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2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根据《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

（2005年卷）》，分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

术、环境科学9个领域，发布了各高校SCI类论文在2004年被引频次排序。这里被引频次是

指SCI收录的1999～2003年高校发表的论文在2004年的被引频次。

高校的社会职责有二，其一教书育人，其二生产科学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科学知识

，是在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意义下，为全社会生产的知识。遵循“公有性，普遍

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原则。度量这类知识的生产能力，SCI收录的论文被引

频次是一个可行的指标（当然不是唯一的指标，也未必是最恰当的指标）。分析SCI收录的

论文被引频次，可以大致了解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在我国高校中的分布态势。

各类知识生产能力分布

不同领域的知识，参与生产的高校数量不同，不同领域的知识产生的SCI收录论文被引

频次差异更大（见表一）。
不同领域的知识产生的SCI收录论文，被引频次其最高者（化学）为最低者（农林科学）的

42.5倍。

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较我国各领域发展的相对优劣势，更不是比较各领域在国际上的地

位，本文的目的是了解知识生产能力在我国高校中的分布态势。因此有必要以一种可以横

向比较的方式处理不同领域的数据。

为此，我们在每一个领域中，按论文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序，并计算出各校论文被引

频次占总频次的比重，同时将这比重从高到低累加。由此显示出各领域知识生产能力在高

校间的分布（见图一至图九）。为使不同领域的数据可比，横坐标为相关学校的比重。

在所有领域，50%以上的知识均由不到21.2%的学校生产，80%以上的知识均由不到45.

7%的学校生产（见表二）。

比较各个领域，可以看出农林科学SCI收录论文被引频次的分布是最集中的，3所学校

（占涉及学校总数的4.9%）就集中了被引频次的50%以上。这三所学校是中国农业大学（占

18.8%）、浙江大学（占18.1%）、华中农业大学（占13.9%），而70%的学校（44所）提供

不到10%的频次；更有38%的学校（24所）提供的频次为零。

SCI收录论文被引频次分布最平均的是数学领域，这可以理解，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工具

，有大量的学校涉及这个领域，且数学研究对设备、环境、地域的依赖性最低，故而其知

识生产能力分布较为均匀。

自然科学知识综合生产能力分布

对每一个高校，将其占各领域被引频次的比重取均值，用以估计该校在自然科学知识

生产中的份额，同样对各校的份额按从高到低排序，可以估计高校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能力

的分布（见图十）。

数据显示，高校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能力是高度集中的。在涉及自然科学的176所高校中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吉林大学这9所（占5.1%）就生产了50.5%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最末

107所高校（占59.7%）仅提供4.9%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更有21所贡献为零。

高校类型与社会职能

我国是一个贫穷的人口大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尚生活在农村，整个社会远未完成从农

耕文明向工商文明的转移。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和追赶世界先进潮流两个目标间的矛盾一直

是难于处理的问题。

说起高校，人们往往将科研教学并列，而科研与教学在资源分配、评价准则方面的矛

盾则一直困扰着人们。从高校知识生产能力的客观分布出发，或许能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

视角。

“研究型大学”

在高校里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能力高度集中，如果我们要求既覆盖50%以上的综合知识生

产能力，又覆盖每个领域50%以上的知识生产能力，则可识别出以下高校（见表三）：

这张表里，除了前述9个提供50.1%综合知识生产能力的大学外，加上了所有为各领域提供

50%知识的最靠前高校。这22所高校占所有涉及自然科学高校的12.5%，但提供了72.7%的知

识生产能力，包括数学的60.9%、物理的79.5%、化学的81.4%、地球科学的69.6%、生物的

76.5%、农林科学的66.2%、医药卫生的73.0%、工程技术的66.8%、环境科学的80.3%。因此

它们既覆盖了知识生产的主体，又有效覆盖了每一个领域的知识生产。

表中的苏州大学、东南大学整体实力偏弱，但在数学领域处于提供50%知识的前列，其

贡献不低于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中南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则在医学卫生领域举足轻重。

由此，我们发现，以知识生产为首要任务的学校客观上很少。如果称其为“研究型大

学”，那这种大学的首要任务是生产默顿意义下的科学知识，而其教学目标在于培养默顿

意义下的科学知识生产者。

作为“研究型大学”，其定位需关注以下几点：

1.社会职能：生产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知识生产者。

2.教师：主要看生产科学知识的悟性、能力与业绩；学校投资重点在吸引、培养各领

域大师，而非广建高楼大厦。

3.学生：毕业生主要进入学术单位，故应根据学术单位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确定招

生数量，而不应跟着潮流膨胀规模。所招学生应是痴迷于自然科学知识、迷恋学术生活者

，而非官商之材；对某一学科有特殊潜质者，应不受规范划一的“入学资格”限制。

4.校风：“研究型大学”是培育学术精英的地方，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准很大程度上决

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故应坚持高的道德标准。同时，自由为学术的生命，“不能独立自由

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贺麟，西南联大哲学教授），而学术自由的关键在于摆

脱官商的摆布。

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应聚集的是一个国家中极少数高度理性的学术精英，这个

群体的水准、见识、视野、胸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理性认识能力。让这个群体

在官商价值标准的左右下鄙俗化，势将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未来。

“平民大学”

至于对知识生产贡献总量不足5%的107所高校，它们绝非可有可无的鸡肋。 统计年鉴

显示，到2004年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高达58.24%。在我们的社会从农耕

文明向工商文明转移的历史过程中，提高国民基本素质，使之具备在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

力，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任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显示的我国6岁以上人口中，研究生仅0.1%，本科生仅1

.2%，大专生不过2.5%，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总计不过人口的3.8%。即使经过历年的“扩

招”到2004年，各种渠道（包括自考、网大等）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总计也不到500万人（4

98.5万）。

由于毕业生就业困难，“扩招”已受到广泛的质疑。然而即使我们维持2004年的高等

教育人员输出量十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在人口中的比重也不过增加3.8%，总量也不过

7.6%。而这个比例在韩国已达37%，在日本高达48%。
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从长远看，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必须在落实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实现高等教育的平民化。这将是本世纪无法回避的战

略任务。

可见问题不在于“扩招”，而在于将“扩招”作为“启动内需”的手段、作为敷衍就

业困境的手段。内需不足和就业困境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的必然产物，行政力量对

“利润极大化”的“保驾护航”则大大加速了困境的来临。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不在教育

领域，而在经济、政治领域。

由此，这107所高校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是高等教育平民化，是为绝大多数国民培养在

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力。这一使命能否完成，事关国民的整体素质，事关国家是“崛起”

还是“陨落”。

作为“平民大学”，其定位需关注以下几点：

1.社会职能：塑造未来公民社会的主体人群，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使尽可能多的国民具

备在工商文明中的生存能力。

2.教师：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是培养新时代的国民。

3.学生：毕业生主要进入社会各行业，从事各种职业。

4.教学：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是学生未来的就业需求，而非学科体系。因而研究就业

态势、掌握各行业所需素质、能力是教学体系设计的基础，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持续

系统关注的方向。

5.校风：“平民大学”的校风就是未来国民的民风。学校决不应办成单纯传授知识的

地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社会伦理、公民责任、人际沟通与合作、心理素质，这些是

所有这类学校都应认真对待的“共同科目”。如果“研究型大学”可以容忍一些人的怪癖

，“平民大学”则必须将“社会化”作为教育的基石。

由于我们有13亿人口，由于我们不得不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真正需要持续扩大

规模的，主要是这一类学校。然而，这种扩大并非简单地扩大现有学校的规模，而需考虑

人口分布、就业分布、资源利用效率等多种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

“行业、地区大学”

此外还有47所高校处于中间状态。对默顿意义下的自然科学知识，它们有一定的生产

能力，但并不构成其主体。

对社会而言，默顿意义下的自然科学知识并非知识的全部。作为一个行业、地区差异

极大的大国，每个领域和方向上都有无数需要研究的问题。判定这些问题的价值，主要看

它对相关行业、地区发展的意义。如果这个群体中的学校各自致力某个行业或地区，它将

有可能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知识(不局限于“学术”知识)生产者

，同时成为各级骨干的主要培养者。

作为“行业、地区大学”，其定位需关注以下几点：

1.社会职能：为某些行业或地区生产实际需要的具体知识，并为其培养各级骨干。

2.教师：科研的重点不在于学科前沿，而在于实际问题前沿。

3.学生：毕业生主要进入相关行业或领域，并具备成为各级骨干的潜力。招生规模主

要取决于相关行业或领域对各级骨干的需求。

4.校风：培养各级潜在骨干，最重要的是强烈的责任感，系统的整体视野，动态、发

展的观点，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

进一步的思考

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能力的分布，本文描述的图景显然是粗糙的，因为只使用了一个

简单的指标。而且，对文、理、工、商各类高校，均应度量其知识（不局限于默顿意义下

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分布，而不应局限于自然科学。

笔者的意图不在于给具体的学校定位，而在于指出知识生产能力分布高度集中的客观

现实。由此我们发现在“高校”这个大概念下，除了有文、理、工、商这样的分类角度外

，还可从知识生产和培养对象角度分类。而清晰认识到这种分类的客观存在，对高等教育

的规划、管理意义重大。不同类型的学校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与空间

，应强调不同的价值侧重点，从而有不同的评价准则和管理模式。
从社会整体需求角度看，各类学校都是必要的，无所谓高低贵贱。而认清这种分类的客观

存在，可以澄清许多困扰高等教育的迷雾。

高校到底应该以科研为中心还是以教学为中心？在“研究型大学”，无疑必须以科研

为中心，而在“平民大学”教学必须是中心。由此导致招聘、评估教师的不同标准。

高校到底应该扩张还是收缩？“研究型大学”服务于学术研究，高速扩张必然导致学

术水准下降；而“平民大学”服务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以我们人口之众多、整体受教育

程度之低下，扩张必然是长期的战略趋势。

投资重点到底应在何方？在二十余年高度精英取向的投资实践之后，服务于整体国民

素质的“平民大学”无疑必须是投资重点。而“研究型大学”必须戒除圈地、盖楼、铺摊

子的嗜好，回归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的路线：“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

校风定位的基础何在？“研究型大学”必须坚守学术自由，为此从校长到教员必须保

持布衣本色。让官商充斥这类学校，为官商披上学术锦袍，其结果必定是“斯文扫地”，

整个民族必将因此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平民大学”的基本任务是，将以农民为多

数的国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公民，因而“社会化”必须是校风定位的基础。而“行业、地

区大学”客观上是社会各级潜在领导者的培养所，因而责任感、全局意识、务实作风必须

是校风定位的基础。

学校应按何种指标评价与比较？“研究型大学”应以学术知识的生产为主要指标；“

行业、地区大学”应以对相关领域的整体影响力为指标；而对“平民大学”则应评估其消

耗单位资源而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实现“社会化”的能力，并以此作为比较指标。分类总

是单调而刻板的，而现实是复杂而丰富的。笔者不奢望完成对高校的分类，而是希望有人

注意到这样的分类角度，并从这样的角度思考各种困扰我们高等教育的问题，使我们的高

等教育建设更趋理性，使社会用于高等教育的资源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