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问冯胜平

1983年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刚创立的中国民联，下面有一个杂志《中国之春》。冯胜平成了这个最多时拥有数千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着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心中鼓荡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呼号。那时的冯胜平风头甚健，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专访，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他从1991年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为成功。“也真巧，我离开华尔街十天之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9·11’。”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么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么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为什么参加民运，又为什么淡出民运？

冯胜平应声而答：我之所以参加民运，现在反思，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都是在运动文化中长大的，从小就熟悉了中共搞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到“大跃进”“四清”“文革”，尤其是“文革”爆发以后，大运动中套小运动，没完没了，我们或多或少参加过。厌倦了才到海外来，没想到陷入另外一个误区：以为可以用运动的方式，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当时我们民运积极分子将民运看得非常崇高啊，认定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要来完成！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这句话据说何新在国内很欣赏，还写进了他的微博。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加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冯胜平说：老民联的人，基本上他都认识，他们到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这个初衷。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老民联战友对他最近的文章都很认同。

民运喊出激进口号，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人人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指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冯胜平展示了他们当时模仿美国FBI的传单制作的英文“邓小平通缉令”，邓的罪名是“谋杀”，通缉令上还警告：此人“有武器而且危险”。他们复印了几千份，到处张贴散发——这当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狂怒而已。

为什么离开民运？冯胜平回答：首要的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对民运有了反思。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民运的思路错了。

冯胜平介绍：20多年来，我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对我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余英时与芦笛。余英时是1988年到普林斯顿任教的，我写博士论文时，请他、林培瑞和黎安友三位教授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写完论文，但1989年之后，与他有了很多来往，他从为人到学问，全面影响了我。2006年之后，又认识了旅居英国的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们两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谈起对民运的看法，冯胜平念了一段他去年写的文字：

「民国（民主中国）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后阶段。民国的拥护者以普世价值为基础，宪政民主为目标，从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可惜的是，他们的理想太超前，远离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今天的自由派，恰如上世纪40年代末被西方视为“第三种力量”并加以扶植的民主人士，是一群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根在西方，政治上先天不足，经济上缺乏独立，喜欢抱在一起取暖，又常常被自己的崇高所感动。由于对话语权的控制，他们经常陷入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民意。他们熟读西方经典，忽视中国现实。他们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却忘了考察两位先生生长的土壤。他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希望的公平不是他们设想的起点的公平，而是打土豪后终点的公平；中国老百姓理解的正义也不是他们热衷的程序正义，而是造反有理的道德正义。自由派最不愿意承认的是：在权利和金钱之间，中国人宁愿选择金钱；在腐败与道德之间，人性本能趋向腐败；在奴役（太平犬）与自由（乱世人）之间，人民无疑会选择奴役。」

他说，至于海外民运，更走向极端：抢占道德制高点，主张以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动“茉莉花革命”，不顾革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人主张：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举止失措；有人更为极端，主张为了人类的和平安宁，为了孩子为了母亲，中共这个血腥帝国必须分裂。所有这些话，不禁使人想起拿破仑的一句话：“政治上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干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这里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把中共推翻，就算有，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推翻之后谁来收拾残局？他们有能力收拾局面吗？如果有，靠什么？如果没有，怎么办？“也许我是错的：没有中共的中国，会比中共领导的中国好。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赌注，谁也赌不起。”

冯胜平说，我很早就参加、并长期关注民运，眼看着民运从几千人，扩展到三万人，到缩小到几百人，分裂成几十个组织，有至少四个总统、一个皇帝，几十个主席。不是热衷于“清理阶级队伍”“抓特务”，就是为新移民服务办政治庇护赚钱。其中也有比较专业和敬业的：每个星期五在家里开“总统记者招待会”，眼下已经开了251次了。

海外民运的使命，除了启蒙，就是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提供一个小型的“试验场”。但迄今为止，这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那么，我们与其鼓动在13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再做一次民主的大试验，不如好好研究一下海外民运这几百几千人的试验走到哪儿了？民运中，人人在指认人人是特务，魏京生说徐文利是特务，徐文利说王军涛是特务，王军涛又说„„“幸亏他们没有政治保卫局和8341部队啊，要有的话，海外民运的‘肃反’一定是很血腥的！不用共产党来杀，自己早就杀光了！”

冯胜平说：“如果要我总结民运，就是一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这样的经历和见闻，让冯胜平确信，民运这条路，不是中国未来应该走的路。他之所以在致习近平的信中提出“党内民主”的建议，某种程度上是对民运失望的结果。“我们那一代人卷入民运所持的斗争哲学，是受到共产党教育，又是受到包括方励之等人影响的结果。方先生有个很重要的说法：民主不是赐予的。当时的我，深信这是像万有引力一样不容置疑的定理。后来经过很多反思，尤其是认识芦笛之后，才认识到这种说法站不住。妥协是比斗争更重要的、更基本的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人太懂斗争，太不懂妥协了。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之间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同样，被迫害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中国的政治迫害，斗争的结果，只是翻了一个个儿，取得了胜利之后又去迫害别人。”

《调查》记者问：不少人认为，民主力量的激进，是被中共逼出来的。你刚才也说，民运刚开始并没有想推翻中共，是到“六四”镇压之后才转为激进。

冯胜平说，民主力量转为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示了妥协退让啊，中国人的“斗争哲学”却导致只要中共一退让，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

他讲起从台湾来的洪哲胜对他的启发：

洪哲胜来美国已45年了。当时他们成立台湾革命党——就是后来搞民进党的那帮人，密谋刺杀蒋经国。洪哲胜是革命党的总书记，彭明敏是秘书长一类。蒋经国1985年提出考虑开放党禁的设想，洪哲胜他们很快就解散了革命党。这就给了蒋经国非常良性的反馈！昨天要推翻你，要暗杀你，今天可以主动解散以暴力为基础的台湾革命党，这就鼓励了蒋经国后来做出开放党禁的决策。相反，大陆人士的民运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是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共专制，民运说你必须改革；中共改革，民运说你必须立宪；中共立宪，民运说你必须下台；现在中共还没有下台，民运已经在讨论如何清算了。每当中共有所退让，民运就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永远不会满足！

冯胜平说，搞民主法治，必须双方有共识。如果在朝的人想的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打江山、坐江山”，“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在野的一方，想的是“将相宁有种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这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思路的延续，无非披上了维权与维稳的现代外衣而已。

台湾民进党在圆山饭店吃饭，突然宣布组党，向一党专政发难。当局怎么办？是否取缔、镇压、抓人？蒋经国考虑了三天，最后说了三个字：“算了吧”。

旁边的人提醒他，这样下去国民党是要下台的，他讲了那句深思熟虑的名言：“天下没有永久的执政党”。

这段经过，已经永载史册。冯胜平听阮铭介绍过，蒋经国这个认识，不是闭门自己悟出的。在这三天之中和三天之前，民进党、国民党有过大量私下的、良性的互动。而在后来台湾政权易手时，国军真正是“国”军，不再是党军。台湾的转型尽管有议会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也有街头抗争，但没有动用枪炮坦克，基本上是和平的。

《调查》记者问：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起初挑战体制的力量是理性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但是只要社会积怨甚多，卷入者一多，规模一大，激进者就总是占上风，排挤掉相对理性的人。法国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无不如此。

冯胜平不假思索：你讲的是革命运动的情况。我刚才讲的恰恰就是要避免革命运动！韩寒写过《论革命》说，他要做一棵墙头草——逆向的墙头草，哪边强，我就倒向弱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支持弱者，才能实现平衡，使得不会赢者通吃。“写的不错，但太天真，没有真正经历过、真正认识革命。革命来临之际，哪能容你选这边那边？革命就像‘571工程纪要’所说的就是绞肉机，你选哪一边，最后都变成同一形式出来。”

冯胜平旁征博引：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说过，有人问他，“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活过来了。”别人又问：“再来一次呢？”回答更简单：“run（跑）！”

吴法宪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人问他，“文革你跟着林彪后不后悔？”他说，“不后悔。在那个时代，跟谁都一样。跟刘少奇，1966年就完了；跟林彪，1971年就完了；跟江青呢？1976年也还是完了。真正的革命来了，个人哪有选择？”

《调查》记者再问：就算民主挑战者与老的专制者之间，可以通过互动博弈，彼此做出一定承诺，减少实现民主的阻力。但是民主力量一旦执政之后，如果民意强烈要求他们清算专制者呢？——通过议会、通过媒体、通过社会团体，强烈发出这种要求，不就让民主执政者陷于两难境地了吗：是遵守与老的专制者之间的承诺，从而违背民意？还是作为民主践行者，遵从民意，却背信毁弃与老的专制者的协议？

冯胜平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我，又讲起台湾的例证：蒋经国选李登辉为接班人——李登辉是介乎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的人物，可以说他骨子里就是民进党。蒋经国当时完全有条件选一个国民党的铁杆自己人接班，李登辉就不可能有机会掌权。但蒋经国不仅选了他，自己在开放党禁之后也采取过一些举措，可以说，不光容忍了民进党，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意无意地扶植了民进党。李登辉执政12年期间，又进一步延续了这一思路。所以当2000年民进党上台时，台湾社会的伤痕已经抚平了很多，社会抗争的能量已经被释放了相当大一部分，到国民党下台，不至于再惊人爆发。“这非常需要政治智慧啊：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欠了多大的债，积累多大仇恨，一旦要其还债，不可能是不充满血腥。但是最后呢，没有用血来还，而是用国家赔偿的方式，对‘2•28’受害者包括死者遗属、对多年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做了偿还。”（每个‘2•28’遇难者赔偿六百万新台币。）

不懈探索中国民主之路

冯胜平在近两年来参加的许多研讨会上都不假辞色地批评民运，激起过好几场波澜。记者提起这一点，冯胜平解释说：因为我在民运中干的年头太久了，人头太熟了，跟胡平、王军涛他们，彼此非常了解，我批评他们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争论问题么，他们也不会往心里去。有时我对一些人还摆摆“老资格”：我搞民运时，你还在搞共运呢！对方也不会见怪。他们对我说话也没有顾忌，王军涛有一次就在我家里指着我说：你冯胜平是“三个自绝”——先自绝于党，然后自绝于民运，后来跟着芦笛也批评中国人，自绝于人民！

《调查》记者问冯胜平：你认为“党内民主”是最可行的思路，除了跟民运相比，还跟其它思路比较过吗？此前你还有过哪些尝试？

冯胜平回答：我曾设想过其它的途径。例如，几年前想过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用国共两党的力量，来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国民党是百年老党，中共也有90年，恩恩怨怨近一个世纪，有过两次合作。如果由这两个党形成两党政治，似乎比较现成、简捷。当时与一些朋友讨论过，也开过几次会，后来发现不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参与大陆政治的兴趣，两次国共合作，最后都翻脸告终，令他们失去了中国大陆，同时岛内政党政治的现实是它也受到民进党严重的牵制，弄不好连台湾也丢失。从中共这一边来看，也绝不愿意与老对手来分享政权。

冯胜平还考虑过促成国内反对派力量与当局互动。“刘晓波、张祖桦我很早就认识，谈过多次，我也考虑推动国内的维权人士与中共合作，实现宪政。但我很快也发现，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从其总体思路而言，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是维权人士，出来就是民运人士，甚至比民运还要激进。他们与我过去一样，太执着于斗争，也过于迷信西方政治制度，以为只要结束一党专政，普及普世价值，中国就能实现民主。恰恰是我们这些在海外搞过民运又退出民运的人，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切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