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6、中国篇

礼・人伦・男女之防

师法自然，放任无为的道家色彩虽是中国思想的一大主流，但中国社会里讲求规范的另一主流最後终于凌驾道家之上，而成为正统，这就是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公元前2世纪发皇，它强调道家所反对的一切―包括仪式、祭典、行政控制、法律、阶级、权威主义等由人制定的社会法则。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识形态，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就好象中国宇宙观中的阴阳交互作用，道家是直观的、柔性的“阴”，而儒家则是刚性的、不妥协的“阳”。直到公元12世纪，中国人仍对这两者兼容并蓄，在私人生活上以道家的法则为依归，同时认为儒家的礼法相当适合社会与国家的需要。

儒家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关系密切而有条不紊的家庭，一个家族中的成员，不管是过去、现在与未来，就像道家的创造观一样，是生生不息，同时存在的，一个人只是他祖先与子孙间的一个环节而已。“孝道”不仅是对自己父亲还包括对无数列祖列宗的职责，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福祉，是整个家族未来幸福之所系。所谓“不孝有三，无後为大”,一个人必须使他得自祖先的血脉绵延不绝地传递下去。但这个“後”指的是儿子，女人的地位是卑下的，连孔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传统的观念里，女人似乎只是生育男孩、传递香火的必要工具而已。

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儒家这种重视子嗣的想法产生了如下奇怪的结果，一个极端严谨的哲学体系以最宽容的尺度来看性活动。在“无後”的压力下，为了生出健康的儿子，一般人在私下乃采用源自道家的“房中术”。

道家的“房中术”虽含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亦有实质上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人密如蛛网的家族观念中的一根活线，与“无後为大”、一夫多妻制、人口中的性别与阶级比例等是相因相成的。

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尺度”和世界其他社会也不太一样，而且延续的时间也较长。所罗门王的妻妾如云，他属下大多数的国民只要拥有其中的一个女人可能就会觉得是无上的幸运，这对中国农民来说也是一样的。但中国在农民与贵族之间有相当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的家庭意识非常浓厚，一般中产阶级的家庭，妻妾数目大约在3到12名之间，有的则多至30名以上，道家房中术里“夜御十女”的说法似乎有实际上的需要。

在礼制之下，每一位妻妾各有其权利与义务，丈夫对每一位妻妾的职责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情感与性方面。有一本书（有人说是“礼记”上就规定，即使是妾已年老色衰，但若尚未满50岁，丈夫仍应每5日与她行房一次。在闺房中若有所偏袒，以致妻妾失和，常被视为败家的征兆，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一个男人必先能“齐家”，然後在担任公职上才能受到信任。

在“诗经”这本古书里，虽有很多歌咏男女自由恋爱的诗歌，但礼仪既备之後，婚姻即需“媒妁之言”（明媒正娶）、要娶一个妻子就象现代要买房子一样，“中间人”（媒妁，男方的代理人）需先验明对方（女方）是否足严谨守礼法的处女，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缺陷，父毋做人如何，这笔“交易”有没有法律或社会上的麻烦，特别是男女双方有无血缘上的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可以扯得很远，只要双方同一个“姓”，就注定无法结合，有没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如生辰八字不合），及双方的聘金嫁妆是否合适等。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在缔亲之後，由新郎正式前往岳家迎娶，新郎将礼物（包括一只鹅）呈献给岳父母，然後带着新娘子回家，当天晚上举行婚宴，宴请宾客，新郎与新娘入洞房行周公之礼。

通常，在一次婚礼中和新郎结合的不仅是新娘（元配）,可能还有新娘的妹妹或者婢女，这些陪嫁的女人就成为她丈夫的妾。这不仅可以为丈夫节省时间和金钱，同时也使新娘在面对一个新世界时不会感到孤单。新娘子在过门後就完全属于夫家——一个有父母、兄弟、姊妹、叔伯、婶嫂的大家族，他们有他们的家规与门风。在洞房花烛夜後的第二天早上，新娘才有机会认识这一大堆亲戚，然後到祖祠里，由夫家将她介绍给列祖列宗们。两天归宁，回到娘家向父母辞行，因为她以後可能永远再见不到她的父母。

新娘在入门後，需经过三个月的考验才能确立她的元配地位。丈夫有权利休妻——通常以不孕或得了不治之症为理由，但实际上，休妻的情形并不常见，这部份是因为它会触怒女方的家族，部份是因为被休弃的妻子会将她陪嫁时跟来的女人一起带走。

但不管东西方的结婚礼俗有多少不同，中国丈夫仍可发现他们和同一时代的希伯来、希腊、罗马丈夫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特别是对“什么是好妻子”的看法，一个好妻子并不需要特别聪明或者漂亮，中国汉朝一位知名的女学者班昭在她所著“女诫”一书上说：女有四行，一是妇德，二是妇言，三是妇容，四是妇功。所谓“妇德”，并不是才智优越，而是幽闲贞静，规矩礼貌。所谓“妇言”，并不是说要辩才好．而是未经考虑的话绝不轻易出日，平时也绝不有一句恶言。所调“妇容”，不必颜色美丽，而是一身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所附“妇功”，不必工巧过人，而是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酒斋食，以奉宾客。

这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好妻子”的条件，也是中国“女教”的重要内容。班昭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女学者，但绝非一个女权主义者，象很多儒家一样，她的“理论基础”也含有道家的宇宙观。她说：“阴阳殊性，男女易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先有了这个“阴阳”的基本前提，然後再引入儒家的伦理观：“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夫，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男尊女卑的现象，跟两方传统社会里的情形没有两样。一般说来，妻妾只有在餐桌和床上才能碰头，谈话的内容也都限于家务。儒家不喜欢女人分享丈夫的兴趣，和罗马人一样，他们亦认为女人参与政治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中国历代都有儒家抱怨因皇帝的後妃干政而使朝纲不振的事例。

儒家亦非常忌讳男女间的肉体接触，儒“以礼为防”,礼记上说“不自授”，也就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意思，男女之间不能直接受付一件东西。即使女人生了病，请医师诊疗，医师亦不能直接触摸到病人的身体。

中国社会，从小就教人注意男女之别，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说法，男女不能到同一个井挑水，不能将衣服挂在一起，总之，男女越少接触越好。但对女人的要求似乎又特别严格，《女论语》上说：“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即使是夫妻之间，也应“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有名的儒者孟子即曾因“礼”的问题而和妻子闹过几次不愉快，一次是孟子走进自己家中，看到妻子在私室里衣服不整，裸露出身体，竟怒而离去。一次是看到妻子两脚张开蹲在地上，气得要将她休掉。

淳于髡曾问孟子一个问题：“嫂嫂落水就要溺毙了，可以伸手去救她吗？”孟子回答说：“当然可以援手而救之，但这是危急场合的权宜之计。”

现代人看这些“男女之防”也许会觉得太过火，但不管怎么过火，跟早期基督教界的“男女之防”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各有千秋，譬如，基督教亦有规定过，一个男人的尸体不可以埋在女人尸体的旁边，除非那具女尸已经腐烂。

儒家要人严守男女之防，尽量避免能勾起情欲的场合或机会，跟基督教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