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造假迷局

自《IT时代周刊》

一 个个历经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功成名就之后，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剽窃造假的科技蛀虫。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环境，让他们禁不住抛弃、践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人生 观，投身科研圈钱的黑色游戏之中？究竟是谁撑开了无形的保护伞，放任、姑息他们的造假行为？在痛斥造假学者的同时，中国的科研体系又该作怎样的自省？

陈进，这个早年以在校园里贩卖贺卡、望远镜为耀的年轻人，终于为自己禁不住利益诱惑而撒下的弥天大谎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2006年5月12日下午4时，汉芯造 假事件调查终于宣布处理结果。上海交大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等一切职务，同时科技部也向陈进追缴相关经费。上海交通大学的网站上，长江学 者陈进的名字从此消失。但随之烙下的是陈进和他的汉芯在中国芯片业发展史乃至科技史上最为沉重的劣迹。这与3年前汉芯1号“横空出世”时的荣光形成了极大 的反差。
汉芯造假给整个中国科技界带来的震憾 是史无前例的，如同它当初给国人的惊喜一样。中国科技界上演了一场《皇帝新装》的大闹剧。尽管闹剧最终被拆穿，但过程却更发人深省。汉芯造假之于科技界、 学术界的后果和反思绝非“陈进事件”那么简单，它给中国科技界带来的不仅是耻辱，更是警醒。
然而，汉芯并不是中国科技界唯一的痛。科技造假案例近几年来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有人惊呼，难道造假会成为科技界的“非典”？高科技造假频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汉芯造假与其他造假有惊人的共性，让我们不得不对科技界、学术界现有的生存状态作更深层次的审视和反省。
第一章 为什么要造假----—名利诱惑下的皮诺曹们
2006年3月底的一天，一场题为“聚焦手机产业链融合”的媒体对话活动正在举行。一位韩国记者突然毫不客气地向参会的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发问，TD-SCDMA联盟有多少家会员在自主开发3G芯片？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位记者质疑的理由十分简单，他认为联盟中的一家国内公司（展讯通讯）开发的3G芯片的产权来自一家美国企业，进而怀疑国内其他企业自主开发芯片的能力。
杨骅当即对韩国记者的说法予以否认，并表示坚信3G商用以后，未来TD-SCDMA芯片的主体将会在国内目前开发TD-SCDMA基带芯片的6家企业中产生。
事实上，作为一家新兴企业，展讯通讯采 取仅仅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做法，通过合法使用一家美国公司的DSP内核技术授权，进而加快产品开发速度。包括 IBM、英飞凌在内的国际巨头同样有使用DSP内核技术授权开发产品的行为。然而，远道而来的韩国同行，为何偏偏向中国企业发难？
国产芯片遭遇质疑，或许不应仅仅归结为地区性行业偏见，溯其根源，它还是中国IC设计企业陷入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引发这场危机的，是不得不提的“汉芯造假案”。
在对汉芯案的调查过程中，《IT时代周 刊》记者曾经听到这样的抱怨，“汉芯不是唯一，国内有太多芯片‘通过专家鉴定和填补空白，最后量产和商用却悄无声息’的事例，都快让人审美疲劳了。当再听 到某芯片设计取得‘重大突破’时，不禁令人习惯性地怀疑这其中是否有所谓的‘猫腻’。”
形成这样的惯性思维，反映的行业现状不得不令人担忧。实际上，不仅国内芯片业如此，国内科技界造假的案例也正层出不穷。
2006年1月，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国际一流的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学术论文，其中涉及的相关学术成果的真实性遭受质疑。
也是在2006年1月，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教授在其出版的专著《求是集》中收录的涉案13篇文章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剽窃。
2006年3月，清华大学宣布撤销刘辉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这位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海归教授，在个人网站上，不仅将他人论文揽为己有，还在其履历中存有多处疑点。
2006年“5•1”黄金周前夕，与汉芯同列为国家863成果的麒麟操作软件涉嫌抄袭，这个原本宣称拥有完全独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被披露抄袭了国外的开放源代码，创新程度仅为10%！
象牙塔充斥铜臭　急功近利者造假为晋升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谈及日趋频发的造假事件时指出，学术腐败问题确实是中国当前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搞市场经济，学术界有些人追求短期效应，不惜弄虚作假以达到个人目的。
汉芯举报人曾经向《IT时代周刊》动情 地回忆过一次与陈进一同在电梯里的经历，“那是汉芯还没有发布之前，我们一起去吃饭。在电梯里我们遇到了一位教授。陈进在那位教授走出电梯以后，对我说， ‘别看这家伙其貌不扬，很牛啊，手里握有上百万元的项目。’我看着陈进脸上的羡慕又激动的表情，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对这些东西的看重。这 几句话让我印象太深刻，至今言犹在耳。”
陈进的言谈所袒露出的想法在国内科技 界、学术界并不鲜见。对项目资金觊觎的大有人在。2006年3月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第一期简报中，通报的20个造假案 例中，有两个案例被确认为“被举报涉嫌抄袭剽窃他人论文”，其余的18个案例均是“被举报涉嫌在申请书中弄虚作假”。
造假者的伎俩不一而足,如从剽窃到申 报科研基金虚高身份。后者与前者相比，是更直接、更快捷地“名利双收”。年轻的海归、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就曾因他“漂亮”的履历为自己谋得高等学府医学院院 长助理的职务和教授的聘任。然而，假冒伪劣无法真正换来刘辉的光明前程。刘辉履历中宣称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在他列出的17篇代表性论 文中，一篇发表于美国《普通病毒学杂志》上的论文的实际作者是纽约赛奈山医学院病理系的刘宏，而不是刘辉。别出心裁地利用在英文署名上“LiuH”的一 致，刘辉竟然将他人的劳动成果归为己有。不仅如此，刘辉还在自己的个人履历中添上了“1999~2004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的虚假纪 录，这个纪录与刘同期发表的论文所显示的美国纽约赛奈山医学院外科系异常器官移植中心Richard J. Knight实验室普通科研人员的身份存在极大的差异。
长于粉饰个人履历，造假者深谙其中玄 机。一位在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师直言，“学校有的项目是规定了只能由教授级别的人承担。如果你是一个讲师，无论你实际水平多高，不虚报职称的话，你就承担不 了该项目。而要想提高职称，就只能弄虚作假了。” 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造假案例中，就有一位没有任何职称的博士研究生为了申报项目，在申报表中职称一栏公然写上了“博士生导师”的字样。
更可悲的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简报中，造假者以中青年为甚。 不少学术界的教授哀叹，过去诚实和执着的学术氛围荡然无存，浮躁之风盛行。学术造假让过去为真理献身的一代蜕变为为金钱名誉而献身的一群。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象牙塔里的人们也生活在现实的指挥棒下。科技评价就成为了这根严酷的指挥棒。职称晋升、奖项荣誉、推荐院士、提工资、分住房、享受待遇，各个环节无不与此挂钩，也无不彼此环环相连。
中科院院士张泽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
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全国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60%的博士生有花钱买论文的情况，还有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现象。
为迎合学术界、科技界的种种心理和潜行 规则，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所谓服务。如专门负责为国家863计划申报全程代理的公司，竟公开承诺能够帮助申报人项目顺利获批。再如专门承办一些所谓 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通过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会被SCI（《科学引文索引》----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机构收录，来吸 引学术界的参与，国内的不少博士会因为这样的条件，选择花上几千元去参加会议。
在学言商的的指挥棒下，驱使被象牙塔里的铜臭熏昏的莘莘学子，寻求捷径极尽能事，以种种造假为自己打造晋升之阶，为的正是晋升的名和由此而来滚滚的利。大白于天下的汉芯造假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利益熏心造假者大玩圈钱游戏
对于我国近1个亿的各类项目资金的申请，陈进早已熟谙其中的规律。必要的荣誉、专家的鉴定意见、申请的专利、填补的国内空白等等，汉芯的项目申报竟拥有专门的团队，项目申报也有其固有的捷径格式。
难以抵挡巨大的现实诱惑，造假者寻求的是更简捷的利益通道。2006年国家对科技总投入将达到716亿元。还提出了今后5年重点发展的领域。巨大的资金投入表明了国家“科技兴国”的决心，然而，这笔投入也成为心怀叵测者争夺的对象，其中，经不住诱惑的科研人员大有人在。
“我总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 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 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或借口，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一位学者曾这样坦承自己在科研经费上 “拿还是不拿”的矛盾心理。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哲学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
汉芯造假案发生后不久，就有人感叹 863计划中真正将项目资金用于后期开发的有几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硕士毕业生张先生，就向本刊记者回忆他研究生的几年时光：“在刚听说能够成为 那个教授弟子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这是我在本科阶段就十分崇拜的一位教授。她在业务上获得的成绩令我钦佩。但是当我真正成为她的学生一年多后，我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她手里握有很多的项目，其中也有863项目。但是她主要的工作不是呆在实验室里与她的学生一同攻克项目，而是每日忙于应酬。回到实验室，听取学 生们研究出来的成果，然后拿着这些现成的东西向上级汇报项目的实施情况。在我的师兄中，就有因为不愿完成她布置的项目工作，而最终未能毕业的。我们很多人 都清楚，她拿到的项目资金能有百分之几用于项目开发？”每次提到自己研究生的经历，小张都十分气愤，“3年，我没有从她那里学到什么东西，看到的却是如何 打通上上下下的关节，如何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项目。不过，我的这位导师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张先生十分无奈地说。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如何才能守住象牙塔下这一方学术净土？
据举报人回忆，2002年，陈进还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4、5月间，陈进就花30万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了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自然是取之不竭的科研经费了！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 教授研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外涉嫌“洗钱”的事件也大为增多。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 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 2000元，5年就是12万元，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买保险还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私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 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满世界“考察”。
汉芯案中闪现的Ensoc公司，该公司的法人和公司账户所有人都是陈 进，中饱私囊，导致的不再是国家科研经费的落地无声，而是国家资产、国家经费的大量流失。在国家极力打造“创新型社会”的今天，造假者如科技蛀虫不停地侵 吞国家资产。汉芯造假事件的警示，敦促着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阻击这场“圈钱运动”。
特权开路“学官”成为造假高发区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O、长江学者、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所有的头衔和荣誉，来自于他发明了汉芯，也成就了他获取更多的头衔、荣誉和利益。
不止陈进，从近来曝光的众多学术造假案例中，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区中的主角。
这群人被人们戏称为“科研老板”，或者 “学官”。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之所以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将科研 变成了经营。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归结这个人群的主要工作是“跑部钱进”----从国家各科研领导机关拉关系中饱私囊。
黄尚廉表示，这些科研老板，大都相当 年轻，30、40岁的年纪，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也曾在科研第一线作出过成绩。由于提拔到领导岗位，逐步脱离科研第一线。荣誉和头衔成为这部分人公关 的工具和资本。通过不同渠道积累各种关系，以自己名义拿到大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放，有的给了自己的同事，有的给了自己的学 生。但是项目的成果统统要挂上他的大名，并以此作为其拿到更大项目的资本。
与“举国办体育”一样，打造“创新型 国家”，国内依靠的同样是集中资源，“举国办科研”。在这样的体制下，科研投入模式存在浓重的计划色彩。科研经费的申报和拨给，被牢牢地嵌入封闭的信息管 道中。没有相当名望和地位的人通常都拿不到经费。有实际能力创新的人与有能力拿到经费的人之间没有合理的实质性竞争。
而正是这样的绝对集中体制，导致了资源的掌控者更愿意将前景寄予少数的“拔尖人才”，以求短期内获得回报。因而，功成名就的学术界名流、声名显赫的研究机构，成为大项目的长期垄断者。而这样的体制缺限，也给聚敛了相当荣誉和头衔的陈进们，大开方便之门。
据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资料显示，国内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元由科技部来支配。
在科技经费的分配即科技计划的申请、批准诸环节中，官员的“行政干预”最为科学家所诟病。官员的个人偏好，有时甚至决定了科技经费的流向。
层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偏好，各方形成的合力也就决定了经费的最终流向。善于跟官员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资金，不善公关的可能就拿不到。拥有一定行政职务的学官们顺理成章地成为科技经费的第一受益人。
无论是陈进、刘辉，还是张先生的导师，学官们早年无不经历10年寒窗苦读，也曾学有专攻，然而，科研是清苦的，有时候甚至需要忍受孤独。疲于公关和钻营，却能获得更为直观的利益。这令科学钻研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第二章 为什么能造假----—为造假壮行的畸形科研生态
魏于全，1959年出生的他是迄今为止 最年轻的四川籍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四川大学的副校长。可谓年少得志。但是，一封公开信打破了这位青年英雄的神话。2006年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生 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司履生教授在新语丝网站发出《就魏于全院士发表假论文问题致中国科学院的公开信》。该信指出，中科院院士、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发表在 《中华肿瘤杂志》和《NatureMedicine》杂志上的两篇论文涉嫌“学术造假”。司履生还在公开信中称，2003年，魏于全曾5次飞赴西安向他求 情，甚至以100万元的科研经费作为不发稿不曝光的交换条件等等。
此事一经媒体公布，整个学术界都在看 四川大学校方有何动作。然而，校方的反应也出乎大家的意料。4月15日，四川大学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学校初步调查结果：认为司履生教授反映的问题属于不 同学术观点的争议，司教授据此作出“学术造假”的指控，目前缺乏事实依据，“魏于全院士不存在造假行为。”在4月15日川大党委办公室发出的情况反映中， 仍在称这一事件为“一个正在进行、尚未得出结论的学术争论问题”。而每次有人请魏于全出示实验原始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时，四川校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帮魏搪塞、拖延。
对此，打假斗士方舟子愤怒地指出：“校方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进行危机公关！”在他看来，校方先把这次事件定位为“学术争议”而非“学术造假”，有先设定答案再寻求专家论证的嫌疑，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事件的新发展引发了大家对于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的深层思考，究竟是谁为造假行为提供了适宜生长的温床？
互依互靠的生存链“一损俱损”的保护伞
去年，震惊国际学术界的韩国“黄禹锡事 件”曝光之后，黄所在的首尔大学立即组建了专门委员会进行造假调查。但与四川大学的做法不同的是，首尔大学的委员会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构，而是呈开放式， 比如他们表示愿意同匹兹堡大学调查署等国外机构开展合作，同时可以考虑向外国专家进行咨询。除了这种内部调查，还有平行的外部调查，韩国检察机关、监察院 以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也陆续公布调查结果。
首尔大学的这种做法，有效地使学术监督机构互相制衡，防止了“二次腐败”的发生。
近几年来，为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和高校都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条例。“虽然各种惩处条例是有声有势，但给人的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欠缺实际可操作可监督的东西。“清华大学教授肖红一直呼吁重视学术造假中的“二次腐败”问题。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惩处不下去？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张鉴祖委员指出：“导致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很难治理，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领导袒护。”
张鉴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个年 轻的学者在一所学校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可后来这位学者被人揭发论文造假并被证实。学术同行纷纷要求处罚这名学者，可上级主管机关的领导不同意，还在公开 场合表示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并给揭发此事的人穿小鞋，逼得揭发者辞职。而这位造假的学者则被调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教授一语道破天机----“学术不端行为的背后牵扯领导人的政绩。不少造假者都是在某位领导人在任期间内被当作人才引进的，如果造假者被公开处理，就会让领导人下不了台。”
由于造假者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利益共同体，这就造成发生造假事件的单位也不愿扩大事态。在现今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的学术成绩与整个学校的名望声誉剥离开来。
值得忧虑的是，现在学术单位的评价体系 非常急功近利。一个单位的方方面面都有指标考核。所有这些考核指标汇总到最后，就成了学校的综合实力。学校要凭借这些指标与其他学校竞争，去获得认可并获 得资源优势，比如说，重点学科的审批，进入“211”学校。结果形成压力逐层下移。学校把压力转移到学院，学院转移到老师，老师转移到学生。
学生、老师、院系、学校，完全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态链，是“绑在一起的蚱蜢”。对学术单位来说，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事件是对全体成员利益和声誉的一个致命打击。
朱清时院士指出，“一些曾作为典型被扶持起来的学者，背后往往有人把他与当地的声誉和自己的政绩联系在一起，而且那个领导还在掌权，这样的学者造假事件，就很难受到处理。”
“如果学者受到处理，就会使单位的荣誉受损。那单位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 ”人大代表王子镐表示，“所以学者造假是校方最不愿看到的事，许多领导对此的反应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朱清时院士认为，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许多“得奖专业户”是含水分的。“这种高产违背科学精神，其实只要问问他们的实验周期有多长，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真正搞了多少东西。”
专家不“专”项目管理萌生黑哨
高教授所在的高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他不仅在该校学生和老师中享有很好口碑，而且在所研究的新材料领域里也是蜚声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但即使是这样，高教授也“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国家基金资助的项目了，2004年和2005年都走了空。”
虽然今年元旦刚过几天，高教授就把申请自然基金资助的材料送到了该基金会的相关部门，但鉴于连续两年申请“走空”的事实，高教授的心里很没有底。
一天，该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老师便找到高教授说：“高老师，我们可以搞一些科研合作，我负责跑经费，你只管搞研究就行了。包括你申报的基金会在内都行，但要有一个分成协议。”
这是一个三七分成的协议，高教授拿三成做科研及支付发生的与科研相关的一切费用，而跑经费的老师则要提走七成。“这七成他也不能够完全拿到手，其中直接返回5个点到15个点，学校抽走10个点到30个点或者更多。这是两笔直接费用。”高教授告诉本刊记者。
高教授说，跟他提合作的这位老师就是在 科研领域非常活跃的一类人----他们本身并不参与科研或学术，但他们非常有门路，跟学校领导或能够提供科研经费方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或者什么都不 是，但却可以拿着你的项目去申请到经费。”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把这类人冠之以一个时髦名词----科技经纪人。
最终，高教授婉言拒绝了该老师的合作，而他申请项目经费果然也再一次落了空！
据了解，这些被圈内称之为“科技经纪人”的群体，对每年的各种科研项目已经形成蚕食之势，真正以项目或学术“论成败”的科技工作者正在逐渐减少。
而“科技经纪人”之所以能够有生存的空间，与科技项目管理过程中一些鉴定专家们的失语与失职紧密相关。
在交大关于“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中，居然有这么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以虚假科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要知道，汉芯一号“在问世的3年时间里，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这就意味着鉴定专家们被“骗”高达40余次之多。
青岛一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告诉本刊记 者，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会派专家进行中期审核，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课题进度等，要是审核不过关，下一批的资金就不再拨付了。所以研究所一般都要请 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每人再送纪念品，有的干脆直接送上千元的所谓“辛苦费”，这些人就被哄得很高兴了，审核自然也就没有通不过的了。
这位科研人员向本刊记者叹气说：“我国的科研赛场也存在着‘黑哨’，即科研项目评审不公平、不透明，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和公平竞争原则。你想，连下来审核的专家都被收买了，还有谁会来真正关心科研项目本身呢。”
时下，在某些高校中，有些所谓的教授可 以通过拉关系、买选票等违背正常学术规范的手段，获得省、市，甚至更高一级科研经费的资助。他们在课题申报、结题或评奖前，将自己的课题标书，所谓的科研 成果，当然还有不菲的劳务费，一起送到事先已知的专家评委家中，请其给予“指导”，而一些所谓的评委在课题评审中自会心照不宣。收下劳务费后，这些专家在 评定会议中便让该课题一路绿灯。
目前，我国学术单位的评审体系是自下而上的申报，没有独立的监测机构，这都造成了院校和学术诚信的不断下降。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说，一些国家 项目在结项之后，便没有人去管，对这类项目并没有专人进行核实、复查。对其中是否存在学术剽窃、抄袭，甚至存在其他的腐败都没有严格调查和确切答案。到目 前为止，已经结项的国家重点项目或者省部级项目中是否存在着剽窃、抄袭或其他腐败？答案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难以量刑“造假犯罪”无法可罚
今年３月，因涉嫌学术造假，原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被清华大学撤销教授职务并被解聘，而首先捅破刘辉造假黑幕的方舟子对此结果仍很不满意。
“清华大学对刘辉作出开除处分，这种勇气可嘉值得赞许。但是光开除就可以了吗，我认为刘辉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完全应该被判刑。”方舟子表示。
反观黄禹锡案，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5月12日发表了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决定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起诉黄禹锡。
“韩国学者黄禹锡造假，按照韩国的法律，这个学者不单学术前途没有了，还要面对牢狱之灾，而我国目前对学术造假的法律约束力却几乎不存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委员告诉《IT时代周刊》记者。
针对学术腐败频发但处理乏力的现状，在去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在《著作权法》和《刑法》中增加“剽窃罪”。提案称，盗窃达到一定数额就构成犯罪，而剽窃他人作品，既骗取稿费，又赚取名誉和提升的机会，比偷钱还严重，应该用“重典”打击学术腐败的痼疾。
对此，朱清时院士认为，学术腐败问题列入《刑法》难度较大。因为很多时候还是一个道德范畴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人，靠说假话骗取了名誉和地位，可以说他不诚信不道德，但要说他触犯了《刑法》，恐怕还够不上。“如何为这样的行为量刑，我觉得很难。”
“法律认定是一个难题，在目前的法规条律中，对剽窃、抄袭、学术腐败等范围没有具体的确定，完全还是一个空白点。”《法学研究》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教授谢海定指出。“针对学术腐败，我国应当尽早设立相应的法律认定标准，如学术欺诈罪。”
除此之外，由于法官并不了解学术内情，直接影响了其对相关案件的理解，这就为本已艰难的法律认定又雪上加霜。
到目前为止，由于造假而被撤职的学术人士所闻颇多，但因此而锒铛入狱的，还没有一个人。“大不了就是一无所有，由零开始！”这成了许多造假学者有恃无恐的普遍心态。缺乏法律重手管制的学术界，还处于一个“人治”的状态。
第三章 如何杜绝造假----—给科研一个自然成长的生态
摒弃浮躁还科学纯洁的本来面目
有人问过科技部长徐冠华，中国人什么时候会赢得诺贝尔奖？徐冠华面有难色，答：“目前政府还没有时间表。”
但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国家会将越来越多的科技资金砸向各大科研院校，并制定以论文和成果论英雄的游戏规则，与国家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不无关系。
“经济已经腾飞了，科技也应该拿点东西出来了吧！”上海一位大学学者这样分析科技部的心理。“但是多如牛毛般的论文和科技成就之下，真正有含金量的项目又有几个。靠这样华而不实的学术界，怎么可能拿得到诺贝尔奖？”
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仅列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也是在这一年，我国明确提出，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科技长足的进步。然而，科技造假的增多正好与这个既定目标背道而驰。
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排 名就已经是第23位了。除去1995年的第27位和1996年的第28位的徘徊下降之外，2000年以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一直在第24～26位之间徘徊 ----10年间，竞争力曲线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称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成立的。
近年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也不 让人乐观。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是1955年国务院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奖金”。以前每两年评选一次，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颁布之后，改为 每年评审一次。这一奖项以其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我国科学界享有崇高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往的一等奖获奖者包括李四光、陈 景润、唐敖庆、王淦昌、梁思成等大师级人物。
在1986年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之后，中国科学界的获奖能力不是上升，反而大大降低了。而象征国家技术发明创新能力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从1997年到2003年，竟出现了连续6年空缺的现象。
诺贝尔奖之所以荣耀，是因为国际科学界 为了奖励那些像诺贝尔一样对待科学事业，诚信执著一丝不苟的科学家。而当今的科学界，研究人员却像普通人一样急于获得财富和名望。然而，科学的神圣不容许 那些急功近利、沽名钓誉者用粉饰或是伪造去亵渎。因为，学术造假的真正危害在于它腐蚀了人们对于科学的信任。
摆脱行政束缚设立第三方鉴审机构
反思科研体制，并不是今天的专利。最早 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957年，钱伟长、曾昭伦等科学家，曾向当时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由“科学家 来领导科学”。但这篇文章却被批判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钱伟长等科学家也被打为“右派分子”。
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促进科技的发展仍须改变行政管理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长久以来，科技行政部门掌管大量科研经费，资金分配不透明，引发众多非议。由政府部门直接进行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管理，其工作程序、经费配置、课题评价以及成果鉴定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科研领域中出现了以人际关系为主导的“小圈子”。
有专家指出，科技部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一 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由于行政官员对科技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 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为了争取科技经费，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因此他们建议，将科技部管理科技资金的 功能转移到相对较为独立、所受行政干扰较少、评审较为公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何士刚研究 员在接受《IT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是吸引 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国家科学自然基金委近年来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好评。但自然基金委只掌握整个研究经费中很少的一部分。增 加自然基金委经费的比重，或要求其他管理部门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在项目评审时采取引进国际评委、严格区分申请人员和评审人员等措施，将会有效改善中国 的科技环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加强自清学者重回严谨治学轨道
国家审计署不久前公布的审计公告可谓给 有关部门迎头一盆冷水----2005年度的审计发现，科研系统2个部门和45个科研单位转移、挤占、挪用科研经费 6.69亿元，另外还有13个单位把3.27亿元的科研经费违规出借、对外投资甚至投入股市。国家为了催生诺贝尔奖的投入，却只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蛀 虫。
浮躁像“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自身道德滑坡导致科学精神的决堤。邓正来教授说：“早日建立学术界的自清体制，是当务之急。”
黄禹锡案让整个韩国科技界陷入反思，这个曾经被韩国人称为“民族英雄”的造假者，不得不等待韩国法律严厉的制裁。这位昔日的韩国“最高科学家”被斥责为“严重侵犯人类尊严”的罪人。从英雄到败类，只有一步之遥。
学术造假不仅需要我们反思体制的根源， 更需要科学从业者的自省。2004年6月北京市科协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何祚庥院士曾经公开这样一件事，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 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 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何祚庥院士指出，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要出大错？
为科学正身，不仅需要科技界自上而下的道德自省。更需要法律的威慑力，那些利用科学的外衣去寻个人之私的造假者们应受到应有的制裁。
在中国人自古以来观念中，读书人原本一向是“清高”的代名词。令人痛心的是，在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人，一些所谓的高级知识份子、为人师表的教授，道德沦丧，随金钱和名利而起舞。
不要让国人等待太久了，让我们把对知识的尊严，对学人的尊敬，对科学知识的信任早日寻找回来！
《IT时代周刊》记者/王琦玲 任彩玲（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