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谈学论术4. 好奇心才是认知的源头

前面简单介绍了“认知-学问-学术-科学”的长链条，算是为本系列做了个铺垫，也提出了一些新见，不过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要把它们说透了，就得追根寻源，回到认知领域的头号因素“认知需要”那里，澄清了这个源头后，再从它出发，一步步深入到认识论、存在论、逻辑学的领域。也因此，要是前面的帖子没看明白，各位无需担心，浅人接下来慢慢解释就是了。

其实吧，不光是认知领域。按照俺老汉描述的“人性逻辑”，无论哪个领域，要想找到人生在世的谜底，都得把“需要”当成了第一概念，因为只有抓住了人们为啥想做这做那的“动机”，才能解释他们怎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人生”。像前面区分科学与学术，就是从需要着眼的：科学只以认知需要为动机，非科学的学术另外还有非认知的需要掺和进来，于是就把价值中立的事情说清楚了。

大致说来，人生在世的所有需要，可以分成五种基本的类型：道德、认知、实利、信仰、炫美——排名以汉语拼音为序，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其中，认知需要的与众不同处，就是作为心理上的动机源头，促使人们从事各种认知的行为——俗话或曰“了解那啥啥是咋回事”，文言又叫“认识世界”。

需要是怎么变成动机的呢？原因在于，它无一例外，都是人的“存在”出现“缺失”的时候形成的：身体里少了水分，你就会觉得饥渴，于是产生需要，推动你去喝水，弥补水分的缺失。同样道理，心灵里少了知识，你也会觉得困惑，于是产生需要，推动你去求知，弥补知识的缺失。

话说到这份上，各位大概就猜到了：文绉绉的“认知需要”，原来说的是人人都有的“好奇心”或“求知欲”啊。你还别说，这回真蒙对了，只“需要”补充一点：在认知需要中，另外还有个“好明心”或“求晰欲”，起的作用不同。

有人不明白了：这俩词很别扭嘛，从没听说过。是啊，别说你了，浅人也没听说过，只是前不久批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成就了俺老汉的另一个原创。可惜脑子不怎么好使，想不出不别扭的词来，只好用它们将就一下了。既然有点别扭，现在就按下不表，先来看看不别扭的好奇心是怎么回事。

求知欲可以说是最原初也最根本的认知需要了，主要作用是推动人们“认知”各种“存在（在）”的东西“是”怎样的，“有”哪些特征。也因此，一个人的好奇心越强烈，就越是想知道这知道那，也就越会把本来有限的时间精力放在这方面，从而见证了人性逻辑的一条真理：“需要”决定着“人生”，有怎样的“需要”，就有怎样的“人生”。

正因为在认知领域最原初也最根本，哲人们早就盯上它了。《墨子·经上》说：“虑，求也”，《墨子·经说上》解释说：“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却已经把有“困惑”意思的“虑”当成了人们追求知识的一种动念。

亚里士多德说得就更细了。他的代表作《形而上学》，开篇一点不高大上，反倒相当接地气，头一句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把“求知的意欲”（不是“理性的能力”）提升到“人性”的高度来考察，等于认可了刚才说的人性逻辑。

接下来大师又说了，尽管许多聪明人发明了各种技艺，供人们实用和娱乐，但像哲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知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世俗的快乐为目的”，总是出现在人们有闲暇的地方，因为“哲理思索来自惊诧好奇。……困惑惊诧的人总认为自己无知；既然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摆脱无知，人们研究科学，也就只是为了知识，没有实用的目的了。”

大概觉得这样说有点抽象，他还举了个例：“人们总是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后，才去追求科学。所以，我们追求知识，不是为了其他利益。就像我们把一个只为自己存在，不为别人存在的人叫作‘自由人’一样，我们也把这样的知识当成唯一的‘自由科学’来追求，因为它只为自己存在。”

看得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也是从需要入手的，甚至还自发区分了鄙人说的两类不同需要：聪明人发明实用和娱乐的技艺，既出于求知欲，也会诉诸实利和炫美的非认知考虑，才能为人们提供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

尤其值得歌颂的是，谈到哲学和数学的时候，老先生还人情味十足，宣称人们只有吃饱喝好玩够了，闲着发慌没事干，才会想到搞科研。唯二的遗憾是，第一，这样说明显和咱们的名言唱反调，居然鼓吹“饱暖思舒服，闲了搞科研”。第二，这样说尽管符合古希腊许多人搞科研的实际，尤其符合亚里士多德自己搞科研的实际，却不怎么符合今天许多人搞科研的实际——其中不幸也包括浅人。

不过，虽然把吃饱了撑的当基础，该哲学家并没有主张“食色性也”的“吃饭哲学”，而是更看重“求知性也”的“心灵哲学”，甚至还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认为求知的动机既然是摆脱无知的困惑，像哲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就不应当夹杂实用和娱乐的目的，必须是一门心思“为知识而知识”。

这样子看，这个说法已经潜含着“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定位了，并且还归结到“好奇”的“人性”那里：既然人们是为了免于无知的束缚，才形成求知欲的，他们去认知的时候，就不应当拈花惹草，把非认知的需要引进来，而必须感情专一，仅仅把“知识”当成了唯一的目的。

也因此，要是亚里士多德一以贯之地说下去，没有说着说着突然跑了调，今天也就没鄙人啥事了，因为他已经主张，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要把非认知的需要括起来，纯粹基于好奇心，得出来的成果才算“科学”。既然基本的意思到了，按照学术上的规范，这个理念的发明权就得归他。

但有两点对他老人家很不幸，却让俺老汉很走运。头一点是：他只是在《形而上学》的开头处顺口那么一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不见提起，更没有想到从反面强化一下论证，让它延伸到天荒地老：假如不把所有的非认知需要统统清除出去，学术研究就难以保住科学的身份。对于学术上的立论来说，这种反面的强化论证很重要；缺少了它，结论也许就不是彻底或普遍的了。

第二点更要命了：他接着主张“第一哲学（第一科学）”研究“存在”的时候，虽然撇开了实用和炫美的需要，却又引进了信仰的需要，于是立马让“第一科学”转型成了“神学”，后来还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让它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竟然研究起全能的上帝，不朽的灵魂，和因果关联是死对头的自由意志去了，结果变得莫名其妙，无可理喻。

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就连韦伯后来想纠正这类错误，都没有提到亚里士多德的精辟说法，只好笼而统之地鼓吹“价值中立”，既没有看到事情的要害在于如何对待“非认知”的价值，又同样没有将这个宝贵的理念坚持到底，反倒还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被亚里士多德发明的“神学”带到逻辑理性的沟里了。

从这里看，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既不自觉，又不彻底，就是个严重的缺陷了，不然不会连亚里士多德也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由于他主要是基于个人的体验谈论求知的人性，没有从学理上自觉地追究普遍的根源，结果只是剔除了实利和炫美的考虑，没想到还有个信仰的因素躲在那里，最后一不留神，成了失足老年。

俺老汉正是汲取了这类教训，才在搞学术研究的时候，一方面从学理上自觉追究事情的普遍性根源（没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懒得操心了），另一方面又坚持将自己的理念一根筋地贯彻到底，不让它半途而废。讨论了求晰欲后会发现，这两点实际上也是理性逻辑的内在诉求。

话说到这份上，“谈学论术”终于能贡献两点干货了：第一，你想让学术研究维系科学的身份，就要把所有的非认知需要悬置起来，保持价值中立。第二，你不想让学术研究错失了原创的机会，就要做到既自觉又彻底，拒绝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