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的四年一晃而过，与清华的关系也从"学生"变成了"校友"。毕业时故作潇洒轻松地将
学生证上交的那一刻，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将会多么怀念在清华园中度过的四年，也预见不出
还原记忆碎片时的感慨。
与清华结缘的原因和过程或许人人各自不同。对那些未尝屈居次席的"大牛"们来说，清华是
他们高手过招、独孤求败的不二之选；对那些曾经感动于王国维、陈寅恪、梁实秋、钱锺书
、梁思成、林徽因等传奇人物的心灵而言，清华是追寻理想、事业和浪漫的最佳归宿；而对
于那些跟多年前的我一样，在十八岁时才第一次有机会自己选择未来的大多数高三同学而言
，为了遥不可测而又实实在在的未来，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需要理由的。

学文科的同学是敏锐的，在做出选择之前考虑的东西可能也会更多一些：名气、热度、师资
、风范、气氛甚至气质……远非理科生们的心思那样简单。我们长于用雄辩的理由说服别人
，却常常不知如何说服自己进行选择。是选择热门专业还是追随理想信念？应该更看重学术
前沿还是大师风采？历史传统和国际接轨孰轻孰重？这些问题可能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但或
许应该有更多的视角值得考量--特别是对于文科而言，一个综合的评价恐怕远远不是能够用
一串串的统计数字所能概的。既然如此，就让些许片断来折射吧。

传统与复兴

与理工科相比，文科似乎更容易"因时而变"。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敞开大门之后的中国学
术界逐渐与国外接轨，我们才发现自己已经从方法上落后了，迫切需要对文科研究转变观念
。于是，在某些文科专业沿用了几十年的老教材被国外原版教材所取代；国际上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界注重缜密推理与实证分析的治学态度也给我国文科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人文科
学更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文回归"，社会科学则更注重引进更加完善的研究方法。文科不再甘
于成为"随形势而沉浮"的附属性学科，逐步找寻着自身的发展规律。

这些变化体现在教学上，就导致在经济、金融、管理、新闻、传播、法律、文学、社会学等
各学科的人才培养思想和课程建设体系与一二十年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某些学科的变化甚
至是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高校中的"传统文科高手"试图凭借先发优势
尽快转型以适应变化；而致力于建设"新文科"的后起之秀则凭借引进先进研究手段、借鉴国
外学科发展规律，利用没有束缚和垄断的优势由前沿交叉学科带动主流文科的发展，从而不
断取得具有国际水准的快速和突破性发展。

清华九十多年的历史中，既有"老文科"，也有"新文科"。历史上，清华园里大师云集，贤人
辈出。文科学者中以"古今融会、中西贯通"为指导思想、以推理和实证为研究方法的"清华
学派"名声甚至压过了其他理工科的学者们。这样讲毫不夸张：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
赵元任这"四大导师"无可争议地构成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国学"的最强阵容；还有冯友兰、
金岳霖、季羡林、吴宓、吴晗、钱钟书、梁实秋、张奚若、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费孝
通、吴晗、曹禺、夏鼐、张岱年、英若诚、吕叔湘、吴组缃、王力、王瑶、李健吾、李赋宁
、许国璋、王佐良、许渊冲、卞芝琳……这些学者既有国学根底，又深切了解西方文化；既
不是卫道士，又不是西方文化的搬运夫，他们无一不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界的脊梁，也
是清华文科被外力中断几十年之后重建时所依存的血脉。

1952年，清华文科服从国家安排，忍痛被划拨给了兄弟院校，离开了其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直至扬名海内外的故土--清华园。那一刻起，多少大师和学子热泪长撒，对清华园魂牵梦绕
。清华人和清华文科有自己的风骨，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不会计较自身得失，因为用自身的才
能和奉献成就社会的需要和繁荣一直是清华人恪守的信条。

历史难以用今天的观点加以评说，也从来不是清华人借以懈怠的理由。当那段特殊的历史时
期逐渐远去、高等教育全面恢复正常之后，清华从决定恢复文科的那一天开始，就对于文科
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程度、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作为回归的游子，文科在清华享受到了更多的优先与体贴。清华学生所能享有的各种海外访
问交流项目之多已经令人羡慕，文科专业学生参加海外交流项目的机会还要明显高于全校平
均水平；文科院系接收其他院系本科生保送研究生的门槛也非常高，最优秀的一部分理工科
学生也有不少选择文科专业继续深造。由于清华的文科专业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冷门学科"，
优势学科也坚决不搞"批量生产"，所以文科生在清华非但不是"弱势群体"，还颇有些令人眼
红，成为清华园中的"新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