子为重。喜欢以表面化的数字作标准。比如说：大学生、研究生人数增加了多少，人才引进了多少，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了多少本着作等等成为评审高校和教授的主要指标。这些都助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剽窃、抄袭、拉关系走后门等现象屡禁不绝，似乎还愈演愈烈。

戴：您觉得海外学术界有哪些好的办法值得中国借鉴？

丘：美国大学选拔人才的制度比较公正。哈佛大学从外面招教授，要发函征求全世界该领域几乎所有一流学者的意见，同时学校组成由校长、院长、三名外校教授、三名本校外系教授和本系教授组成遴选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之后才做出决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仅由本校甚至本系少数几个人黑箱操作，秘密决定。前不久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进行整改，邀请世界一流科学家对该所的学术研究进行客观的评鉴，我也参加了，效果很好。

戴：中国那么多大学、研究机构，不可能都邀请外国一流专家进行评鉴吧？

丘：只要中国的重点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邀请外国一流科学家，特别是非华裔科学家（华裔人士容易受人事关系影响）参加学术成果的评鉴，就可能推动全国学术评鉴制度的改善。

戴：杨振宁先生说，中国的大学办得非常成功，中国大学生的基础知识比美国大学生更扎实，学习也更努力更用功。似乎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

丘：杨先生接触到的美国一流大学的大学生可能与我见到的不一样。

戴：前不久，您对一家海外中文报纸记者表示，您现在回中国要用美国护照，以防不测。以您在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和声望，这样做是否有点过于担心？

丘：中国政府一直都对我很好，教育部也很尊重我。但下面一些小人就很难说，特别是我的批评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们什幺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不得不加倍提防。我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做生意，他公司里有个人工作做得不好，还贪污，我的朋友只好把他解雇。哪知道那个人跑去公安局告黑状，造谣污蔑。我的朋友从香港坐飞机到上海，在机场被公安抓起来，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人保释出来。

我批评北大某些人的学风不好，学术腐败，他们就召开大会“批判”我。一些小人甚至在会上以肮脏的语言对我造谣污蔑。文革结束有三十年了，北大再次举办这种批斗会，发生学生批斗老师事件，公开谩骂侮辱一位做学问的人，学校也不干预，令人痛心。像这样公开召开大会来谩骂一个学者的大学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戴：丘教授，您觉得您的批评会产生多大效果？

丘：我不知道会有多少效果。也许会使有些人、有些机构搞腐败时收敛一些。前不久国内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对我说：丘教授，您提出这些批评意见，我们都很赞成，而且我们掌握的腐败事例比您说的还要多得多，但我认为您的批评没有用，因为您单枪匹马与一大批既得利益团体对抗，何异“以卵击石”？您对抗不过他们。另一位中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也告诉我：丘教授，您说得很对，我们也想帮忙，但现在很难，您还是忍一忍吧。我问要忍多久，他说二、三十年。我现在五十多岁，二、三十年以后，我早就不会参与任何这类活动了。学术界的重要领导都认为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二、三十年，中国的学术还有何希望？

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中央很重视对科研、教育的投资，这当然很要紧。但还必须大力纠正学术界存在的严重腐败，否则投入再多的钱也出不了多少成果。如果学术界的恶劣风气得不到根本扭转，不能形成一个比较公正的竞争环境，就留不住人才。真正有才华的学者跑到国外，留学生学成以后不愿回国，这样下去，中国能成为一个科学强国吗？我很怀疑。

•丘成桐小档案一九四九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就读香港沙田小学、培正中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大学主修数学，三年修完全部课程，进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师从微分几何大师陈省身。一九七八年攻破几何学上的难题──"卡比拉猜想"；一九八二年，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一九八七年，获美国科学界最高奖──美国国家科学奖；一九九四年，获瑞士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空白而设立的七年评一次的克雷福特奖。

现为哈佛大学数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数学讲座教授兼数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数学中心主任、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主任，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浙江大学名誉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名誉博士、台湾大学名誉博士。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

丘成桐教授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被国际数学界公认为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