铤而走险 —— 我少年时代的一位启蒙者的故事

俗话说，遇事，愚者铤而走险，智者迟疑不决。这句话，有道理，但也不全对。这里，我来讲一讲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从各方面看，都非常有智慧的一位朋友，因为自己的境遇而选择铤而走险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周明，是我们在1975年夏天，从省城下放到祝三庄插队落户的32个知青之一。

虽然我把周明看作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位启蒙者，他只比我大一岁。

我们相识的时间，其实更早得多。但是，我们成为密切交往的朋友，始于1973年，因为当时我们在同一所高中，每天上学和放学同路而行。自然而然地，因为交谈和交流，我们发现了很多彼此相互欣赏的东西。

当时可以阅读的东西非常少。令我惊讶的是，周明已经在勤奋地阅读《自然辩证法杂志》、《天文爱好者》、《无线电》、《大众科学》等刊物。他会经常抑制不住地谈论他读到的新事物和新概念，例如“中子星”、“宇宙坍塌”、“相对论”、“波粒二象性”、“夸克禁闭“，”隧道效应“，等等。除了阅读，他还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为了观察星座，他制作了高倍数望远镜；为了研究无线电，他制作了晶体管收音机和中波信号发射器。他还热衷于化学实验。这其中，我还记得他制作了隐形墨水和显影剂来书写和复原”秘密信件“。同时，他利用控制和对比植物在不同光线条件下的生长情况，来理解”光合作用“。另外，达尔文的故事，我也是从他的讲述中第一次听说的。

这些，特别因为出自一个同龄者，都震撼式地启蒙了我早年对科学探索的兴趣。

这些，给少年周明以充实和快乐。

但是，周明也有焦虑和郁闷的时候。

不止一次，周明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虽然他热爱科学，但是他在科学上不可能走得很远，而只能停留在科普水平上。

我问，为什么？

他说，他有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个弱点是，他不喜欢繁琐复杂的东西，而喜欢思想和概念层面上的。所以，他的数学就学不深。这样，会让他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上深入不下去。

第二个弱点是，他不喜欢死记硬背的东西。如此，他学不好英语。这方面的缺失，也是他进步的巨大阻碍。

这两个弱点，今天看来也完全对。当时他小小年龄（约16岁）就意识到了，一直令我感佩。

我安慰他说，这些还要看你怎么学。毕竟当时在文革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学习条件。我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周明绝对是被时代耽误的人。可惜了。

他提到的两个弱点，如同存在于求知海洋中的两个暗礁一样，后来成为了我日后知道需要刻意克服和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明给了我另外一种及时且珍贵的启蒙和警示。

话题回到1975年。

用现在轻松的话说，在祝三庄的劳动和生活的经历，都是锻炼人的，同时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除了劳动强度大，另外的困扰包括老鼠、跳蚤、疾病、饥饿等。

这些都是考验。

这时的周明18岁，他被所有这些所困扰和夹击。他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他自己坦白地知道这一点（如同他知道自己的两个“致命弱点”那样），并“广告天下“。背后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指望我能够承受太多，我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

他这么样，现在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

当时，当地老乡们很谅解。他们在劳动中照顾他，尽量不让他干太累太脏的活儿。他与老乡们相处得也很好。没饭吃的时候，就轮流到老乡们家里蹭饭。老乡们也把他当成自己家的一个孩子看待。老乡们进城换大米或者拉脚（【画外音】老乡们常在农闲时，进城用自家的架子车给建筑工地或者工厂拉东西赚一点钱。因为出卖的是脚力，故称“拉脚”。做这种活计时，晚上往往需要露宿街头），有时就到他家里去作客，住上两个晚上没问题。总之，周明与老乡们关系融洽自然。

因为不明的原因，周明与队长的关系后来变得很紧张。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某一次他们家对进城办事的队长一行招待不周，有可能队长认为周明平时对他不够尊重，也有可能周明在老乡们中间说了队长的怪话或者附和了一些老乡对队长的抱怨，还有可能就是队长压根不待见周明，因为周明平时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穿得干干净净，说话永远是文文绉绉，以致于还为此混上了个“臭知”（“臭知识分子”的简称）的外号儿。总之，周明受到了队长和他的领导班子一帮人的全方位无情夹击。

在具体事情的表现上，他们有时给他派最重的活儿（例如打井和拉石头）和最脏的活儿（例如出窑和出粪），有时不派活儿（借口说，因为没有适合他干的）。有时即使周明完成了分派的活儿，事后也常会在社员大会上被队长“骂光”（当地土话，意为批评和羞辱）。队里一个男劳力每天（三晌）全勤是10个工分，女劳力是8个工分，而周明从10个工分的劳力被降为7个。因此，到了结算的时候，常常是他的工分挣不够口粮，还反欠队里的钱。

开始，周明还试图通过更努力的劳动等来改善队长一帮人对他的印象。但他的努力无济于事。

无论是现在和将来，看上下、看左右，他横竖看不出希望在哪里。希望，一丁点儿都没有。

在全方位立体式的夹击下，他被逼到了墙角。

在一个秋雨濛濛的下午，队里没有出工。

这时，在昏暗的知青宿舍里，当只有我们两人单独相对的时候，他表情庄严地对我说出了他的一个报复计划。

周明：今天我跟你说一件事，我想了很久了。

我：什么事？说说看？

周明：我要把队里养猪场的猪都毒死。

我：啊？什么？你说清楚。

那一段时间，周明在队里的小菜地里干活儿，可以接触到“敌百虫“农药。在菜地里领着他干活儿的是一个老菜农，我们管他叫”老歪“。他可能因为中过风，看上去他的嘴有点儿歪、一只眼有点儿邪，人倒是绝对善良憨厚。他与知青们相处很好，常不时到我们的宿舍里找糖果吃。他把这种城里人爱吃的糖果（水果糖、奶油糖、酥糖等），都统称为”梨糕“。常问：“有梨糕哞？”  老歪很仁义，常给我们送点儿新鲜瓜菜什么的，调剂我们的日常伙食。每当他拿到了一粒“梨糕”，他就会立刻剥开包装纸吃了。这时候，他表现出很受用很满足的样子，嘴看上去更歪了。这个情景，我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周明：我要报复队长。这家伙太坏太欺负人了。我已经忍受不下去了。

我同意他说的。队长的确劣迹斑斑。他们一帮人利用权势欺负很多人，肆无忌惮，一手遮天。这种现象，在当时农村很普遍，也可以算是我们在“再教育”方面的一种人生收获。

我：为什么要把猪都毒死？

周明：因为养猪场的饲养员是队长他伯。

我：你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一个要进行报复的人的想法：周明，作为一个公认的“臭知”，可能真的没有胆识和力量去正面报复欺负他的人。所以，他要在对方最弱的地方下手。

队里的养猪场设在村外，离同在村外的知青点宿舍不远。栏内养了共约30头长白和巴克夏品种的猪。

队长他伯，人称“小柱”，虽然略有残疾，却把养猪场搞得井井有条，30头半大的猪也都养得很健硕，看上去都是大肥猪的身子胚。

到养猪场看过猪的人们，干部不论大小，社员不论男女长幼，出来的时候都带着眉飞色舞喜气洋洋的神态，好像猪们的茁壮成长，是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直接指标和体现，当然也是过年时有猪肉吃的真实保障和希望。

小柱自己没有成家，就住在养猪场侧面搭的一个小草棚里面。夏天的蚊虫困扰、冬天的冰雪侵袭、四季常在的猪粪便气味的伴随、潮湿的环境，对小柱来说，都不是问题。他所有的生活内容和乐趣都放在养猪上了。无疑，小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饲养员。他的敬业精神和业绩，当然也给队长家族增加了光彩。

因此，也看出为什么周明偏偏盯上了养猪场。

另外，也因为养猪场出的粪专门供给队里的小菜地，老歪常带周明往返于这两个地方，所以周明对养猪场很熟悉，下手的机会很多。

我当时除了内心的震惊以外，还有一个词在脑海里一直晃荡，就是“何其毒也”这个文革时期的常用成语。

不带任何含糊地，我向周明表明了我的反对态度。

猪们何辜？小柱何辜？社员们何辜？你怎么可以忍心？怎么能这么想？后果会怎样？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回答的。你真要这么做，就是想当“人民公敌”了。

这时，看到周明表情现痛苦沉思状，我觉得应该缓和一下气氛。

我：不过，你这么做，倒是能让一帮人高兴。

周明：谁？

我：警察公安呐。你想想看，这个案子是不是太容易破了？也许有半天时间就足够了。这个案子出来当然不会是个小案子。他们半天就破案，一定会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弄不好还有人会因此升官儿。

周明如梦初醒般地听从了我的劝诫，放弃了他的计划。

其实，那时我对劝阻周明放弃他的计划，有十二分的把握。因为，我知道，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一点，我没有半丝疑问。所以，当时我的言辞激烈，态度鲜明，没有给他留面子和下台阶的余地。对此，看来他都接受了。但是，他对我没有表达感谢，也没有表达忏悔。我并不介意这些。只要他放弃他的想法，不做，就好了。

以后，这件事在我们之间没有再被提起，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再以后，周明似乎喜欢上了一个叫“燕玲”的女知青。他们来往比较多。这给艰难苦涩的知青岁月加上了些许色彩和甜蜜。由此，他和我之间的来往就越来越少了。

77年底我们都参加了高考。

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机，很多人在那时都借机改变了命运。对我们来说，当然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

虽然高考全国统一招生，但是命题和考试却是各省自己搞。

我们所在的这个华中大省，在我的记忆里，“自古以来”，关于它的所有新闻都是负面的，“无一例外” 。有时，即使出了正面的新闻，时间长了才知道其实是假新闻。这么说，可能让人感觉不厚道。但没有办法，也是我“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致。

回到正题。

这个大省，在77年高考时也是出了事儿的，只是没有新闻报道罢了。这个地方在掩盖和封锁信息方面，一贯做得很专业、很上心，不服不行。

数学试卷中有一道高分数题（记得是一道值14分的题），要求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但是，这个方程组不自洽，也就是说，它的三个方程相互矛盾，所以放在一起不可能有解。

当时我不懂这个。只是一次次地用消元法从不同的角度奋力求解。但是，每次把得到的解代入方程组时，结果都不满足方程组（当然）。那个时候，伟大领袖说过的“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句话，不停地在耳边回响。所以，我在“坚持再坚持”的坚持中，耗费了很长时间而无果（当然）。在这道对我来说形同“陷阱”的题的卷面上，最终我只留下了做过、但又划去的痕迹。

事后听说，省高招办处理这件事的做法是：如果考生写下“此题无解”这样一句话，或者写下任意一组数字作为解，都给满分。如果做了又划去，就给零分。

我此题得了零分。在此题上过度花费的时间当然也挤压了我做其它题的时间。总之，后面的题只是在心情大乱的情形下潦草地过了一遍，结果可想而知。

【画外音】关于“坚持”这个话题，这次考试给了我另外一种体验：不利的情况和难以恢复的被动局面，产生于盲目而固执的坚持之中。

物理和化学是同一张试卷一起考。物理60分，化学40分。

物理题目和化学题目分别印在同一张纸的两面。

某些考生只做了其中的一面（物理或者化学），没有想到需要翻面做另外一面上的题目。所以，即使得满分，也只能得60分或者40分。

我是这些不走运的考生中的一个。我只做了物理的一面，并有足够时间认真检查所有做过的题目。当时还纳闷，时间怎么会给得这么充裕？而化学，由于疏忽（没看到题），交了白卷。

有人形容77年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确如此。只是，这个大省的高招过程，给考生们无端增加了困扰，给他们（当然包括周明和我）的人生轨迹添加了新的不可控的变数。

换句话说，省高招办等于在独木桥上安了绊马索和尖钉桩，让无数人在无端之中，中招落水。

叹气。

【画外音】这么重要的高考，这么大的华中大省的高招办，难道没有人把题都先做一遍试试？这么重要的考试卷，为什么不能把试题印在单面纸上？更何况这是10年来的首次高考。

周明和我虽然都“中招”了，但是，还好，我们没有“全军覆没”或“一败涂地”，只是“得非所愿”。

周明被录取到江苏省一个历史悠久的工业专科学校。

我没能“出省”，录取到一所省内的大学。

所谓“得非所愿”，是指我们入学后所学专业，都将不是自己原来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希望获得学习的时间和机会的心愿，得到了实现。同时，我们也都顺理成章地离开了祝三庄，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

周明与队长结下的梁子，就也烟消云散了。

几年后，我还在大学没毕业，收到了周明寄来的一封信。

这是一封奇怪的信，是写在一个香烟盒的内包装纸上的。字迹很小，密密匝匝，信息量很大。

在信中，周明告诉我，这封信，是他在广州附近的白云山劳改看守所，委托被释放的犯人偷偷带出来，再寄发给我的。在信里，他叙述了他几年来的困惑、思考和冲动。

周明写道，虽然离开了农村，开始了正规的学生生活，他对所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热情。特别是，在学校的环境里，他感觉在思想方面，甚至没有在农村劳动和生活状态下的那种放松和自由。同时，对将来的工作岗位，没有向往和期待。未来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感召力。他在学校认识了他现在的女友（当年插队时期的燕玲与他的交往早已中断了）。他们志同道合，都为追求自由和机遇而不惜冒险。在他的女友的支持下，他们攒了一点儿路费。他只身南下广州，与几个在当地结识的年轻人一起，走蛇口、泅渡后海湾、登陆香港新界，完成了偷渡香港的行动。可是，他们到了香港后因为无人接应和身无分文，很快就落入港警手中。他还说，在港期间，港警和当地居民对他们逃港的大陆客都非常客气和帮助，离开时，还送钱送物地相送。随后，他们被遣返回国。回国后，他被羁押在白云山看守所。

在信的结尾处，周明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白云山看守所遭受的屈辱和毒打。以后一旦有机会，我还会跑。

这是我知道的，周明的第二次铤而走险的经历。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因为这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友的支持，他把想法付诸于行动。

周明一直是一个行动者。

行动的失败，也是他们两人向往自由的共同梦想的破灭。

后来周明被释放，回到了学校继续上学。

他没有再与我联系。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来了两个操南方口音的中年男人，在系办公室约谈了当时还是学生的我。

这是一次官方针对周明的外调活动。

他们主要问询了周明在中学和插队时期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对周明的印象。他们要求我必须对组织抱着诚实和负责的态度，并强调说，我们对你反映的情况还会从其它渠道进行核实的。当然，这些都是套话、官腔。我不觉得陌生。

以我对周明的了解，我如实地、应该也是准确地向来人谈了周明给我的综合印象。这是一个爱科学、有理想、有能力、向往精神自由、有时会一时冲动的人。他如果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和位置，一定会是一个有所作为和不甘平庸的人。

后来，我听说，这次外调不简单，它与周明的工作分配有关。

尽管周明曾有偷渡香港的历史，他最终还是被分配到了一个需要获得“组织信任”的单位。

这个，可能得益于他纯净的工人家庭出身和其它不明原因。

还可以猜测，那次外调的两个人来我这里了解情况，也很可能是他自己建议的。

还听说，他在那个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在职的时候，他一直专心于技术，干得很好，“很让组织满意”。

他，也没有再企图偷渡出去。

当年支持他偷渡的女友，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直到今天。

她比他大三岁。他喜欢比他成熟的女人。

他们育有一女，两人白头偕老。

其实，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再直接联系。很多关于他的事，是间接听说的。

但是，即使是现在，每当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免会问自己，对这件事，他，会怎么看呢？

现在的他，是不是就像已经永远告别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一样而永远地告别了“铤而走险“的冲动？

【画外音】在中国，个人价值往往被忽视或低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许多人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空间未能得到认可和保护。因此，许多人常常感到被边缘化或被忽视。这阻碍了他们的健康发展。

年轻人还经常发现自己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他们往往必须在模糊的环境中和价值观下为自己制定道路、探明身份、目的和社会期望等。这种自我发现的旅程可能是艰难的和充满了挫折感的。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限制可能会继续迫使他们去冒险。所有这些，将以各种形式不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