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读〈楚辞〉》读出的疑团
其实，胡适在学术研究中，不仅仅有抢夺自己学生的功劳之嫌疑。1922年8月，胡适写成《读〈楚辞〉》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写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胡适写道：“《史记》本来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很明显，胡适把自己当成了对屈原身份质疑的第一人。
但实际上，最早怀疑屈原身份的人是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字季平，1852—1932)。根据谢无量1923年出版的《楚词新论》，
“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楚词新解》给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第二件，拿经学的眼光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他那经学上的主见，以为《诗经》本是天学，所讲都是天上的事。自然《楚辞》也是一样，所以有那些远游出世的思想，和关于天神鬼魂的文词，也是适用《诗经》应有的法度。……第三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史记》‘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转引自：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
实际上，廖平的《楚词新解》作于1906年，当时并未出版。在出版于1914年的《经学四变记》中，廖平说：“《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之天。”1915年，廖平的《楚词讲义》出版。在这本书中，廖平说：“《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楚辞》“最不可解者，莫过词意重犯。”“《屈原列传》多驳文，不可通，后人删补。”1918年，廖平完成《五变记》，观点又有发展，说“《诗》如仙家之婴儿炼魄，神去神留，不能白日飞升，脱此躯壳，《诗》故专言梦境，鱼鸟上下。《内经》、《灵枢》、《素问》、《山海经》、《列子》、《庄子》、《楚辞》古赋、《游仙诗》各书，以为之传。(当引各书以注《诗》。)”廖平的学生黄镕为之作注说：“《楚辞》意义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之命。史公本《渔父》、《怀沙》二篇为《屈原列传》，后人因以《楚辞》归之屈原，误矣！”
所以说，早在胡适的《读〈楚辞〉》之前，廖平就已经就“屈原是谁？”这个问题首先发问过了，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理论。
胡适的《读〈楚辞〉》“改定”于1922年8月28日，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一期上 (1922年9月3日出版)。但胡适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日记里，现在整理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胡适暗示他的这个观点(怀疑屈原的存在)形成于1921年(民国十年)6月。由於1921年恰恰是胡适与廖平的学生吴虞频频接触之际，而廖平的《六译馆丛书》(含《楚词讲义》)也在这一年出版，因此，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就是，胡适关于屈原的观点是自己在读《楚辞》时独立自主地得到的呢，还是来自廖平？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几乎已经不大可能得到直接的答案，但是，间接的线索却很多。
作者：lllpppcn 回复日期：2005-10-28 07:44:22
怀着浓厚的兴趣等着继续看
作者：胡学博士 回复日期：2005-10-29 08:15:29
(1) 神秘失踪的日记
根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胡适在1921年4月27日(星期三)和5月5日(星期四)的日记中分别记有“晚间为思永们的读书会讲演《诗经的研究》，约两小时”，“为思永们谈‘中国上古史的史料问题’”。(227页和244页)。在此之后，再就没有关于“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的记载。(胡适在这年5-6月间几乎天天记日记，仅缺5月22日一天)。胡适的几种年谱，如耿云志的《胡适年谱》，曹伯言、季维龙的《胡适年谱》，对1921年6月的那个读书会和讲演均无记载，而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中，胡颂平只是根据胡适的《读〈楚辞〉》，在1921年6月间加注一条：“是月，先生在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上讲演关于楚辞的意见。(见‘读楚辞’，文存二集)”。因此，这个读书会究竟开没开，什么时候开的，到今天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其次，1922年9月19日，也就是在那个莫名其妙的“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的十五个月之后，胡适“补记”了1921年6月20日的日记：
“这一天的《日记》，因为有一篇《楚辞》的讲演，被我抽出修改付印在《读书杂志》的第一期上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故将印出的本子附在这里。十一，九，十九，胡适。”(326页)。
胡适一生根据日记改写文章的例子很多，他早期发表的文章大多都是根据他的《留学日记》整理出来的。但“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例子几乎没有。由於胡适说这篇日记是在“后来记在日记里”的，因此可以肯定这个讲演是在6月20日之前。现在看来，这个讲演没有记载，这篇日记又不翼而飞，难免让人心中疑窦丛生。
第三，胡适在1921年6月21日的日记中，先写了“与二哥、思聪、思永同去图书馆参观”，然后写中午“到西车站吃饭”，再写“下午，孙伏园来谈。”接下来，就有“补作昨日日记”这六个字。然后又说：“晚到梦麟家，我与他及孟和三人公饯毕善功先生。毕先生带来英国教育家R.F.Scott拟的英国辅助中国教育发展计划书，要我们讨论。……故今晚讨论此事。”关于英国这个计划的记载在日记中长约千字。
这个“补作昨日日记”六字十分让人费解，它即可以解释为胡适在6月20日作有日记，而6月21日在此六字后面的文字是“增补”昨天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胡适6月20日的日记是胡适在6月21日“补作”的，而关于英国庚款计划的讨论发生在6月21日。(曹伯言、季维龙在《胡适年谱》中认为，讨论英国计划发生在6月21日，见该书201页)。由於胡适写日记用的不是活页日记本，因此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胡适就必须预留空白纸张，或先“补作昨日日记”，再写6月21日的日记。在日记本中预留空白纸张似乎不大合理，而根据《读〈楚辞〉》，关于《楚辞》的文字是“后来记在日记里”的，因此胡适似乎没有必要非把这篇文字在21日“补记”为6月20日。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则在6月20日晚，胡适又是饯行，又是讨论英国计划，时间必然非常紧张，紧张得连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都没有记下，那么，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先整理关于《楚辞》的讲演，而把讨论庚款计划的问题留到第二天再记呢？总之，关于那篇6月20日的日记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内容到底是什么，都让人感到疑虑重重。
作者：胡学博士 回复日期：2005-10-31 03:07:38
(2) 突兀的《楚辞》研究
通观《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写日记(他称之为札记)的习惯始于1910年留美之后，1917年回国后中断了大约两年，从1919年7月10日起“又想作杂记了”。(第三册3页)。但胡适的这段日记只作了大约40天，然后就断断续续地用日程表来顶替。从1921年4月27日起，胡适又决心写日记，他说：“我这三四年来，也不知被我的懒笔断送了多少很可能有结果的思想，也不知被他损失了多少可以供将来的人做参考资料的事实。……这是我重做札记的缘起。”(第三册225页)。在此之后，胡适确实坚持作了很长时间的日记，并且都非常详细。但在，从现有的出版物来看，如果不算1921年6月20日那篇“原稿割裂不能收回”的日记，胡适在1921年4月27日到1922年8月26日这一年零四个月期间的日记中，没有一次提到过“屈原”或“《楚辞》”。在1922年8月27日的日记中，胡适突然写道：“为《读书杂志》改作去年《读〈楚辞〉》日记一篇。”(774页)。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胡适一般都要把自己的讲演在不同场合和地点重复好几次，比如他的《诗经的研究》讲演不仅在“思永们的读书会”上作了，而且在燕京大学等地都作了。另外，胡适对自己的一得之见通常非常珍惜，总会在日记中多次探讨。他为什么独独对《楚辞》如此吝惜笔墨呢？
另外，在1921年6月前后，胡适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浒》和《红楼梦》的考证上，同时还修编《章实斋年谱》，因此很难想象他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研究起《楚辞》。比如，从6月1日到13日，胡适连续写作、修改了长达一万二千余字的《〈水浒传〉后考》，其间还曾准备到保定讲演“《文法的研究法》、《诗经的研究》、《新诗的运动》、《科学的人生观》、《中学教育与中学学生》、《思想革新的几个条件》”(6月3日)、研究《永乐大典》，13日“买得仪征汪廷儒编的《广陵思古编》二十九卷”，其中关于焦循的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6月16日，胡适作了那篇著名的《〈吴虞文录〉序》，17日，胡适“译杜威《哲学改造》三页”，“买得杨钟羲编的《八旗文经》六十卷”，考证《红楼梦》，作诗《死者》；18日，“出城访陆仲安医士，为江子隽婶问病状”；19日，因“忽得一怪梦”而研究《论语》中“天下”。(《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第290-326页)。在6月20日之后，胡适在日记中也无片言只字谈到《楚辞》。因此，那篇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的“《读〈楚辞〉》日记一篇”到底是否曾经存在，就更值得怀疑。
作者：wangcunfu 回复日期：2005-11-3 01:29:59
山西作家韩石山有句名言：“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
作者：wangcunfu 回复日期：2005-11-5 00:18:11
河南作家陈鲁民说：
山西作家韩石山对鲁迅和胡适有一个评价：“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鲁迅的骨头硬，脾气大，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大家都承认；可鲁迅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天下一流。而“读胡适长学问”，也很容易给人误会。似乎胡适这个人，学问是没的说，要不然，怎么会挂上３６个博士牌子；可就是骨头太软，没有脾气，不敢抗争，只会妥协，是个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过去一直就是这么宣传，大伙也就一直这么认定。现在看来，其实未必，胡适真发起脾气来，丝毫不亚于鲁迅。
作者：英雄落墨 回复日期：2005-11-5 00:25:49
已阅，请鲁迅同志就此主持召开一次讨论大会。各科室的同志要积极参与，不发言的，扣掉本月奖金。
作者：胡学博士 回复日期：2005-11-5 07:28:58
(3) 荒唐古怪的“作伪有理”理论
1922年8月18日，胡适因为与沈兼士讨论《诗经》而“引起了我整理《诗经》的旧志愿”，第二天他“决计做下去，以后每星期至少做一篇的注和序，作为我百忙中的一种正当消遣。全书暂名为‘胡适试做的《诗经新解》’，至迟两年可成。”(第三册765页)。但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23日，胡适突然在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连日整治《诗经》，颇有味。今日注《芣苢》篇，见姚际恒《诗经通论》引丰坊伪《诗》传说此诗为儿童斗草的诗，我忽大悟丰坊必是有意推翻汉宋旧诗序的人，因为‘积重难返’，故不能不借重子贡、申培两个古人来做大帽子。我们但见他作伪，而不原谅他作伪的苦心，就一笔抹煞他的书，未免太武断了。我家中竟无此二书，明日当借来细读；如此意不谬，当替他申冤。”(第三册770页，着重号原有──引者注)。
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只要目的“合理”，作伪也就合理。24日，胡适没有在日记中提及《诗经》，25、26两日说“作《周南、召南说》。而到了27日，胡适冷不丁地“为《读书杂志》改作去年《读〈楚辞〉》日记一篇。”28、29、30日，胡适的日记也没有提到作《诗经新解》。到了31日，我们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借《诗经新解》作消遣，不意才写《召南》第一首的第一字，即碰着‘维’字。此字在《葛覃》篇‘维叶萋萋’，我不曾注他。今天忽念此字究竟作何解，乃检三百篇《诗》，竟得一百多个‘维’字，大都是不易解的。我费了半日工夫，还寻不出什么头绪来。古人读书，不讲古文法，故能胡乱读下去。虽极谨慎的汉学家，也实在不曾懂得《诗经》。古书真不易读！”(第三册780页)。
也就是说，《读〈楚辞〉》是胡适在整理《诗经》无法继续下去的情况下作的，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有了“作伪”的心理准备。
作者：wangcunfu 回复日期：2005-11-9 01:25:22
山西学者谢泳
读一点胡适
胡适这个人的价值，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多为持平之论。
作者：胡学博士 回复日期：2005-11-10 10:38:28
(4) 胡适的观点是否来自廖平？
在胡适的文章中，《读〈楚辞〉》算比较简短的一篇。文章讨论了四个问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胡适在质疑“屈原是谁”时，只是从《史记》中挑出了几个地方来说明“《史记》本来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这实际上就是廖平在《楚词新解》中所说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全篇文义都不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胡适在《读〈楚辞〉》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楚辞》是什么”，也只是要说明“《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这也与《五变记》中黄镕的阐述(“《楚辞》意义重复，非一人之著述，……史公本《渔父》、《怀沙》二篇为《屈原列传》，后人因以《楚辞》归之屈原，误矣！”)如出一辙。《读〈楚辞〉》的后两个问题都不很重要，篇幅也不到全文的四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一生以汉学为本，但却在这部分大骂“汉儒”，说他们“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总之，从文章的内容来分析，胡适的《读〈楚辞〉》明显受廖平的影响。
现在，不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看看胡适是否曾接触过廖平的著作。首先，胡适对国内出版市场极为关注(见1918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归国杂感》)。因此，以胡适嗅觉之灵敏，决没有对廖平漠然无知的可能，因为廖平并非等闲民间陋儒。他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其“托古改制”、“疑古辨伪”等学术思想曾对康有为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就有剽窃廖平《辟刘篇》的嫌疑。梁启超就说：“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另外，廖平很有一些有名的弟子，如，吴虞、谢无量、黄镕、蒙文通、杜刚伯等人。在1922年以前，胡适与吴虞和谢无量都较熟。
其次，从1921年5月起，胡适就与吴虞过从甚密。胡适曾记载吴虞在5月13日送给他“《费氏遗书》三种”。在此之后，胡适安排了《吴虞文录》的出版，并为之作序，吴虞还曾多次到胡适家中拜访。1921年6月17日，曾经宣布“从不回访”的胡适，还破天荒地“去看吴又陵先生(西老胡同21)，谈了一会。”(《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21页)。因此，不能排除胡适在与吴虞的交谈中获知廖平学术观点的可能。
当然，仅有可能性是不能够说服人的，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根据《吴虞日记》记载，“北京教授及日本书肆均重廖季平著述”(1921年7月13日，上册613页)，“陈希虞来信，……言廖季丈《一变至五变记》及其他各大著，已交陈岳安寄京”(1921年8月14日，上册625页)，“过胡适之。……廖季平书，带有数部寄亚东发售”(1921年9月15日，上册635-636页)。
因此可以断定，至迟到1921年9月，胡适是肯定看到过廖平的《五变记》的。这样一来，胡适在1922年8月说“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其目的就是要抹杀前人的研究。仅此一条，就违背了一个学者的最基本的学术道德。
作者：sandssong 回复日期：2005-11-10 16:30:48
此胡非彼胡
作者：wangcunfu 回复日期：2005-11-11 01:08:47
看来确实应该“读一点胡适”，“长一长学问”，否则就会“错过胡适一百年”。
作者：胡学博士 回复日期：2005-11-11 09:30:30
(5) 胡适研究过《楚辞》的什么？
但是，胡适的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胡适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对《楚辞》进行过什么研究，《读〈楚辞〉》是他一生中关于屈原或《楚辞》的唯一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后，胡适的观点连续受到了陆侃如、梁启超、曹聚仁、谢无量等人的批评，但胡适一直没有对这些批评进行公开答辩。这说明，胡适质疑屈原存在的观点的提出并不是慎重的，而是仓促、草率的，并且在这个观点受到批判之后，马上就将之放弃。另外，谢无量公开揭示出了廖平早于胡适质疑屈原的身份，也可能是使胡适不敢恋战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在《读〈楚辞〉》发表之前，胡适一定以为这是什么“惊人的发现”，於是一面掩盖廖平的研究，一面制造了一篇后来无影无踪的日记，以把自己的“发现”优先权提前了一年多，恰好在吴虞将“廖季平书”亲手交给胡适之前。
其实，胡适在《读〈楚辞〉》中从《史记》挑出的几个毛病，前人早就知道。徐子明就说，胡适说“‘孝文之后为景帝，而司马迁亦不能知孝昭的谥法。’骤然一看，好像这是他的心得。其实不过袭梁玉绳、徐孚远的成语。按史记本未撰完，而后人如褚少孙等随意增改者亦不一，但与屈原之存在何干。”(徐子明：《胡祸丛谈》141页)。另外，徐子明还指出，“据博士说：‘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一部分的作者’(屈原人格的忽有忽无全靠博士一时的兴会)。但这话极其可笑。因博士所列的二十五篇包括《招魂》《大招》。那知道这两篇本来相传是宋玉、景差所做，并不在二十五篇之内。而屈原的作品当中有所谓《九歌》，《九歌》共有十一篇。所以离骚(一)九歌(十一)天问(一)九章(九)远游(一)卜居(一)渔父(一)合起来才有二十五篇。(出处同上，144页)。
也就是说，胡适连《楚辞》中的《九歌》共有几篇都没有搞明白，就大谈《楚辞》，可见他是匆忙上阵，连枪都忘记了擦。
也许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胡适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胡适如果在撒谎，他的绩溪晚辈“洪熙、思永们” 很可能知道实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在面对晚辈时岂不会感到脸红？但考虑到胡适在1918年剽窃钱玄同关于“‘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的思想，把它改造成“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9年，胡适把傅斯年的“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发展成清儒考据方法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同年，胡适把毛子水的“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改造成“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我们就不难看出一个发展的线路。
另一个解释就是，胡适确曾给“洪熙、思永们”讲过《楚辞》，但讲的内容很可能是关于“《楚辞》的注家”和“《楚辞》的文学价值”。在互联网上，有一篇署名胡成业的文章，《胡适与章衣萍》，其中说：“1921年，在北大的绩溪学生章衣萍[即“洪熙”──引者注]、章铁民和胡适的侄子胡思永等组织读书会，胡适挤出时间给他们演讲，笔者见到记录的有4月和6月两次，分别讲了《诗经的研究》和《楚辞》的意见，对章衣萍等绩溪学子关怀备至，对他们的成长和成名起着很大的作用。”这篇文章是否曾正式发表，不得而知。但即使该文作者真的看到了相关“记录”，它也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胡适当时讲的关于《楚辞》的意见到底是否包括质疑屈原身份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