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为什么要诽谤胡万林？

Why Did "Southern Weekend" Want to Slander Mr. Hu Wanlin?

亦明

【提要】

在1998年的前十周内，《南方周末》两次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匿名记者的长篇“报道”，恶毒攻击诽谤“民间草医”胡万林，其中第一篇题为《胡万林是神不是人？》，它引发全国胡黑的黑胡狂潮；第二篇题为《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其实质就是假借“报道”之名来传播科学纳粹党徒司马南编造的瞎话和谎言，把一个社会盲流的捣乱滋事描写成打假反伪。本文详细分析了第二篇文章结尾部分的七句话、四百余字，指出其中含有八大谎言，同时揭示了这些谎言背后的真相和作者制造这些谎言的动机。最后，本文分析了《南方周末》诽谤胡万林、痛恨所谓“伪科学”的真实原因，并且指出这些原因与这家“自由主义大报”在十二年后构陷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剽袭”和诬蔑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造假”的原因前车后辙、一脉相承。本文是拙著《中国科学纳粹制造的第三起冤案——胡万林行医案》之一章。

【Summary】

In the first 10 weeks of 1998, Southern Weekend, a weekly newspaper based in Guangzhou and certifi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liberal newspaper,” published two lengthy front-page reports by 3 anonymous authors, viciously attacking Mr. Hu Wanl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 who were treating hundreds of patients with terminal diseases or diseases deemed untreatable by regular hospitals. The first report was titled "Is Hu Wanlin God, not Human?” which essentially launched a nation-wide smearing campaign against Mr. Hu in China; the second was titled “Hu Wanlin and Sima Nan Duel on Zhongnan Mountain,” which was used to spread, under the guise of a journalist investigation report, numerous rumors and lies fabricated by Sima Nan, a notorious member of China’s Science Nazi led by Mr. Yu Guangyuan, the tsar of China’s science commun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is article I analyzed the 7 sentences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report, demonstrating that they contained at least eight lies. I also explored the motives of the anonymous authors for their propagation of these lies. Finally, I searched the real reasons for Southern Weekend to slander Mr. Hu at the expenses of its own reputation and creditability and the roots of its malicious hatred toward the so-called "pseudoscience." Apparently for the same reasons, the newspaper launched sudden attacks in 2010 on Dr. Wang Hui, a professor at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Xiao Chuanguo, a professor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looks that the reputation of the "major liberal newspaper" was built on fabrication and defamation. This article is a chapter of my ongoing book "The Third Wrongful Case Deliberately Manufactured by China’s Science Nazi: The Case against Hu Wanlin." The other two cases cooked by China’s Science Nazi were those against farmer Qiu Mandun and worker Wang Hongcheng.

【细目】

一、蒙面枪手打冷枪

二、甘当恶棍传声筒

三、开足马力的造谣机器

1、“出人命了！”

2、“借尸发财”

3、“非法出版物”

4、“搭售《发现黄帝内经》”

5、“刘权寿是胡的合伙人”

6、“胡万林还涉嫌重婚罪”

7、“胡万林在逃”

8、“其生母现年84岁”

四、仇恨的根源

五、参考文献

在中国的平面媒体中，《南方周末》绝对称得上是一面旗帜，上面书写着自由、民主、公正、道义这些金光闪闪的大字。不容否认，这家报纸确曾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文章，用中国科学纳粹斗犬司马南的话说就是，“《南方周末》从一个地方小报，一下子变成了全国性报纸……硬是杀出来了。”【1, pp.146-147】而《南方周末》“杀”的对象之一就是“伪科学”——这是南方报业的老总范以锦亲口说的话：

“在中国报业上来说，《南方周末》比较早地开始高举批判伪科学的旗帜。如反对‘法轮功’，《南方周末》是较早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2】

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以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为头子的中国科学纳粹是踩着法轮功的尸骨在世纪末得以“成势”的，但他们公开点法轮功的名却比《南方周末》晚了好几个节气；把法轮功当作主攻目标，他们更是比《南方周末》晚了大约一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周末》是中国科学纳粹的先行者和领路人；他们对中国科学纳粹也确实是一路提携、眷顾有加。这是司马南后来的感恩戴德：

“我当年写成反伪气功的书，到处去找出版社，没有一家给我出，《南方周末》连载了十万字，我至今感谢《南方周报》雪中送炭。我那时并没名气，人家就这样支持我，说明是我的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嘛。”【3, pp.257-258】

也就是因为拥有相同的“理性”，在科学纳粹的“反伪”斗争中，《南方周末》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那一边。而具体到司马南对柯云路的多年死缠烂斗，《南方周末》更是对这个自认的“胡同串子”【4】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例如，1995年夏天，司马南擅自闯进柯云路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捣乱滋事，其目的就是要挑起事端；而为了让他如愿以偿，《南方周末》将一篇在京城小报上发表过的旧文改头换面，在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以醒目的《柯云路司马南狭路相逢》为题重新发表。【5】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一书的出版，民间草医胡万林成为新闻人物。早已食髓知味的司马南和他的小兄弟李力研马上着手攒书，要以“揭露”柯云路的“超级谎言”为名第N次大赚一笔。出乎他们意外的是，《南方周末》却另辟蹊径，决定通过黑胡来黑柯，即先把胡万林打成罪犯，然后追击柯云路的“共同犯罪”之责。【6】《南方周末》的这一策略，马上被司马南采纳，他故伎重演，跑到胡万林行医的陕西终南山医院挑起“西安事件”，导致该医院被西安警方查封。而《南方周末》则再次发表头版头条文章，把司马南的地痞无赖行径、流氓歹徒招术说成是“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

那么，《南方周末》到底是怎么黑胡万林的呢？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柯云路？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两个关键问题。

一、蒙面枪手打冷枪

在司马南、李力研为揭批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而攒写的《太乙宫黑幕》中，有这样一段话：

“柯云路把胡万林吹得神乎其神，无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南方周末》也派人专门作了‘破译’，1998年1月23日刊在头版头条，兹将全文照转《南方周末》文章，标题叫做：胡万林是神不是人？文：姜古迪。”【7, p.51】

在《太乙宫黑幕》这本书中，司马南总共盗用了数十篇胡黑媒体的黑胡报道——盗用的字数比他自己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还要多，由此可知这个“反伪斗士”之鲜廉寡耻，以及他“反伪”的真实动机和目的——就是捞钱。【8】而《胡万林是神不是人？》就是那些被盗文章中的第一篇。那么，它都说了些什么呢？这是它的开篇：

“西安城南30公里外的长安县太乙宫镇，1997年冬天，一下子比往年热闹了，成百上千操南腔北调的各色人物，慕名到此，追寻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胡万林。

“不用号脉、听诊器、X光透视，用不着作CT、尿检、血检，肉眼就能看出一个人有啥病，而且，啥病都能看，啥病都能治。这人能耐不小。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决定也去‘瞧瞧’。”【9】

简言之，在1997年的最后三周，这个“姜古迪”总共到终南山医院“瞧”了三次，而他的所谓“瞧”，并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而且还像所有的“反伪斗士”一样，用他的“理性”去思考——也就是预设目的，然后戴着有色眼镜专门搜寻自己认为能够用来“打（假）”、“反（伪）”的材料。而科学纳粹的所谓“理性”，实际上就是于光远为他们制定的第一条帮规：“眼见未必为实”。这条帮规虽然听上去不错，但其实质却是“你们一定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而要坚决相信我的嘴巴”。也就是因为如此，火眼金睛的姜古仁“瞧”出了胡万林没有行医执照这个问题；“瞧”出了终南山医院“属于政府清理的对象”这个问题；“瞧”出了胡万林的年龄这个问题；“瞧”出了支持胡万林的北京301医院保健处的孟宪臣“不是主任”这个问题；“瞧”出了另一个支持胡万林的西北林学院张仰渠教授“不是国务院学部委员”这个问题——连“终南山医院开设近两个月来，已有十多名病人死亡”这样的消息都被他“了解”到了。“姜古迪”唯一“不瞧”或“瞧不见”的问题就是“胡万林到底治好了多少病人”。显然，这个对一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名“反伪斗士”来说一钱不值。同样，中国科学纳粹后来黑胡、灭胡的着眼点、切入点、用力点也都是姜古仁“瞧”出来的那些问题，而坚决无视胡万林治疗的成功病例。也就是说，假如《南方周末》当时拥有科学纳粹那么大的能量和权力的话，仅凭姜古仁的这篇文章，他们就能够把胡万林打入死牢，把柯云路关入大狱，而不必等什么“西安事件”、“商丘事变”。

“自由派头牌大报”的头版头条

《南方周末》1998年1月23日发表头版头条文章《胡万林是神不是人？》，开中国黑媒体及科学纳粹追杀胡万林之先河，其主观恶意在文章的标题中就已经充分显现。而他们之所以会对自己的恶意不加掩饰，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以为被黑对象是一个草根贱民，对他们这份威震全国的“大报”无能为力。（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科学纳粹的命根子

“眼见不一定为实”不仅是中国科学纳粹“反伪”的理论基础，它也是全世界科学纳粹的命根子，其实质就是要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是相信科学纳粹的嘴巴。也就是因为如此，中国的科学纳粹几十年来一直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和场合来孜孜不倦地宣传这一邪恶“命题”。而这一“命题”之所以是邪恶的，第一在于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最可靠——虽然不是绝对可靠——的感觉器官的可靠性；第二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因为科学实验的结果主要是通过眼睛观察来获得的；第三在于它把做出“可靠判断”的权力统统地交给了科学纳粹的“理性”。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于光远一伙口口声声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他们的眼中、心中、脑中，根本就没有真理，也没有标准，所有的一切全都根据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来决定。上图显示，2004年底，也就是在 “一举粉碎”法轮功的五年之后，由于光远的狗腿子申振钰一手控制的中国科学纳粹帮刊《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发表下流漫画，嘲笑“眼见为实”这一古训。四年后，申振钰在中国科邪教教刊《科学世界》上继续宣扬“眼见不一定为实”这一“命题”。除了申振钰之外，中国科学纳粹、方舟科邪教主要成员龚育之、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都曾专门撰文宣传这个“邪恶命题”。【10】

那么，这个“姜古迪”到底是谁呢？据于光远的跟班、掌柜、打手、马仔、狗腿子申振钰后来透露，它是“西安‘司马南’李国华”的一个马甲。【11】那么，李国华为什么要和胡万林过不去呢？这是申振钰透露出来的信息：

“就在郭周礼自鸣得意之时，陕西出了一个倔强的老头，人称‘陕西司马南’，离休干部，原《体育世界》杂志社老记者李国华，他就盯住了郭周礼。从1985年开始，就对郭周礼篡夺《气功与体育》杂志领导权，自封社长、主编及其相继成立的‘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东方气功研究所’、‘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中国体育气功服务队’以及‘大兴善寺气功门诊部’、‘终南山医院’等非法气功组织进行调查、取证、揭露、举报。坚持十五六年与‘郭记’气功诈骗腐败团伙进行斗争，为国分忧，为民除害，无愧于一个老战士、老记者的良知、责任和义务。”【12】

也就是说，就像中国科学纳粹之所以要跟胡万林过不去是因为他们痛恨柯云路一样，李国华之所以非要搞死胡万林不可，是因为他痛恨郭周礼——胡万林不过就是这些“斗士”死缠烂斗的垫脚石和牺牲品。那么，郭周礼又是谁呢？据司马南说，“郭周礼是胡万林的总幕后”。【7, p.115】显然是因为这个缘故，李老“斗士”才会“瞧”出那些足以将胡万林一枪毙命的“问题”，因为只有弄死胡万林，才能伤到郭周礼。

事实是，“西安司马南”的文章不仅引发了那些胡黑媒体（如《三秦都市报》、《华商报》、《成都商报》、《北京青年报》）的黑胡狂潮——申振钰就说它“拉开了揭露‘胡万林妖风’的序幕”【11】——，它还直接导致“北京司马南”铤而走险，直奔“太乙宫”去制造“西安事件”。

原来，按照司马南和李力研的最初打算，他们批柯搂钱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点评”和“圈点”，翻译成白话就是“捧着《发现黄帝内经》胡喷”。显然，这种地痞无赖般的“反伪”方式——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与“老记者”姜古迪的“亲身实践”相比，不仅万分可笑，而且还丧尽先机，因为等他们喷出来的唾沫星子变成了铅字，他们的那些“观点”早就一钱不值了，因此也根本就换不来几两银子。更让司马南心急如焚的是，姜古迪的文章还可能直接导致陕西省政府在二月初做出了一项决定，即派出一个由副省长领队的考察组对胡万林的运动疗法进行全面考察。【13】我曾一再指出，中国反伪帮“反伪”、中国科学纳粹“打假”，其最最基本、也最最常用的招术就是“制疑”，即故意制造疑团，但自己决不——也誓死反对别人——找到并且给出那个“疑团”的真相和答案。【14】所以，他们对于官方的、正式的、科学的检验、实验、考察、调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因为这样的验证一旦得出正面的结果和结论，就会成为他们“打假”、“反伪”的巨大阻力，甚至把他们谋财害命——对，因为阻止胡万林行医，数以万计的绝症患者走投无路，只能坐以待毙——之路彻底堵死。这是司马南自己说的话：

“……他们请医学专家对胡万林的疗效进行鉴定，医学专家嗤之以鼻，说：这也要鉴定，要不要成立一个组织来论证鬼的存在呀？这样的事情还要医学专家来论证，那真是太可笑了。没有一个医学专家来具体论证这件事情，因为根本不需要做。我赞同这种明确的态度。”【15】

你看司马南口中的“医学专家”像不像地痞流氓？

而司马南之所以要炮制 “西安事件”，即他冒充“北京记者”跑到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太乙宫镇胡万林行医的终南山医院故意挑衅，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搅黄陕西省政府的考察鉴定。而为了达到这个邪恶的目的，他就故意招惹胡万林及其病人和病人家属——他后来承认自己当时对胡万林说话“有些生硬，有些不恭敬”【7, p.112】——，结果如愿以偿地招致胡万林的病人对他群起而攻之，于是他按照事前就已写好的脚本跑到西安“有关方面”大告刁状，这不仅导致陕西省对胡万林运动疗法考察的流产，而且还导致西安警方出动了用于平定暴动、叛乱般的警力来查封终南山医院，这相当于胡黑黑胡取得了第一战役的全面胜利——对，让那些千里寻医的病人丧失最后的希望，在科学纳粹看来是“胜利”。而所有这些战果，都源自《南方周末》的那篇头版头条匿名文章。所以说，这份报纸完全无愧于美国《纽约时报》送给它的牌匾：“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China's most influential liberal newspaper）。【16】只不过是，在他们的词典中，“自由”的含义是：“我们可以任意剥夺你的自由的自由。”

二、甘当恶棍传声筒

终南山医院被查封之后刚到“头七”，《南方周末》就又发表了一篇事关胡万林的头版文章，题为《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该文署名“姜古仁”和江平。【17】据申振钰说，“姜古仁”是“西安作者”。【11】显然，“姜古仁”是“姜古迪”的另一件马甲。至于这个“陕西司马南”或“西安司马南”为什么要不时更换马甲蒙面“打假”，以及《南方周末》为什么要反复在头版头条发表匿名作者的造谣、煽动性文章，则无论你怎么猜都不可能过分，因为这些问题的背后不是厚重的黑幕，而是无底的黑洞。

据司马南说，在西安警方查封终南山医院之后，“某个部门”曾下发“重要指示”，严禁报道“此事”。【7, p.125】所以，当《北京青年报》在2月28日发表副题为《目击“天下最后一座医院”终结》的整版文章时，其“目击记”实际上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并且，该文通篇没提司马南，所以，世人并不知道那个捣毁“天下最后一座医院”的最大功臣到底是谁。【18】而恰恰是“姜古仁”的文章，把司马南这项应得的“荣誉”和“功劳”制成了一面硕大无朋的牌匾并且敲锣打鼓般地送给了他。所以，司马南的门客、师爷兼打手，当时正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路云亭说，“《南方周末》头版全幅报道了他的西安之行”。【1, p.105】换句话说就是，即使科学纳粹出巨资雇佣枪手来炒作此时，他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效果也不过如此。

有道是，“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南方周末》的倾情奉献，马上就从科学纳粹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是“四大恶人”之一何祚庥为《太乙宫黑幕》所写的序言的开头四句话：

“这是一篇早在1998年1月15日就撰写的有关作家柯云路发现‘当代华佗’胡万林‘神迹’的文章。曾寄北京的某报。大约是该报过于慎重其事，一直未能刊出。后来在《南方周末》刊出《胡万林是神不是人？》的长篇报道，接着又刊出的《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的爆炸性新闻，我的《36秒钟就能“治愈”一个病人？》的‘计算’，自然也用不着刊出了。”【19】

这是“四大恶人”首恶于光远的狗腿子申振钰在其“反伪正史”——题为《二十年来辨是非——法轮功何以成势》——中给《南方周末》记的大功：

“1998年3月6日，西安作者姜古仁、江平所写的《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又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是《胡万林是神不是人？》文章的姊妹篇。《南方周末》不畏险阻，勇揭‘伪气功大师’老底，不愧为改革开放先锋的广州，用改革精神办报的《南方周末》。”【11】

如果说《胡万林是神不是人？》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的，那么《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产生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持久的，因为它不仅仅向世人报道了胡同串子蓄意制造的“西安事件”，它还顺便制造、传播了关于胡万林的大量谣言和谎言，而这些谣言和谎言又转而造就了中国的一大批胡黑记者。例如，《成都商报》记者张平（笔名“长平”）就是在这篇文章的指引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演变成为一枚铁杆胡黑的。并且，他还效法“陕西司马南”，蒙着“张卡”这个面罩，在龚育之、何祚庥控制的《金秋科苑》杂志上发表了长达十多万字的黑胡专著，《胡万林与中国骗》。【20】很可能是凭借着这个资本，“长平”很快就跳槽到了《南方周末》，并且以东风火箭的速度蹿升为《南方周末》的头面人物，所以连司马南都知道“《南方周末》每每把评论版的核心位置、专门施与给长平，以此引导舆论”这个天大的秘密。【21】只不过是，司马南还没有傻到把所有的秘密都和盘托出，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个被他恭恭敬敬地称呼了26次的“长平先生”，曾经与胡同串子司马南在同一条战壕中与“伪科学”浴血奋战。

此时无声胜有声

2018年12月，我连续在长平的推特帖子下面问他是不是那个胡黑“张卡”、他为什么对胡万林是否治愈了多少病人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流亡国外、无所事事的长平至今没有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

与“长平先生”一样，那个深受于光远宠爱和器重的胡黑记者“文放”（实名刘亚伟），也是被《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这篇文章领上胡黑的道路的，他后来不仅打造出了那个把胡万林送进监狱的关键“医闹”，即商丘市梁园区法院法官付磊，他还写成《黑幕中的胡万林》这本黑胡专著——于光远不仅给该书写了序言，而且还曾专门作文予以推荐。【22】对于一个一文不名的“自由记者”来说，这相当于享受到了“天恩”。只不过是，刘胡黑没有像变成“自由派公知”的张胡黑那么幸运：2006年，也就是在“柯学家”李力研暴死台湾的一年之后，“胡学家”刘亚伟因诈骗罪被判处11年徒刑。【23】你说这些胡黑都是些什么东西？

除了长平和文放这两个胡黑记者之外，另一个为扳倒胡万林立下大功的记者就是《大河报》的李卫华，他黑胡的最大成就就是炮制出了“胡万林治死了人民的好市长”这个重磅新闻。【24, pp.82-107】而他自己承认，在1998年10月开始黑胡之前，他对胡万林的全部知识都来自《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这篇文章。【24, pp.44-45】

胡黑媒体《大河报》

河南的《大河报》虽然是“后进”胡黑媒体，但是，因为它紧紧依靠中国科学纳粹，所以它的黑胡力度最强，劲头最猛，效果也远较老牌胡黑媒体如《南方周末》、《成都商报》、《北京青年报》要高出一筹。上图来自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河报》系列丛书（二）”，《足迹：大河报大事记 1995-2000》，显示他们黑胡的“足迹”。注意右上角那张照片的注释是：“本报记者周斌佯装患者采访胡万林。”也就是说，为了黑胡万林，胡黑记者不惜使用任何下流手段，并且以之为荣。

事实是，上面这三个胡黑记者在黑胡之时所使用的那些招术和路数，几乎全都是从“姜古仁”那里学来的。所以，对这篇文章，我们必须进行详细的分析，看看它的“魅力”和“魔力”——亦即黑媒体黑个人的绝招儿、绝活儿——到底何在。

前有司马南，后有于光远

1998年3月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封面文章是通过传播司马南的谣言和谎言来诽谤胡万林，封内的一篇文章则是中国科学纳粹鼻祖于光远优哉游哉含饴弄孙的“习作”。即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一般读者也很难想象到，在这两篇文章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关系。（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简言之，《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这篇文章大约五千字，其内容几乎就是司马南《太乙宫黑幕》第二章的缩写版、摘要版、精华版，而后者不过就是司马南对着一个幽灵般的“《中国科学报》记者”口沫横飞地大谈“西安事件”而已——对，司马南擅长的攒书方式是用嘴“喷”，而不是用手“写”。换句话说就是，不论是“《中国科学报》记者”还是“《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都是司马南的传声筒、麦克风、录音机。而《南方周末》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明确：虽然在前台谋财害命之人是胡万林，但他的幕后黑手却是柯云路。这是该文的首尾两段话：

“胡万林，作家柯云路用35万字推出的一位‘盖世神医’。‘当代华佗’，无照执业于西安市长安县太乙宫镇终南山医院。”

“终南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气功骗子张小平曾在这里招兵买马，结果兵败西安，‘当代华佗’胡万林又在这里演砸了。至此，柯云路笔下的‘神人大师’、‘当代华佗’已无任何神性可言。”【17】

也就是因为要把枪口对准柯云路，该文专门有一节题为《打你的理由：“反对柯云路”》，这是其中的三段话：

“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让他们写检查，写检讨，交代不清楚，不放他们走’、‘山上1000多名患者吐口唾味淹死他们！’

“‘写了也不能让出去，他就是司马南，专门反对气功的，他写了东西，出去又不这么说了，出去又会乱说，不能放他出去！’一上了些年纪的女人反复揭司马南‘老底’，致使司马南又多挨了几拳。
　　

“‘知道柯云路吗？’一跳窗户进来的小伙子质问司马南，‘知道’，‘为什么反对柯云路？妈的，你反对柯云路。’又是一巴掌。”【17】

而上面这三段话，全都来自《太乙宫黑幕》第二章：

“他们用威胁的话说：‘你签不签？你不签，那好，我们就把你们交给群众，一千多群众，一人一口唾沫，都会淹死你。签不签字？’这种情况下，我就和两位被围困的朋友，签了字。”【7, p.117】

“可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得外面有人讲，打死他，他敢出来，我们就用唾沫淹死他。……

“一位老女人不停揭我的‘老底’，‘不能放了他，他是司马南，是专门反对我们的，现在别听他的！’‘出去以后，他就不这么说了！’

“这位老女人让我多挨了一些拳脚，我却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是事实。知我者，老女人也！今天她的话应验了。”【7, pp.112-113】

“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有一个天津小伙子，操一口天津话，从窗户跳进来。

“他一边用天津话问‘你知道柯云路吗？’

“我说我知道。

“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反对柯云路！’劈劈啪啪又是几下。”【7, p.110】

除了曾在暗中勾结、窜通之外，“西安事变”的局外人“姜古仁”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事变内幕”？所以说，“陕西司马南”的文章就是蘸着“北京司马南”的哈喇子写出来的，他很可能就是那个蒙面的“《中国科学报》记者”。

问题是，既然“陕西司马南”爆的料全部来自“北京司马南”，《南方周末》为什么不让这个胡同串子亲自出台现身说法呢？那岂不更简单、更直截、更有效？尽管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全部答案，但我们却明确地知道答案之一，那就是《南方周末》的虚伪与邪恶本性——在过去几十年间，它一直在本能地、习惯性地冲着世人摆出一副“伟光正”、“理客中”的面孔和pose，同时干着一家媒体所能够干的最肮脏、最卑鄙、最邪恶的勾当。很可能，《纽约时报》看重它的也就是这一点。

三、开足马力的造谣机器

现在当然谁都知道，司马南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东北大白话”——他说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真假参半。换句话说就是，司马南关于自己在终南山挨打的叙述，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注水猪肉。而《南方周末》就是要利用这块臭肉来黑胡万林和柯云路。例如，司马南说了这样一句话：

“围观者中一位穿警服的中年妇女附在司马南耳根对他说：‘你们别反抗，别说话。这些人都是全国各地的，打死你都找不到人。’”【7, p.201】

显然，除了司马南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当时确曾有那么一个“中年妇女”、她确曾穿着一件“警服”、并且确曾对司马南说过“打死你都找不到人”那样的话——更不要提那句话究竟是真是假了。而司马南之所以要一再强调打他的人“穿警服”——甚至说胡万林身后的彪形大汉“着统一绿色军装”【7, p.108】——，就是要把终南山医院构陷成一个“组织”，说它“有政治色彩，有黑社会背景”【25】，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够冒充“北京特派员”逼迫西安警方动手平叛戡乱。而就是根据一个胡同串子信口喷出的不知真假的瞎话，公知赵牧斩钉截铁般地把那些千里寻医的病人及其家属说成是“可怕的‘群众’”。【26】所谓“可怕的‘群众’”，是“文化精英”人士的文雅说法，用胡同串子司马南和他的小兄弟李力研的直白说法，则是“暴徒”，并且是“胡万林暴徒”。【27】

事实是，在挨揍的第二天，司马南曾兴奋异常、手舞足蹈地对着《成都商报》的长平和《北京青年报》的黎宛冰——她后来承认自己“一直对”方舟子的“学术打假行为持支持意见”【28】——滔滔不绝，以致对方不仅表示“很难将眼前的侃侃而谈的司马南及沉默而高大壮实的助手与当时的情景联系起来”，而且再三拒绝司马南要他们与自己同住一家旅馆的邀请。【20, p.83】可是，“《南方周末》记者”姜古仁不仅把司马南的“大白话”照单全收，他实际上还意犹未尽地添油加醋，挽起了袖子亲自操刀制造谣言。这是该文倒数第四到第二段，它们最能反映科学纳粹的反伪招术和伎俩——其核心元件就是造谣：

“日前，警方调查胡万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声泪俱下陈述奇迹的人每天向新来的患者说个不停，而那些无效的、死掉的病人呢？胡执业于终南山100余天来，没有人知道死掉的人有多少，又是怎么处理的。有知情者透露，处理尸体，是胡万林另一创收途径。另据市卫生局医政处介绍，西安医大附属医院和陕西结核病院自元旦起，收治了大量被胡万林治得濒死状态的病人，可怜的是，有的病人不敢说大师一个不字，据说那样心不诚就不灵了。

“记者还了解到，若干不负责任的报道来自于一些既得利益者，郭周礼主编的一本吹捧胡万林的非法出版物，售价39元，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在终南山医院和被褥一起搭售，每天至少500套；那位一会儿以上校处长身份、一会儿以目击者身份、一会儿又以记者身份多角度神化胡万林的刘权寿，正是胡的合伙人，担任终南山医院副院长。

“不仅如此，胡万林还涉嫌重婚罪，归案后将进一步受审。现已初步查明，胡万林1949年12月出生，1970年以前一直务农，1970-1980年在劳改队服刑，1980-1983年回乡，1983年又因杀人案发再次被判刑，后到新疆。其生母杨淑珍现年84岁，健在，胡妻儿、兄弟均在。”【17】

显然，和全体科学纳粹一样，《南方周末》也对胡万林到底治好、救活了多少绝症病人这样的“奇迹”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奇心和兴趣，能够把他们的兴奋点激活的信息就是胡万林到底治没治死病人——用司马南的话说就是，他“只”追查胡万林治死了多少人。【29】而“一位专门报道批判胡的新闻记者”——极可能就是那个以坑蒙拐骗为生的“文放”——说得更清楚：“我们只了解胡万林究竟治死了多少人，至于其它，我们管不着”、“即使他胡万林治100个人100个都治好了，只要治死一个，我们就要追究。”【30】换句话说就是，胡黑们就是要找茬弄死胡万林！也就是因为如此，这伙人打心底不希望胡万林的“运动疗法”有效，也打心底不希望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有救。而上面这7句话、438个字就是用这样的恶意酿制出来的谣言和谎言。

法西斯纳粹与科学纳粹是同卵孪生兄弟

德国法西斯纳粹不仅是种族主义者，而且还是科学主义者，因为他们坦然承认，“纳粹主义就是应用生物学”（Nationalsozialismus ist angewandte Biologie）。纳粹所说的“应用生物学”，就是发源于英国、盛行于美国、在德国发展成种族灭绝的优生学、种族卫生学，后来改头换面，称为“人类遗传学”，它也是三、四十年代欧美最时髦的“现代科学”。也就是因为是所谓“现代科学”的信徒，所以不论是法西斯纳粹还是科学纳粹，他们对待民间医学的态度和政策完全一样，那就是要排斥打击。实际上，他们的逻辑和手段也一模一样：那就是，不论你曾治好了多少病人，只要有一个病人死在你的手中，我就有整死你的理由。而按照捷克“老中医”扬·米科拉谢克 （Jan Mikolášek, 1889-1973）的逻辑，如果他的每百名病人中，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治疗而延长了一个小时的生命，那么他的一生就这个世界延长了四万个小时的生命。（截图来源：捷克电影Šarlatán。）

1、“出人命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胡万林“治死人”是科学纳粹后来攻击胡万林和柯云路的最大借口，也是他们手中握有的能够扼杀这两个人的最最致命的武器，因为他们知道“人命关天”这个道理。也就是因为如此，那个恬不知耻的“万能院士”何祚庥在出手倒胡之初，就指控胡万林“草菅人命”。【19】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个打着“著名科普专家、化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招牌的“四大恶人”之一郭正谊才会扯着公鸭嗓、咧着偏瘫嘴干嚎：“一百一十克砒霜就足够药死七八个武大郎！”【31】而那个自诩“博学”的李力研【32】也跟着郭正谊造谣道：“武大郎就是喝芒硝死的啊。”【3, p.332】

也就是因为要拿死人来搞死胡万林、柯云路这两个大活人，所以科学纳粹们后来极力渲染胡万林病人的死亡数量，从几十到上百再到有鼻子有眼儿的130、146、196、260人。这是“喉舌刊物”《半月谈》上的话：

“据不完全统计，胡万林从1997年5月劳改出狱以来，先后在山西太原的万林医院‘医’死患者20余人，在陕西终南山‘医’死患者146人，在河南商丘‘医’死近30人，而此前胡在新疆长达4年的时间内还‘医’死过多少人已无从考证。”【33】

换言之，胡万林治死一个人的消息能让科学纳粹如同杜工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那样涕泗横流、放歌纵酒；而胡万林治好了数以万计病人的消息则会让他们如丧考妣、痛心疾首、痛不欲生。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伙恶棍才会朝着这个方向猛攻，而他们的灵感，就是来自《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以及他的作者“陕西司马南”。看看这个故事：

“据悉，商丘警方办案人员到终南山侦查时，有一位‘积极协助办案’的退休记者李某提供情况说：‘胡万林在终南山治死了146人’，只是当办案人员进一步追问时，此公交代：‘我也是听说的’。”【34】

还记得“陕西司马南”的真名叫李国华、曾经是个“老记者”吗？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为了弄死胡万林，科学纳粹和胡黑媒体在“胡万林到底治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呶呶不休，生怕事情闹不大、生怕弄不死胡万林。最终，检察机关在调查了一年多之后，只能拿出三个死亡案例，当作给胡万林定罪的证据。且不说胡万林治过的病人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并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规医院无法救治的疑难杂症甚至绝症晚期患者，因此即使胡黑所说全部属实，其死亡率也低得惊人；只说那三个“法定”案例：它们全都是科学纳粹和胡黑媒体、胡黑记者们一手操纵炮制出来的；并且，科学纳粹从来就没能在“科学”上证明那三个人确实是“胡万林治死的”。

事实是，在1998年3月初，“陕西司马南”手中没有丝毫证据能够证明“胡万林治死人了”，所以他才会这样发问：“而那些无效的、死掉的病人呢？”换句话说就是，《南方周末》及其依赖的大牌作者“陕西司马南”当时心里非常明白，那些在胡万林手中“死掉的病人”，并不是被胡万林“治”死的，而是因为这个疗法对那些病人“无效”。换句话说就是，在1998年3月6日，《南方周末》在潜意识中已经承认，到胡万林那里求医的病人大多患有不治之症，导致他们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不是胡万林的“运动疗法”，而是其原有病患。这是《深圳风采》杂志在他们之前发表的报道：

“在问及终南山医院最近是否有治疗失败的例子时，胡万林坦言有5人死亡，但他又解释，这5人在进医院时已病入膏肓，气息奄奄，药力对其起不了作用。这类病人他本可拒收，但虑及他们是抱一线希望到此，让其喝几杯汤药算是了其心愿。胡万林说此话时，明亮的眼神中掠过几许遗憾。”【35】

这是一位死者家属对胡万林及医院说的话：

“作为医生，你们已尽到了责任。我岳母病重体弱，加上多日水米不进，出现虚脱，应属正常死亡。请你们放心，一切后事由我们家属处理。”【36】

对于这样的事实、证词，不论是“陕西司马南”还是“北京司马南”，以及包括于光远何祚庥在内的全体科学纳粹和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所有胡黑媒体及胡黑记者，是永远都不敢正视的——而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内心之阴暗与歹毒。事实是，那位被《大河报》记者打造成被“胡万林治死的好市长”的妻子都承认，其丈夫的不幸去世与“他的体质较弱、患肝病有关”，但那个记者却千方百计地诱导她、甚至可能是逼迫她说出她丈夫之死“（也和喝了胡的中药）肯定有关”这四个字【24, p.172】——真是毫无人性。

2、“借尸发财”

在造谣“胡万林治死人了”的同时，《南方周末》的文章还顺手制造了这样一个谣言：“有知情者透露，处理尸体，是胡万林另一创收途径。”谁都知道，所谓“有知情者透露”，不过就是黑媒体制造黑谣言的最黑也是最常用的伎俩，其实质就是胡同串子司马南的“据说”、网络谣棍方舟子的“某人实名（隐去）报料，这是真的吗？”。【37】而事实是，“陕西司马南”所说的那个“知情者”，恰恰就是“北京司马南”——这是他对着那个“《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的话：

“这是个只见活人进去，不见死人出来的地方。人死在这里，你是不知道去向的。后来我从卫生局了解到，死尸也是胡万林这家医院发财的途径。你想谁家死了人，上哪儿解决尸体运送问题？最后还得他们这里的人来解决。可要他们解决，就又会敲你一笔。……人死了，拉出去，要一万五千元，不死，要八千元，如此之昂贵的运尸费、抢救费，可怜和上当的人是谁，受益的又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吗？”【7, pp.136-137】

看明白科学纳粹造谣的路数了吗？这种技法，我称之为“洗闻”——就像是毒枭到银行“洗钱”一样。而科学纳粹的洗闻机器就是“媒体”，所以我称他们为“黑媒体”。无一例外，中国的黑媒体几乎全部都是在中国实行“新闻报刊产业化”政策之后冒出来的那些市井“小报”，包括《南方周末》在内。【38】而那些胡黑记者，大多都是专门向“小报”卖稿为生、为了把稿子变现不惜任何手段的“自由记者”——所以在二十世纪末民间有“防火防盗防记者”这个说法。【39】实际上，连“谣棍谎王”方舟子和“三联骗子”【40】袁越（网名“土摩托”）都这么说。【41】也就是说，中国科学纳粹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末突然“成势”，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原因，就是黑媒体和黑记者的大量、广泛的存在，他们是科学纳粹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

事实是，科学纳粹头牌恶棍的最大特点就是见钱眼开视财如命，而这个特点，既是他们痛恨胡万林和柯云路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构陷诽谤这两个人的主要思路，因为他们以为这两个人搞“伪科学”就是为了发财，并且，他们还真的发了大财。可是，苦于没有能够证明胡万林发财的证据，他们就拼命给胡万林“算账”——这是被《南方周末》封为“国家机关高级经济师”的司马南运用“小学算术”给胡万林算的账：

“终南山，常住病人1000多，日门诊量400-500，陪同的家属1000多，共居于胡万林的终南山医院，即使按医院的标准每人每天40元，日门诊收费就是2万元，加上1000住院病人×40元＝4万元；14万面锦旗，100元一面，共1400万；院内有饭店，住院交住院费，被褥另交钱，运死尸单收钱（8000元—15000元，见3月14日《东方日报》）。光是挂号，就需要先预约，再办卡，然后才是挂号，许多患者苦苦等多少天过不了这三关。今年2月2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同志用400元买一个‘卡’，都买不到，后我又去用500元价格试图买到，‘住院处’的人说正在赶制，还没做好，一自称是‘病友会’的女人让我隔会儿再找她商量。

“‘终南山医院’开办了大约100天，一共搜刮到可怜的百姓多少钱，有小学算术基础的人都不难算出，唯独柯云路先生在这里失去记忆，并试图用一把‘葡萄干’的细节感动读者。”【7, p.91】

看到“陕西司马南”的谣源是谁了吗？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条谣言造得太过离谱，所以后来的胡黑记者几乎没人敢再“跟进”——但《南方周末》却不信邪。

3、“非法出版物”

姜古仁在其文章中制造的第三个谣言就是说《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一书是“非法出版物”。而他的谣源又是司马南，因为是他曾一再信誓旦旦地说，西安“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的同志鉴定，该书是非法出版物”。【7, p.127, p.239】

其实，谁都知道，所谓“非法出版物”，完全是中国畸形出版制度制造出来的畸形产品；而在当时，连李洪志的《法轮大法》都是“合法出版物”，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一个出版物是否“非法”，与其中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合法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事实是，根据《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的版权页，该书于1997年由中国气功出版贸易有限公司出版、由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出版批号是“陕新出批（1997）字第59号”，编者是郭周礼、李月润、王文长，其中李月润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而按照科学纳粹的说法，郭周礼是一个手眼通天之人，其“后台是别人不敢惹的”【7, p.115】；既然如此，郭周礼（或李月润）弄一个书号岂不易如反掌，他干嘛要铤而走险呢？更何况他早就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

事实是，中央电视台的法制栏目“今日说法”在1999年8月连续播出四期“胡万林系列”节目，其中的《谁成就了“大师”》专门讨论《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这本书，节目主持人张绍刚甚至还特意问坐台嘉宾，即曾经捍卫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人权”的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42】和科学纳粹骨干、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从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来限制媒体、限制书刊”宣传胡万林？但这两个能言善辩之徒自始至终都没敢说那本书是“非法出版物”。【43】由此可知，姜古仁和《南方周末》确实是在造谣。

货真价实的“中医骗子”

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拿的是中医学学位，因此是方舟子口中的“中医骗子”的典型。但是，自从在九十年代初与中国科学纳粹搭上关系之后，袁钟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中医黑。而为了黑死胡万林，他在1998年8月冒充“（西医）医学博士”出台中央电视台的黑胡节目《胡万林系列》，在其中他摇唇鼓舌地批驳已被彻底封口的胡万林。

问题是，姜古仁为什么要造这个谣？答曰：科学纳粹之所以要把这部号称有五十万字的书打成“非法出版物”，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手中和口中的“科学”对这本书所陈述的内容无能为力：既不能对它打假、更不能将之证伪。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法律”手段来个一了百了。问题是，为什么这帮以违法、乱法、践踏法纪立身的科学纳粹【44】会在出版物这个问题上如此“遵纪守法”呢？这是因为，在科学纳粹秘而不宣的逻辑体系中，有这样一条“定律”：一个出版物一旦被打成“非法”，则其中的内容就全都一钱不值了，他们也就无需对之费力驳斥了——透露这个玄机之人，就是科学纳粹中的那个“柯学家”、“李论家”、“李博学”。

原来，1998年第5期《环球青年》杂志是“评价胡万林”专辑，上面登载的几乎全部都是对科学纳粹黑胡信息的批驳，包括柯云路的《揭破弥天大谎》和中央电视台记者樊馨蔓的《严谨客观实事求是——三次采访胡万林》。所以，当时有一位曾在国家科委气功处担任处长的“领导”在酒桌上据此当着司马南的面指责他“有假”。而为了帮自己的铁哥们儿狡辩，李力研特意在攒书之际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领导’为什么硬要强调司马南有假？”“柯云路为什么也要强调司马南有假，而且写文章中企图想说司马南也有‘弥天大谎’？”这是他的自问自答：

“读者在听到司马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这里想稍稍打搅一下，好好说说‘领导’同志所再三举例谈到的《环球青年》杂志。

“这到底是本什么杂志?

“为什么别的杂志提供的情况不足以成为‘领导’的证据，而非这本杂志上的内容不可?

“原来这是一本有问题而被查禁的不法杂志。就在司马南与‘领导’双方斗争之际，这本奇异的杂志也遭到了可悲的命运。

“1998年第四期上，因刊有有关不正当不健康和不科学的内容而受到批评，出版部门勒令停刊检查。然而，该刊物不仅没有停刊，而且还继续出版，并在第五期上则大篇幅刊登有关胡万林在京活动的内容。

“出版部门为此而不得不做出更为严厉的制裁：查封该刊。

“可悲、可笑的是，我们这位‘领导’却还在引用着这本被查封的杂志上的内容，来讨论所谓证据问题。他大概没有意识到，一本因刊登错误言论迷信言论而被查封的杂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就是‘假证’。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大概也就不再这样不留意结论的错误。

“这里请大家一定注意这本杂志的动态与性质。”【3, pp.237-238】

看明白了吗？在科学纳粹那里，“被查封”就是“非法”，其非法性不仅是在“被查封”之后，而且还要回溯至“被查封”之前。而“被查封的杂志所提供的‘证据’本身就是‘假证’”这句话，就是他们非要查封《环球青年》甚至《发现黄帝内经》的根本原因——你不能不佩服这位国家体委副研究员直言不讳的勇气。事实是，也就是因为坚信这个“定律”，司马南直到1999年9月还在一口咬定《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是“非法出版物”。【45】

其实，就像科学纳粹动辄指控谁谁“谋财”、谁谁“诈骗”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财迷心窍因此不惜通过诈骗的手段来“发财”一样，科学纳粹之所以会动辄指控啥啥是“非法出版物”，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能、也最敢利用非法出版物来破坏法纪的邪教团伙。例如，于光远在八十年代初主持出版的不定期刊物《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非法出版物，它的编辑部就设在于光远的家里，它的唯一工作人员就是那个不学无术、自己承认“学术水平在平均线以下”【46】的邓伟志，而后来蹿升为“邓副主席”的邓伟志，当时在北京的生活完全依靠于光远自掏腰包来供养。【47】对，因为在建国之初普及“革命常识”，于光远是中宣部的“首富”，因此有足够的能力搞“自费反伪”。【48】

同样，科学纳粹利用期刊出“专辑”、“特刊”、“增刊”的方式来出版《胡万林与中国骗》、《抓住司马南》这样的烂书，只能是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没能搞到、或者不愿意花钱购买出版图书所必须的“书号”。所以说，科学纳粹之所以会对他人提出“非法”指控，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犯过那样的“法”，所以才会深谙其中的门道。确实，科学纳粹二代帮主方舟子的所谓“打假”，不过就是根据自己的造假经历——从抄袭剽窃到伪造数据到诈骗金钱到公报私仇——给别人扣屎盆子而已。【49】

实际上，李力研之所以要给“领导”二字加引号，就是因为在邓楠当上国家科委副主任之后，撤销了该委“气功处”的编制，所以科学纳粹们几乎个个拍手称快。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纳粹在表面上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来“反对伪科学”，但实际上，他们最拿手的武器是“政治权力”。同样原因，科学纳粹特别在意对方的职称，所以他们才会在一位叫“孟宪臣”的挺胡医生到底是不是301医院保健办“主任”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死缠不放。【50】而他们之所以会对柯云路那么深恶痛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找不到能够“收拾”柯云路的政治势力：柯云路是中国作协的正式成员，他的著作又全部都是“合法出版物”。事实是，《环球青年》的主办单位正是科学纳粹黑干将郭正谊、申振钰掌控的“中国科协研究中心”，即后来的“中国科普研究所”【51】；而该刊在出版了《评价胡万林》专辑之后，至少还出版了两期，因此，它的“被查封”不大可能是因为“大篇幅刊登有关胡万林在京活动的内容。”总而言之，那些反伪斗士们个个都是一屁俩谎，满嘴是谎，所以对他们说的话、写的字，你连标点符号都不要轻易相信。

骗子最怕真相曝光

《环球青年》杂志1998年第5期是《评价胡万林》专辑，它集中刊发了关于胡万林的正面报道，也刊发了柯云路和作家出版社揭露科学纳粹谣言的文章，因此科学纳粹对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他们使出的最大招术就是将这家刊物打成“非法”。事实是，这个“非法刊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又完全是因为它得到了科学纳粹重镇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庇护”。换言之，中国科学纳粹之所以要“反伪”，完全是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艳羡、觊觎、渴望、追逐。

4、“搭售《发现黄帝内经》”

在《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一文中，姜古仁制造的最大谣言就是这句话：

“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在终南山医院和被褥一起搭售，每天至少500套”。

这个谣言后来被《南方周末》头牌评论员鄢烈山当作追究柯云路“共同犯罪”的主要根据。【6】那么，这个谣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答曰，它来自“北京司马南”那张长满“铜牙”的“铁嘴”：

“这很有趣。比如说吧，柯云路的书在这里就销售得很好。据说他的《发现黄帝内经》每天销售五百本。他的书定价是30多元钱，这样光书的销售额每天就不少于一万元。”【7, p.126】

“住院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费，比如卖生活用品、被褥、搭售柯云路的书，有人跟我说两天就卖了1000 套。”【7, p.149, p.239】

事实是，在“西安事件”发生之前三周，《三秦都市报》的三名记者肩负着“戳穿胡万林的骗人把戏”的使命，怀揣着“想办法抓住他的死穴”的梦想，在终南山医院明察“暗访”了整整三天，并且冒充病人亲自挂号看病。【52】这是他们目击的“挂号”盛况：

“外面是这样，医院里头就更热闹了，天还没亮透，看病挂号的人就排起了数十米的长队。一些远道而来的患者耐不住性子，伸头缩颈地向那眼小小的挂号窗口巴望着，有人开始加塞插队，也有人站出来维持秩序，有的人甚至三番五次排队挂上几个号，知情人向我们透露，有些人已做起倒卖挂号的生意。一些挂不上号的远道患者，为能尽早看上病，不惜百元、千元从号贩中买号。到8点钟，号便挂出了六百多个。挂号人说：大师这些天身体不好，今天就挂这么多号啦！话音刚落，许多未挂上号的新老患者便嚷成了一片。”【53】

假如当时那六百多个挂号者每人手中捧着一套《发现黄帝内经》的话，那几个记者有可能注意不到这个“骗人把戏”和“死穴”吗？他们有可能对那样的奇观一言不发吗？而事实是，在那篇长达七千多字的连载中，作者确实对此一字没提。很可能是这个缘故，司马南后来造谣说，那篇文章的领衔记者姚建明（笔名马川）是胡粉，那个系列报道是“站在胡的立场上”写的。【54】但这并没有妨碍司马南把那份“胡粉报道”尽数收入自己的“黑胡专著”之中——《太乙宫黑幕》的第四章就是专门用来收录胡黑媒体发表的黑胡文章，其中第一篇就是“《三秦都市报》揭露胡万林及其终南山医院是旷世神医还是当代神话——胡万林大追踪”。【7, pp.171-182】所以说司马南这个人鲜廉寡耻，他干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出于公利和公益。

同样，当时刚刚“改版”并且正在“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不懈攀登”的《华商报》也曾派出“记者一行”到终南山医院明察暗访，“深入到候诊室、病房、病人中、家属间走访观察”【55】，但他们也没有做出司马南仅在医院的大院里“转了转”——对，根据他的自述，司马南冒充北京记者大闹终南山医院，他所作的与记者有关的工作只是“在院子里转了转，随即也拍了一些照片”【7, p.103】——就听说的那个故事。

事实是，在终南山医院被查封之前一天，《成都商报》记者长平和《北京青年报》记者黎宛冰曾冒充“久婚不孕”的夫妇，瞪着黑胡的眼睛在终南山医院转悠了整整一天寻找黑胡的黑材料，仅用于黑胡的照片就偷拍了四卷，其中之一的注释就是“来的病人必然拥有《自然大法》、《发现黄帝内经》等书”【20, p.21】；不仅如此，他們还曾亲眼目睹了“约有四五十人”排队挂号，并与其中的患者搭讪套话【20, p.92】，但他们却自始至终都没提该挂号处“搭售”《发现黄帝内经》这码事儿。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搭售”故事就是胡同串子司马南顺嘴胡喷出来的谣言，而这样的谣言却被《南方周末》当成了宝贝传播得尽人皆知。后来，不仅柯云路本人出面辟谣，连作家出版社的社长也出面辟谣【56】；但《南方周末》却像没事人似地装聋作哑，同时任由自己的“评论员”鄢烈山继续传播这个谣言。

其实，那个谣言之荒诞，即使是一个天生的脑残都不大可能会相信。五百套书可以提前购入存放在房间中，但五百套被褥则不仅需要巨大的储存空间，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工来缝制。不仅如此，在整个中国，可能要找不到每天卖出五百套被褥的商家。司马南的那双火眼金睛发现终南山医院设专门制作锦旗的“缝纫铺”【7, p.137, p.239】，但他却没能发现终南山医院还开设有被服厂。问题是，那个缝纫铺每天能卖出五百面锦旗吗？而以牟利为唯一目的的终南山医院放着利润空间和需求量巨大的被褥生意不做，而是小打小闹，搞了个“缝纫铺”，如此保守的人，怎么可能想到把一个罪犯千里迢迢请到终南山？所以说，不论是《南方周末》还是鄢烈山，都不可能真的相信这个谎言，而他们之所以要装出对之信以为真的模样，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装傻；而他们装傻的目的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使坏。

“胡同串子”炮制“证据串子”

科学纳粹和黑媒体制造和传播“终南山医院搭售《发现黄帝内经》”这个谣言的途径是这样的：首先，胡同串子“北京司马南“先是对着那个幽灵般的“《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据说他的《发现黄帝内经》每天销售五百本”【7, p.126】；接着，“陕西司马南”在《南方周末》上说：“记者还了解到，……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在终南山医院和被褥一起搭售，每天至少500套”【17】。在遭到柯云路和作家出版社社长张友胜的反驳【56】之后，司马南在《太乙宫黑幕》一书中公布了上面这个不知是他从哪里捡来的“证据”，也是他能够拿出的唯一实物证据。【7, p.149】再到后来，司马南又说他在终南山医院（亲眼）“看到很多人在挂号之前先买书”。【24, p.340】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与《南方周末》存在血缘关系的《新京报》将司马南制造的这个谣言改成了这样：“‘去看病的人，每人被要求买一本郭周礼主编的《胡万林与他的自然大法》。’一名当时陪亲人去就医的病人家属说。”【57】

5、“刘权寿是胡的合伙人”

其实，鉴别胡黑媒体、胡黑记者的方法极为简单——你只需观察他们的眼睛和嘴巴：第一，所有胡黑的眼睛都蒙着科学纳粹特制的偏光眼镜，它们能够自动锁定任何能够用来黑胡的材料，而对那些对黑胡不利的材料彻底过滤掉；第二，所有胡黑的嘴巴都对着科学纳粹特制的高音喇叭传递能够黑胡的所有信息，但绝对不会传出任何关于胡万林的正面信息。也就是因为他们是科学纳粹的转基因杂种，所以，那些胡黑记者将任何为胡万林说好话之人都当作是胡万林的“托儿”，因此是“骗子”。而陕西司马南写出那句关于刘权寿的话——“那位一会儿以上校处长身份、一会儿以目击者身份、一会儿又以记者身份多角度神化胡万林的刘权寿，正是胡的合伙人，担任终南山医院副院长”——，就是出于这样的心理。

事实是，刘权寿确实是上校、是记者、也是胡万林治病的目击者，他曾亲赴新疆观察胡万林治病；并且，他也从来就没有掩盖自己的“胡的合伙人，担任终南山医院副院长”这个身份。实际上，刘权寿编造的“胡万林神话”虽然在字数上不如柯云路多，但在故事的“神奇”程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刘伟亚就说“刘权寿对胡的吹捧显得有点太直露”。【58, p.69】看看刘权寿制造的“神话”：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见过的奇人异士真可谓不少。如果有人问我，他们中的佼佼者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胡万林。

“胡万林这个人的确太神奇了。自1995年以来，我先后五次前往新疆建设兵团223团中医门诊部采访。去年5月19日胡被无罪释放后，又随他一上北京，三上太原。他到终南山医院工作后，我俩又朝夕相处。在旁人的眼中，我是对胡万林了解最多的一个人。对此，我不否认。但同时我又承认，我对胡万林的了解还很肤浅，许多谜尚未揭开。然而就我所耳闻目睹的，把它写成文字也许仍然会使读者无法相信。”【59】

接着，刘权寿用四千多字讲述胡万林的“惊人”故事，如“精力之充沛，惊人”、“记忆力之好，惊人”、“功夫之高深，惊人”、“才华之出众，惊人”。看看这段话：

“他精通经文。佛经道藏，医学古藉，他读得多，记得牢，而且理解得深，讲起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为了能准确地把握佛经中每句话、每个字的含义，曾下功夫自学过印度和尼泊尔语，能够慢慢阅读这两种文字版本的佛经。”（同上。）

科学纳粹黑胡的套路首先就是把胡万林定性为“杀人罪犯”，其次就是给他打上“小学文化”甚至“文盲”的标签——“柯学家”李力研就说，“据我之认真考证，胡万林本来是个文盲，是个并不识字，是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人”【7, p.269】——，以此证明胡万林不可能懂中医。问题是，既然胡万林是个文盲或半文盲，戳破上面这样的“神奇”岂不应该易如反掌？他们干嘛要放过这样明显的假不打，而是非要拐弯抹角地暗示刘权寿“有假”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知道刘权寿所说的“神奇”不是“谎言”——至少是他们没有本事证明那是“谎言”——，因此他们对它既无法“揭穿”，也无法“非法”，所以他们只能一边假装自己是祖传性聋哑瞎患者，一边给读者制造一个“此人有假”的印象——此即“制疑”故伎。

6、“胡万林还涉嫌重婚罪”

前面提到，《南方周末》的头版头条文章曾制造了一个“胡万林借死尸发财”的独家谣言，由于它过于荒诞不经，所以其他胡黑都不敢传这个谣。而事实，那并不是“陕西司马南”制造的唯一独家谣言。在那篇头版文章中，“姜古仁“还制造了另一个独家谣言，即“胡万林还涉嫌重婚罪”。也就是因为这是“毒一份”，所以司马南后来在做出相同指控——实乃传谣——之时，一定要读者“见3月6日《南方周末》”。【7, p.73】那么，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呢？答曰：它是这位“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老战士、老记者”绞尽脑汁之后，苦思冥想出来的。

1999年，有记者在专门采访了胡万林的母亲之后，写下了这样两句话：

“1981年，胡万林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叫唐素英的女子，对母亲说是他在外面娶的老婆。……胡万林刚被抓走不久，那个唐素英也将胡万林所有值钱的东西席卷而空，跑得不知去向了。”【60】

也就是说，胡万林与唐素英到底是不是合法夫妻、以及他俩后来是否离婚，除了科学纳粹认证的“老战士、老记者”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就是因为如此，一个叫“杨扬”的胡黑在抄录《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来攒黑胡之书时，都觉得有必要给这段话加上这样的注脚：

“文中提到‘胡妻儿、兄弟均在。’似乎是指他第一次服刑回家后娶的妻子唐秀英，因为有的媒体己称其为‘胡的前妻’，是否离婚，似也难以确定。而‘胡万林还涉嫌重婚罪’等语，应指他第二次出狱后在北京跟任芯组织事庭，并有了一个儿子笑笑。”【61, p.154】

最奇的是，据胡万林的母亲说，这个唐姓“老婆”竟然是一个杀人嫌疑犯：

“老太太用极平静的口吻讲起胡万林入狱的原委：‘1979年，他放回来以后做些虫草生意。有一天，一个男人找他来要钱，他不在家，唐秀英（胡万林前妻）给他吃安眠药弄昏了，脑壳打昏，捆起来，弄个索索套颈项上，她也拉，我也拉，就弄死了，唐秀英在厕所外挖个坑把他埋起。3个月后，修房把人挖出来了。我去告发，公安局不承认，说女人弄不死个男人，是胡万林干的，他就进了监狱，被送去劳改，从1983年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到他，也没有消息。’”【18】

而据“张卡”介绍，胡母在讲述这个故事之时简直就如曾经亲临其境一般地栩栩如生：

“不等记者问到，老太太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胡万林的第二任妻子唐某的事。她对唐满肚子的怨气，不停地唠叨唐的不是。她说唐有很多男人，又来勾引了胡万林。胡万林不在家的时候，唐的男人就会来找她，而且还问她要钱用。有一天，那个男人又来了。唐没有钱给他，就叫老太太来杀死他。等那男人睡着以后，唐用绳子勒住他的头，和老太太各拉绳于的一头，把他勒死了。

“老太太笑嘻嘻的，两手比划着，对记者说：‘她在那头勒，我在这头勒，使劲地勒，就把他勒死了。”【20, p.71】

也就是说，“老战士、老记者”放着有人证物证的“唐素英涉嫌杀人”案不提，而专门提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胡万林涉嫌重婚”，其恶意哪里是什么“若隐若现”，它简直就是排山倒海般地“喷薄而出”。实际上，胡母对唐素英恨之入骨，所以她后来还曾特意对记者这样说：

“自从那婆娘进了我家, 我就没有好日子过。开始, 她骗我, 说和我儿子在外面做生意。后来我才晓得她在外面拐卖妇女。她啥东西都偷, 汽车轮胎啦、电线啦……都偷回家来。”【62】

不仅如此，“唐素英”在胡万林入狱之后就再也没有与胡家发生瓜葛；而在胡万林出狱后，她曾去找胡万林，但“发现他身边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听说是他的妻子”之后，就“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回到四川后, 无家可归的我进了滴水寺。”（同上。）假如她当时与胡万林仍是合法夫妻的话，以她的个性，她会那么轻易撒手吗？所以说，“老战士、老记者”说“胡妻儿……均在”也是蓄意造谣，其目的就是要坐实胡万林犯有“重婚罪”、是一个等待“归案”的在逃“罪犯”。而他在这么做的同时，必须掩盖上面这些事实。因为据胡万林说，他在1983年以杀人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就是替唐素英受过。而为了弄死胡万林，科学纳粹一直死死咬住他曾两次入狱这个小辫子不放，既要以此证明他是习惯性刑事罪犯，又要以此证明他不可能懂中医——于光远就把他定性为“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24, p.178】

所以，科学纳粹在介绍胡万林时，一定不会忘记提及胡万林两次入狱这码事儿；同时，他们又绝对不会提及胡万林两次都被无罪释放这个事实。完全是出于这个心理，他们绝对不愿意丑化唐素英，因为那相当于美化胡万林。所以说，对于科学纳粹来说，事实、真相、甚至科学，都狗屁不如——挖出眼中疔，抠出肉中刺，是他们的唯一的目的，也是最大的追求。

7、“胡万林在逃”

前面提到，“终南山医院”遭到西安警方的查封，被科学纳粹视为倒胡第一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但是，那场胜利也让他们颇为沮丧，因为司马南不仅挨了一顿胖揍，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胡万林竟然毫发无伤，继续“逍遥法外”。也就是因为如此，科学纳粹在那之后制造的另一个大谣就是“胡万林是一个在逃犯”，随时等待被“捉拿归案”。而这个谣言，就始于《南方周末》的头版文章——《北京青年报》的文章也只敢说“胡万林未被拘捕。”【18】

事实是，西安警方查封终南山医院之时，并没有逮捕胡万林的任务；事后，他们也没有发出通缉令，捉拿胡万林。【63】可是，“陕西司马南”先说胡万林“畏罪逃走”，继之扬言要把他“（捉拿）归案”，完全是出于主观恶意的造谣加期盼；而《南方周末》就是一个天生的传谣机器——鄢烈山就说“胡于警方缉拿前闻风潜逃。”【6】至于科学纳粹，那更是一个调门——在《太乙宫黑幕》这本书中，胡万林自始至终都被认定为一个“在逃罪犯”。这是那个“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市政局名誉顾问、香港科普协会会长生物化学家”——其真实身份应该是“科学纳粹香港分舵舵主”、“香港方粉第一人”——曹宏威手捧《南方周末》写下的话：

“胡万林……后来虽经得公安检查，他还可以买通人，通风报信，给他逃掉，事情不了了之。”【64】

这是一贯信口雌黄的司马南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来逃避造谣嫌疑：

“大师如今畏罪逃藏何处尚不知晓，据说涉嫌违反李鹏总理签署的××令，兼有涉嫌非法拘禁、重婚等罪名。（见3月6日《南方周末》）”。【7, p.73】

而“李论家”李力研则根本不屑于搞那样的小把戏——他在攒完《太乙宫黑幕》之际，得意洋洋地这样断言道：

“我们刚刚从街面上看到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时，胡万林还是个冉冉升起的‘大师’。当我们将书稿即将写成之际，胡万林却被公安干警追捕，成了罪犯嫌疑人”。【7, p.480】

同样，司马南的门客兼打手路云亭把《南方周末》的谣言全文照抄，称胡万林是“畏罪逃走”、“潜逃”、“逃犯”。【1, p.86、p.422】而科学纳粹首席“卫生法律专家”——实乃“中国医闹之父”——卓小勤更是在其一手把持的《中国卫生法制杂志》上，以《胡万林畏罪潜逃》为题摘要发表了姜古仁的那篇谣文。【65】实际上，直到1999年，司马南的小兄弟李力研还在把胡万林称为“一个西安警方追捕的罪犯”。【3, p.313】

你看《南方周末》造谣传谣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而以这样泰山压顶般“影响力”来黑民间个体，他们怎么可能不百战百胜、战无不胜？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狐朋狗友、利尽而散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港客曹宏威就打着“香港科普协会会长”的招牌与中国科学纳粹勾搭成奸，曾在1998年冒充“海内外著名科学家”与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等人联手支持司马南搞“百万悬赏”特大骗局。【8】2011年4月，他又以“香港‘反伪科学斗士’、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宴请当时正被“刘菊花抄袭案”丑闻死死纠缠的科学纳粹二代帮主方舟子，显然意在为其站台，与杭州市委当时专门邀请方舟子去给他们讲党课【66】的意图完全一致。上面照片中的五人从左至右分别为彭大傻子彭剑，胡同串子司马南，港客曹宏威，科邪教主方舟子，方大脑袋方玄昌。在当时，彭、方、司马均是铁杆方粉，但到了以后，彭剑先是因为敛财不力被方舟子一脚踢开、然后因为分赃不均与方舟子反目成仇【67】；司马南则因为“政见不合”——司马南是新浪微博上响当当的“爱国贼”，方舟子则是推特上最最丧心病狂的“恨国党”——而屡遭方舟子的敲打；只有似乎因为失血过多已成脑残的方玄昌貌似仍与其主子不弃不离，保持“正常的”主仆关系。（照片来源：【68】。）

8、“其生母现年84岁”

“陕西司马南”在《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中制造的最大谎言，隐藏在全文的倒数第二段，也就是这两句话中：

“现已初步查明，胡万林1949年12月出生，1970年以前一直务农，1970-1980年在劳改队服刑，1980-1983年回乡，1983年又因杀人案发再次被判刑，后到新疆。其生母杨淑珍现年84岁，健在，胡妻儿、兄弟均在。”

胡万林的年龄问题，一直是科学纳粹死死咬住不放、当作胡万林“造假”、柯云路“造神”的主要证据，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证据。而他们之所以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胡万林到底能不能治病？”、“胡万林是否曾治愈过顽症、绝症？”、“胡万林究竟治愈了多少人？”这些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科学纳粹就像是面对着刺猬的野狗饿狼，根本无从下口，所以他们只能在鸡毛蒜皮中吹毛求疵——这也是他们的一贯的、常用的“反伪”招术。除此之外，科学纳粹死死咬住这个问题还是要借此将柯云路打成“共同犯罪”。这是柯云路在《发现黄帝内经》中写下的相关文字：

“至今官方所掌握的资料均难以确定胡万林的年龄和身世。1997年法院再审胡万林案件时，对他的身世进行了尽可能深入的调查与核对，能够做到的，只是确定他的最小年龄为六十七岁，他刚刚领取的身份证上即注明着这个年龄。这样说来，他应该于1930年出生。实际上，他很可能略超过这个年龄，在七十岁上下。

“现在，胡万林的学生及众多崇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神话他的过程中，也在神话着他的年龄，说他可能九十多，也许一百多，甚至更高龄。这样，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无疑就有了更多的神秘感。看他现在的相貌，也就是四五十岁的人，健康，壮阔，神采奕奕。当然，同样一个相貌，年龄越高越能显示其养生功夫的神秘。”【69, p.27】

而司马南在论证《发现黄帝内经》“是颠倒黑白漏洞百出打着《黄帝内经》旗号的装神弄鬼术大全”时，“圈点”出的第一证据就是这个问题：

“《黄帝内经》这部古书第一次让他给念得完全颠倒，里面所说的那位所谓‘当代华佗’，更信口胡编。此‘当代华佗’明明是1949年生人，是一个比柯云路还要小出几岁的中年人，柯云路却硬要说此人谁都不知道他有多大，他最后给了一个确认，说是生于1930年，当年已经76岁。”【7, p.4】

看出司马南这个“国家机关高级经济师”的小学算术水平有多高了吗？对他来说，1998-1930=76。或许司马南的小学算术是和方舟子一起学的，因为后者也能算出“1990-1972=18”这样的天题。【70】

事实是，早在柯云路“发现”胡万林之前，胡万林的年龄“神话”就已经存在。例如，在1995年新华社的《内参》上，就有这样的话：

“记者面前的胡万林，大约一米七十的个头，阔脸大耳，脸色白中泛粉，据说年龄已是六十出头，但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外，脸上不见皱纹，身上不现老态，行走疾步如风，年轻人难步后尘。”【71】

而《深圳风采》杂志在连载柯云路的《发现当代华佗》之际，曾专门派人对这本书作“初步的考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话：

“胡万林是四川省绵阳市魏城乡三村人，父辈有兄弟俩，他的父亲排行老大。因父母亲去世早，叔父母收养了他，并成了他的养父和养母。其养母对记者说：‘她今年97岁了，胡万林72岁。’‘因为家贫，胡万林连初小都没有读完。’胡万林的养母虽至高龄，但头脑清醒，耳聪目明，步幅稳健，待人慈祥和善。”【35】

实际上，在《南方周末》发表的黑胡“姊妹篇”第一篇中，“陕西司马南”就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

“胡万林祖籍四川绵阳，年龄有多大？一些正式出版的刊物也莫衷一是，有的说他50多岁，有的说他70多岁，有些病人还说他100多岁了。但我们看他只有50多岁。我们在前两次采访中都问过他的实际年龄，不知他是爱故意制造神秘，还是有难言之隐，他都吞吞吐吐的。12月31日第3次采访，我们才见到他的身份证。上面的文字是：姓名：胡万林；性别：男；民族：汉；出生：1931年5月1日；住址：长春市南关区岳阳街3委37组；1997年10月14日签发；有效期限长期；编号：220102310501281。”【9】

显然，柯云路所说的胡万林年龄“在七十岁上下”，不论真假，都算得上是言之有据。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变成了胡黑黑胡的焦点的呢？

原来，当《三秦都市报》制定了“戳穿胡万林的骗人把戏”这个决策、派出去的记者为了落实这个决策“想办法抓住他的死穴”以便把他“彻底地推翻”【52】之后，他们的切入点就是胡万林的年龄：

“神奇的事情远不止这些。比如，这个叫做胡万林的男人已经97岁的养母称其已经72岁了，而胡万林本人看起来最多不过四十六七岁。是胡万林真的掌握了‘生命的钥匙和生命的规律’了吗？”【72】

“2月9日夜，我们与胡万林深谈。话题从他的年龄扯起。据我们掌握的从各个媒体上搜集到的资料，胡万林公开的年龄有两个，一个是73岁，一个是67岁。但从外貌上看，他最多不会超过50岁。这么大的反差显然引人兴趣。胡万林很恳切地讲，他一般不愿给记者谈他的年龄，一是他从小无父母，真的弄不清自己的确切年龄；二是他有顾虑，他说，我其实能猜出自己的年龄，但我不能说，说出来怕人说我撒谎。67岁这个年龄是我在长春办身份证时估算的，其实，我的年龄要比这大。据我97岁的养母讲，当年领我时，从高低上判断我和他的二儿子大小差不多，他二儿子今年已经73岁了。”【73】

而到了2月中旬，因为陕西省要派出调查组考察胡万林的医疗效果，《三秦都市报》的扒粪行动夭折流产，他们于是求助于《成都商报》。这是“张卡”（长平）后来透露的内情：

“2月中旬，西安的《三秦都市报》委托一直有友好交往的《成都商报》帮助打听一些胡万林在四川的情况。《成都商报》一听，当即决定作为本报的重点报道之一。”【20, p.54】

也就是说，黑胡的接力棒，到2月中旬传到了《成都商报》的手中，而后者显然是从中嗅到了“商机”，所以很快变成了黑胡的主力。据“张卡”承认，《成都商报》的那个负责黑胡的记者兼编辑——显然就是“张卡”本人——，在领到黑胡的任务时，对胡万林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而他的启蒙教材就是《南方周末》和《三秦都市报》上的黑胡文章。【20, p.57】也就是因为先入为主，《成都商报》的胡黑记者“三访”胡万林的老家，逢人就问胡万林的年龄；并且，只是在第三次走访之时，他们才找到胡万林的养母，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你是胡万林的妈妈？

老太太：我是胡万林的妈。我叫杨素珍。

记者：是他亲生母亲吗？

老太太：是的。

记者：胡万林今年多大啦？

老太太：我儿76岁了。

记者：你记得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吗？属什么的？

老太太：解放那年腊月生的，属牛。

胡希明马上插话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49年生的。”老太太执意说：“我晓得！”【74】

这就是《南方周末》一口咬定“现已初步查明，胡万林1949年12月出生”的最初来源。也就是说，面对着胡母自相矛盾的说法，科学纳粹和胡黑们本能地选择那个能够证明“胡万林造假”的说法。如果你产生了“为什么记者没问‘老太太’的年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对了：因为按照在它之前【35】和它之后【75】的普遍说法，杨素珍都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所以如果说她是胡万林的生母、而胡万林生于1949年的话，那就相当于说杨素珍是在年近半百之时怀胎生子的，并且是在生下胡万林的三哥胡万碧二十多年之后才生下胡万林的——这样的奇葩故事岂不比说胡万林六七十岁还要不靠谱？所以《成都商报》记者故意把胡母自报“98岁”这一情节压下不表，而是没头没脑地记下了这么一句话：“说有一老母亲在，80多岁了。”显然就是根据这句话，“陕西司马南”大笔一挥，写下了“其生母杨淑珍现年84岁”这10个大字。而“北京司马南”则马上顺杆往上爬，在喷柯云路时这样喷道：

“九十高龄疑是诈词，其生母杨淑珍健在，仅八十有四，儿长母十多岁，恐不合理，街坊与家亲都说大师其实1949年12月生人（详见2月24日、25日《成都商报》），竟比柯云路先生还年嫩一些。”【7, pp.73-74】

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相关报道中，只有“陕西司马南”敢说“其生母杨淑珍现年84岁”；也只有《南方周末》敢印这样的字；而不论是“陕西司马南”还是《南方周末》，他们都没敢交代出这个说法的来源或者根据。这也说明，科学纳粹和黑媒体反伪的招术之一就是造谣编瞎话，所以《南方周末》会在12年后派出造谣成性的记者柴会群编造瞎话来构陷肖传国。【76】

朝三暮四，日新月异

1999年8月14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的“胡万林系列”题为“揭开‘大师’面纱”，其中“揭开”的一个重点就是胡万林的年龄问题。根据这个节目，胡母的年龄被定为“87岁”，而胡万林的出生年份则根据胡母所说是1949年。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胡母在说出“49年吧”这几个字时受到镜头外面某个人物的指点或胁迫，因此显得极为勉强。（截图来源：【77】。）1999年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其中引述《羊城晚报》记者孙才杰的采访说，胡万林母亲杨素珍99岁。【78】1999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新华社通稿，其中写道：“被告胡万林今年56岁”。【79】也就是说，尽管科学纳粹连胡万林的年龄都搞不明白，但他们将其置于死地的决心却坚如磐石。

红头文件

1999年1月20日，中国卫生部根据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指示，致函公安部，商请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正式公函中，他们确认的胡万林生日是1931年5月1日。但在那之前，科学纳粹早已把胡万林的生日定为1949年12月12日了。也就是说，科学纳粹自认手中掌握着比中国政府还要强大、还要广泛的权力。（截图来源：【24, p.353, p.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