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清帝国时代（2）
1644年后，大清满洲帝国征服了全中国，在政治上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自大学士以下文武各官，皆以满洲官员居于首席，“各部院衙门堂司，悉令满洲掌印”。武官更是强调由满洲人担任，“八旗都统均系朕宗支，亲属及信任大臣”，“八旗印信，俱系满洲都统掌管”。为了保证大满洲民族在政治上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帝国政府采取了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教育政策。这个教育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国语骑射”为基本内容和基本方针，二是要学习尼堪统治者的治世方策。这两个基本点早在太宗时代就形成了，并由以后历代所遵守。尽管有个别时候或针对具体问题而对其中某一点有所侧重或强调，但总的来看，大清时代的教育政策是一贯坚持这两点的。值得指出的是，坚持前一个基本点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而后一个基本点是相对的和保留的。满洲“以武事开基”，能够征服中国，所倚持的乃是骑射，所以历代皇帝都反复强调“我满洲根本，以骑射为先”，把“国语骑射”作为维护全国统治和加强武装力量的一个强有力工具。因此，八旗子弟无论入宗学、旗学，无论其科举、为官，都以能否“国语骑射”为衡量标准。至于汉文化学习的好坏则是第二位的。故各学不仅均设有教场，定期操练骑射，且教授内容多只重视满文，而视汉文教育为可有可无。早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就定了基调，“武乃治天下之极要，不可偏向。今八旗等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后如再有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世宗认为，满洲人长技在于武略骑射，读书不过为“虚文粉饰”，应“专令兵丁等，各务实行，勤学武略，以敦俭朴之习”。高宗更认为“我八旗淳朴素风，娴国语，习骑射，其人果有足录，均可量能擢用。若科目者，特备储材一格木”。如专尚文艺，则“转为蠹坏人才之具”。
帝国政府对八旗子弟的起码要求是，自幼即当学习“国语骑射”，直到60岁以上方能免试。不但八旗中的满蒙成员必须能以满语奏对履历，能在马背上奔驰骑射，方算合格，就是对八旗汉军成员也同样要求。例如，镶黄旗满洲螯拜的重孙戴均，因“骑射不好”、“满洲话不好”，而被取消了补援佐领的资格。正黄旗满洲世袭恩骑尉常安，由于“不谙清语，骑射平”，被派望素以“清语骑射俱好”著称的吉林乌拉学习。又如，“汉军外官不能骑射”，遭到圣祖“汉军习尚之恶，至于已极”的严厉斥责。历代皇帝不仅三番五次地告诫族人要保持“国语骑射”，自己也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据弘力帝说：“余自十二岁恭侍皇祖临门骑射，每因射中，荷蒙无语褒嘉。故己卯（康熙五十八年，1699年）有屡中亲承仁祖欢”之句，自壬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至今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凡六十四年矣。”有的八旗子弟借口学习汉语文而拒绝骑射，反之，又以旗人自居不肯学习汉文化。为此，高宗写诗规劝：“八旗读书人，假籍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矢进退，故鲜大成就……”此外，满洲也在学习汉文化，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大量翻译汉文化典籍。太祖曾命达海用满文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其他如《武经》、《洪武宝训》、《三国演义》、《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汉文典籍“皆翻译请书以行”。通过翻译汉文化典籍，将汉文化的伦理观念、道德准则以及治国经世方略、立身处世经验等深个的渗透如满洲文化心理。太祖曾引用《论语》人伦、孝悌之论，训诫诸王“世守孝悌之道”，太宗曾引《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导诸贝勒与大臣务须“体恤士卒”。二是吸引尼堪儒生士大夫入仕朝廷。这些汉官汉儒对尼堪的传统文化、典章制度、道德规范、礼仪习俗等有深切的把握，当他们“参预军画”，为帝国政府的“左右赞襄”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汉文化灌注如满洲文化系统中。寒儒马世骏曾上书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今天下倾心，车书同轨，而犹分汉人、满人之名，恐非全盛之时宜有也。”尼堪人的这种思想为日后满洲汉化，满洲文化的衰落打下了伏笔。三是，在与尼堪“相摩相靡”的杂居相处中，潜移默化地顺应尼堪的文化习俗。在尼堪区居住的满洲人，处在尼堪文化的包围之中，不仅在婚姻习俗等方面，逐渐改变了满洲的传统习俗，如改变了族内婚，女子树立了贞操观等，即使使用满语的状况也逐渐改变。至康熙末年，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因“旗民杂居，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的现象，到帝国末年，通满文，操满语的更少了。
当然，对于汉文化懂得吸收和学习，有些则是被动的或是无可奈何的。总的来看，对于尼堪去的满洲人，一方面既要保持本习，一方面又要有限度地学习汉文化；而对于留居本土特别是吉林乌拉和黑龙江的满洲人，确是以防止汉化为主要侧重点。这就构成了大清时代教育政策的地域性区别。大清时代大力兴办满洲学校，使之成为完整的体系，开设八旗科举，并设立翻译科等，在北京及盛京尤其如此。在吉、黑二地的兴学速度和规模则要迟缓和小得多。帝国政府在本土不鼓励文教和科举入仕，因此在科举的录取名额上远较尼堪为少。在盛京地区，由于府、州、县设有儒学，与教育组织的相对完善相适应，科举也较为正常。在吉林乌拉、黑龙江地区除旗学之外，几乎少有民籍的专门学校。即使设有学额也都需附于奉天应试，就连考棚也不准设立。道光十三年（1833年）新任将军保昌奏请：吉林三厅绅士捐资建立考棚。礼部亦觉应办，结果遭到宣宗训斥：“我满洲根本，骑射为先。若专以读书应试为能必将轻视弓马。其攻肄举业者，仍当娴习骑射，务臻纯熟。圣训煌煌，久已垂为成宪，自当恪守旧章。况吉林为发祥之地，非它省驻防可比，尤宜骑射为重，何得专以应试为能，转致抛荒弓马旧业。所谓有民人与试，而国家承百数十年，吉林民风古朴，正见其不染习气，何必以攻习举业为臻上理耶！今欲添设考棚，无论文风未必邃优，即使弦诵日增，而弓马转致软弱，大非朕教育旗人之意也。”要求各官严切督责，“所奏著不准行。嗣后吉林士子仍著循旧例。令其赴奉天省寄棚考试。”这道上谕，最清楚不过地总结了大清时代对吉林和黑龙江地区教育的一贯的基本政策。即设学校并不为攻举业，宁可不兴文教，也要保障旗人的“骑射”尚武精神。对于尼堪区的满洲人，采取“旗民不交户”的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减少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为人口占少数的满洲人不至于过多受到尼堪风俗、习惯、文化的影响和熏染。对“龙兴之地”、“龙脉所钟”的本土，则采取了“封禁政策”，以求维护满洲传统文化，以防汉化。自康熙中期起便逐渐采取了封禁满洲的政策，不仅在满洲本土境内建设了大小树十个围场、牧场、参场、珠河等封禁区域，拔派兵丁巡守，而且在封禁以外的地区也禁止民人随便砍伐，开荒。尤其是山海关和辽东沿海，不断地下令检查过往行人，禁止民人偷越潜往满洲。这种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力避尼堪人到满洲侵占满洲人的生存空间，传播汉文化，对满洲文化造成威胁。对盛京地区，因原即为满汉杂居，并且是流寓民人丛集之地。早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召民开垦时，即有改变遣犯发往辽阳，盛京的意见，认为“此辈舞文狡猾，其心必异，子孙习染，种类不端，败坏习俗尤其小者，酿乱思逞，势所必然，更不可不早为区别也”。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令发遣尼堪人犯，改发往新疆等帝国西北部地区。世宗更认为，尼堪人到了满洲，“废坏习俗”，后宜严禁。到乾隆时，更认为，盛京流寓民人甚多，“诚恐（本处旗人）渐染习俗，堕弃素风”。要求地方官一面阻止尼堪人东来，一面加强对旗人管理教育：“务使人心风俗，不致渐染，崇尚淳朴，生计饶裕；勤加训练，技艺精强，不失满洲本色。以符朕敦教重根本，崇尚素风至意。”乾嘉时，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将驻京宗室，旗人重新安插于本土，使之“返其旧俗”，“返朴还俗”。如前所述，大清时代的教育政策虽有两个基本点，但以“国语骑射”为本，学习汉文化为辅，尼堪人则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学习内容，以科举取士为主要的途径。集中表现为重旗而轻汉，重武而轻文。在旗学总即使是“汉官学”，也不过是习汉字、诵四书五经基本上不为科举所设，这是旗学与民学的一大区别。正如雍正二年（1724年）上谕所说的：“文武兼通，世鲜其人。”“我满洲人等”区别与尼堪之处就在于“实习与武略”。世宗认为：“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旗学“果能尽心鼓励，得材勇卓越者数人，以备朕之用，裨保障国家，收 之数，较之成就一二驽劣之生员为远胜也。”仁宗认为：“国家造就八旗人才，以骑射为根本，其考试文艺乃末技耳，仰蒙列圣施恩增此一途，以广登仕进之路，缺此一途亦于八旗人才无损。”实行满汉分途教育的目的即可见。在此原则下，为了防止本土的满洲人渐染尼堪尚文之风，不仅各设学校，各有教习内容，且各有入仕途径，绝不准任意相混。乾隆二十年（1755年）谕曰：“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长，并相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改习汉文堂奥，而反为汉人所窃笑也。”以后“一经发觉，决不宽贷”。所谓极力维护满洲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集中表现为对京师、盛京和吉林乌拉、黑龙江地区的教育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黑龙江省学务不能与内地各省比，即视辽宁、吉林亦远逊。”帝国前期，将黑、吉两地视为“苦寒之地”，作为遣发犯人之地，并多将遣犯为奴赏于旗人。帝国中期，盛京等地汉化倾向显著，于是更把吉、黑两地视为文教禁区。因此，道光时，仍不准吉林设立考棚，致使“吉林旗民文武各童向赴奉天考棚考试，惟读书应考者寒素居多，限于途远资限，每多中废。黑龙江距奉尤称鸾远，虽经设额，迄今道光十三年（1833年）仍无赴考之人”。尤其是伊彻满洲居住地区，在帝国前中期，对其人“考试汉文，永行停止”。至嘉庆年间，伊彻满洲在民间交往中虽已有些人能说汉语，但识汉字者很少。这使得在满洲受尼堪影响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有一种梯次性的悬殊相差

二、学校教育
（一）宗学
大清时代，帝国政府为了培养和造就人才，设立了大量的学校，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八旗义学等。此外，在国子监等学校里也附设了八旗学额。
1644年后，世祖定显宗以下本支子孙称宗室，系黄带子，宗学就是为教诲宗室子弟而设的学校。
大清时代，非常重视对皇室成员的培养和教育。奉敕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在卷六十三《学校一-宗学》总论中说：“我朝龙兴东海，人文蔚起，属在天潢，莫不禀资卓荤，应运而生，当国学未兴之日，诸贝勒子弟即奉读书习学之谕。迨天下一统，礼教修明，顺治三年，即建宗学，设教习等官，司其董戒，厚其禀 严其惩劝，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列祖列宗厚加培养，时申诰诫。”这段话大体反映出了帝国时代对宗室子弟进行教育的历史实际。帝国时代责令宗室子弟入学的原因和目的，是要他们读书明理，忠君亲上，为朝廷尽忠。这也是历代皇帝重视教育的目的，也是兴办宗学，谕令宗室子弟努力读书的基本指导思想。
顺治九年（1652年），宗学始有定制。据《清朝文献通考》载：“宗人府等衙门，议每旗各设宗学，每学用学行兼优满汉官员一员为师。凡未封宗室之子年十岁以上者，俱入宗学。有不循礼法者，学师具报宗人府，小则训责，大则奏闻。其亲王、世子、郡王，选用满汉官各一员，讲论经史。贝勒以下，亦勤加讲阅，得旨：每旗设满洲官教习满书，其汉书听从其便。”又据《清史稿》载：“顺治十年（1653年），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俱入学习清书。”可知宗学实际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式设立，开始是学习满文。

康熙十耳年（1673年），“令宗室子弟歌就本府读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遣内大臣等考验宗室子弟文艺骑射。”到了雍正初年（1723年），宗学制度有了明确的规定。据《清朝文献通考》和《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复定宗室官学之制。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十九岁以上已曾读书者，亦听其之学，兼习骑射。每学以王公一人总其事，设正教长二人，副教长八人，宗室中行尊年长者充入清书教习二人，选罢闲满官及进士、举贡，生员善翻译者充补；骑射教习二人，选罢闲官及护军校（护军）善射者充补。汉书每学十人，设教习一人，会礼部考取举贡充补。每月考试，分别等第，申报注册。春秋二季，宗人府亲加考试，优者奏闻引见。……读书子弟，月给纸墨笔及冬夏冰炭等物。定宗学五年考试一次之例。”这使宗学趋于完备。主要特点是：第一、确定了领导管理体制和教学人员。第二、确定了有学习满书扩充为学习满书和汉书两类。第三、规定了满书和汉书教习的补充办法及任职资格。第四、确定了学生待遇和考试制度。朝廷允许宗室子弟学习汉文，并不等于提倡，并且以如何处理学习满书与汉书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具有反复的。雍正十年（1732年），世宗谕曰：“我朝崇尚本务，宗室子弟俱讲究清文，精通骑射。诚恐学习汉文，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世祖谕停习汉书，所以敦本习，黜浮华也。嗣后宗室子弟不能习汉文者，其各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器。”这是又一次重申教育以“国语骑射”为本，特别要防止流于浮靡。对于汉文成绩不佳的宗室子弟，可以不习汉文，只娴武艺和满文。第二年（1733年），宗学又增设学额，左翼70，右翼60。后又裁减汉教习9人，改设翻译教习和骑射教习。嘉庆初年，右翼宗学的学额也增至70人，并定每学汉教习4人，满教习3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两翼各增学额30，每翼共为100名。除京师左、右翼宗学以外，朝廷在陪都盛京亦设有宗学。雍正十三年（1735年），命照京城两翼学之例，设立盛京宗学。乾隆二年（1737年）始正式设立。只是由于学生较少，与觉罗合为一学。
乾隆、嘉庆年间，随着聚居东京的八旗贵族与日剧增，人丁浩繁，无论是居所占地，还是管理供给事宜，诸多不便。根据此种情况，嘉庆帝允准宗人府提出的“以族治国”的启奏。将闲居在京城的“皇族宗室”分批陆续迁居盛京等地。与此同时，盛京宗学增加官学生50名。嘉庆二十五（1820年），因新移驻盛京的宗室营距宗学有8里之遥，“寒冬酷暑，幼童徒步维艰”，于是在宗室就读的学生撤回本营，再增设15名学生，共计20名。这是在盛京设立的第二所宗学。

二、觉罗学
顺治是，定显祖之伯叔兄弟各支子孙称觉罗，系红带子。觉罗学即是教诲觉罗子弟的学校。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谕曰：“前者宗人府设立宗学，只令教习宗室，尚未及于觉罗。觉罗人众，今若一概归并宗学，势者 难遍及。应每旗各立一衙门管辖觉罗，或王或公，派委一人统理，令其于各该旗觉罗内，拣选老成练达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于该旗衙门之旁，设立十学。除情愿在家学习者外，择其可教之人，令其读书学射，满汉兼习。……十八岁以上曾读书者，亦准入学，至十八岁以上未曾读书者，月之朔望传齐该旗公署，宣读《圣谕广训》。其总管之王公一人，由宗人府奏议钦点。每学副管二人于觉罗内拟定正、陪，引见补用。请书教习一人，以满洲进士、举贡、生员、充补；射骑教习一人，以本旗善射者充补；汉书教习每徒十人没一人，以举贡、充补、副管十六人，每日在学行走，稽查勤惰。甚劣者报之宗人府，拘于本旗署内教训。八旗各择官房一所，立为衙署，旁设清、汉各一学。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觉罗内有行为妄乱者，亦行拘训，不准外出。 改后，告知宗人府汇奏请旨。……至读书之觉罗及督教人等，给与公费银米纸笔墨冰炭等物，俱照宗学之例。”由此可见，在大清时代，朝廷不但对皇族宗室子弟施以普遍而严格的教育，对于整个觉罗氏族的教育亦同一样重视。觉罗学建学晚于宗学，一开始就仿照宗学定有完整的规定和制度。所学内容既着重满文与骑射，又兼习汉文字书。所选总管、副管，或须皇帝钦点，或须引见后委派，表示朝廷高度关心所有皇室成员的教育。此外，关于教习的设置、学生的稽察、师生的待遇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大清时代京师的觉罗学所在地和学生人数如下：镶黄旗觉罗学在安定门内香儿胡同，学生61人；正黄旗觉罗学在西直门内北卫儿胡同，学生36人；正白旗觉罗学在南小街新鲜胡同，学生40人；正红旗觉罗学在阜成门内宫门口，学生40人；正蓝旗觉罗学在崇文门大阮府胡同，学生39人；镶蓝旗觉罗学在玉带胡同，学生45人；镶白旗觉罗学在东四十条胡同，学生15人；镶红旗觉罗学在承恩寺街，学生64人。1644年后，盛京的宗室子弟人数比北京少得多，故于乾隆二年（1737年），设立盛京宗室觉罗官学，宗室和觉罗子弟共为一学。入学年龄为20岁以下，10岁以上，根据自愿分别学习清书和汉书，但都必须兼习骑射。学生设有定额限制。宗学总管2人，副管4人，兼管觉罗学，均从盛京宗室觉罗分尊年长，行止方正者中挑选。清书教员4人，从奉天府贡举内选学问优长者担任。每年由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会同宗学总管稽考，分别等第注册。入学人数增加是，应举行入学考试，由皇帝从王公及五部侍郎内钦定二三人共同主持。学习优秀的学生由盛京将军向朝廷报告，有愿意入京参加侍卫、笔贴式笔试的，与京学宗室一例录用。觉罗子弟学满5年的，由将军等衙门、省城、口外等处笔贴式录用。教习任教5年期满，根据勤惰表现授以官职。总管以下和学生俱仿照京学给以公费、银米、纸笔，冰炭等物。学满5年而未被录用仍在校继续学习的，盛京将军每年秋、冬围猎时，可以跟随前往，以便练习骑射。盛京宗室觉罗学共用房42间，学额约40名，其中宗室与觉罗习满、汉书者各10名左右。
三、八旗官学
（一）八旗官学的设置
八旗官学是专门为教育八旗子弟而设立的学校。早在太宗崇德年间就已在盛京设立过此类学校，专为“佐命功勋英贤俊杰”的八旗子弟而设置。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皆可入学。1644年后，京师八旗分为4处，每处设官学1所，共设4所。每佐领（牛录）录取2名，每旗50名，其中20名学汉文。隶于国子监，教官也由国子监派遣。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始令盛京八旗子弟通习汉文者，与民童一体考试”，入于府学。3年后停办。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即在京师景山八旗官学成立的当年，在奉天府左、右翼各设立一处八旗官学，每翼官学设学生40名，其中满学生20名，学习满书；汉学生20名，学习满、汉书。满汉学生都兼习马步箭。满学设满助教1名，汉学设满、汉助教各一名。每学教习各2人，由奉天府尹选生员充补。二学均归盛京礼部堂官管理。康熙三十年（1691年），于盛京左、右翼，各设官学2所。每旗选取俊秀幼童各10名，每翼40名，合计80名。满学内各20名，教读满书；汉学内各20名，教读满、汉书。均并习马步箭。学校事务由盛京礼部堂官管理。盛京八旗官学教习设置：满学设满助教1员；汉学设满、汉助教1员，并由奉天府尹于当地选“才学优长”生员2人充汉学教习。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学员名额内增加内务府佐领子弟4名，旗鼓佐领2名。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准守陵千丁参加盛京八旗汉军的考试。教员由盛京户部支给仓米12石。汉学中生员教习，如系禀生，停其支给禀粮，照京师八旗教习之例支给仓米。学舍由盛京工部拨给。盛京左翼八旗官学校址在城内东南隅；右翼八旗官学校址在城内西南隅天佐门内金银库西。雍正十年（1732年）学额再增，每翼增加盛京上三旗学生20名，内务府学生30名，合计100名。
站据《钦定国子监则例》载，京师八旗官学学务状况如下
学舍：镶黄旗官学在安定门内大兴县西圆恩寺胡同，共房三十七间。正黄旗官学在西直门内祖家街，共房三十七间。正白旗官学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共房二十八间。正红旗官学在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共房四十七间。镶白旗官学在东单牌楼之东象鼻子坑，共房三十五间。镶红旗官学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共房四十八见。正蓝旗官学在东单牌楼之北新开路，共房三十五间。镶蓝旗官学在西单牌楼之北甘石桥马尾胡同，共房四十间。
官学生额缺：凡八旗官学，每学额设满洲学生六十名，蒙古二十名（内咸按宫官学学额占三名），汉军二十名，每学共一百名。下五旗每学添设包衣满洲学生六名，包衣蒙古二名，包衣汉军二名，每学包衣学生共十名，统计八旗学生共八百五十名。
支领钱粮：凡八旗满洲、蒙古官学生，每名月给银一两五钱，汉军学生每名月给银一两，由各旗自行支领，包衣学生不给钱粮。
挑补学生：凡八旗官学生缺出，由各旗都统选择俊秀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闲散（满洲三十名，蒙古、汉军各十五名），造具印文牌册，咨送到监。本旗助教带领上堂，分别翻译、作文、背书，当堂考验，秉公挑取充补外，其有资质堪以造就者，量予记名注册（满洲不得过十名，蒙古、汉军均不得过五名），挨名传补。应补学生申明事故：凡八旗记名官学生届应补之时，本旗咨称患病及有事故等情者，准以其次记名者充补，矣有缺出，再行传补。开缺复补：凡八旗官学生有告假随任开缺回京或因病开缺病痊呈请复补者，助教带领呈堂验看。如资质年岁尚可造就，准其遇缺坐补。
包衣学生借补额缺：凡包衣蒙古、汉军学生缺出，如本旗无人可送，准以包衣满洲人借补，矣本旗有人送挑时，仍行补还，以符定额。如包衣满洲学生缺出，无人可送，亦准包衣蒙古、汉军人借补。官学生举优：凡八旗官学生，如有年幼经书熟习及文理明顺、翻译通晓者，挑取作为优等学生，每旗毋得过二十名，满洲、蒙古各加给银七钱五分，汉军各加给银五钱，以示鼓励。所加钱粮，即由现在百名内裁出，每裁一分可加二人，随时选拨，不得以寻常学生滥充。如无出色者，仍将所裁钱粮归并咨取挑补。
期满出学：凡八旗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限，如无成就已历十年者，助教查明呈堂，咨回本旗另挑差使。如未满十年，因家寒无力读书，情愿回旗挑差使者，具呈告退，亦即准行。
考中出学：凡八旗官学生有考中中书、各项笔贴式、库使及各馆翻译、译汉、眷录等官者，助教呈堂，即行开缺。

站考中留学：凡八旗官学生有考欧文生员、翻译生员，以考中之日为始呈画存稿。*学肄业十年，如再考中副榜、拔贡、优贡等项，须*考中之日为始，再展十年，卑得底于有成。如中式举人，将来已有铨选之路，不得再行留学。
上学时刻：凡学生上学，端阳节后以卯时到学，未时散学；中秋节后以辰时到学，申时散学。设立到学薄，每日令该生亲自画到，稽查勤惰。如有三日不到及连日到迟者，助教即行申；倘不梭改，呈堂斥革。教习责成：凡八旗官学生文理荒疏、经书不熟，责成汉教习；翻译平常、清书生疏，责成满洲教习；蒙古翻译，蒙古话生疏，责成蒙古教习；步射、骑射生疏，责成弓箭教习。其功课不**教习惩责不服约束者，呈堂斥革。教习住学：凡八旗教习，应在本学居住，督催课程。学生每日到馆，如教习有不在学者，一次申饬记过，积至三次，值三年报满之期，停其保荐，咨回礼部。如助教瞻循不行举发者，查出一并参办。
教习勤惰：凡八旗教习训课勤惰，由助教随时查察。如有屡旷馆务者，即指名呈堂办理。
教习功过：凡四季清查各学一，馆中学生功课皆全者，教习录勤一次；如有五人功课不全者，记过一次；十人不全者，记大过一次。录勤一次准抵消记过一次，录勤三次准抵消大过一次，三年报满之时，按册计算，有记过二三次者，罚留学一二月，有记大过一次者，罚留学三月。
礼仪：凡春秋丁祭，八旗官学生应在东西哲、东西庑及崇圣祠、四配两庑执事，助教自行挑派，开送绳愆厅，先期随班演礼；有不到者，查明革退。遇祭酒、司业到任及封印、开印日期，助教各率学生到监行礼。其新补官学生入学，见助教行三叩礼。助教到任、教习到馆，学生参见及学生中式到监拜堂、到学拜堂，均行三叩礼。
八旗官学的课程因满、蒙、汉学而异，而教学管理则大致相同，其情况是：各学清册：凡八旗每学六馆各教习名下，分管学生若干名，均开明系某佐领下人，年若干岁，于某年月日挑补，读过经书几部，现读某书某处起止，其作文者或全篇或半篇，曾否应试，读过经书几部，古文、时文若干篇，诗若干首，并教习姓名及到学年月日期，于每年终，各造具清册一本，移交博士厅，汇造底册，存案备查。
官学生注书：凡官学生挑补到学，该助教查明现读何书，注册后移付博士厅，以备稽查。

查官学生功课册：凡各学教习将本名下学生功课逐日登记功课册，助教不时稽察，按季造册移付博士厅查核。如开载朦混，将该教习记大过一次，该助教亦记过一次。
满洲馆常课：凡满洲教习每日教本馆学生以清书翻译，每月逢三、八日出题，试翻译一道，或清字数行。次月初一日该助教移交博士厅汇总核实，初六日呈满洲堂官查阅。蒙古馆常课：凡蒙古教习每日教本馆学生以蒙古书，每月逢三、八日出题，试蒙古翻译一道，或蒙古字数行。次月初一日该助教移交博士厅汇总核实，初六日诚锰堂官查阅。满洲网论坛
汉馆常课：凡汉馆教习教各学生以经书文艺，每日常课有授书、背书、讲书、回讲、写字，默书诸事，备载于功课册。每月三、八日出题，试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未能成篇者，令作半篇。次月初一日该助教移交博士厅汇总核实，初六日呈满汉堂官查阅。弓箭教习常课：骑射为八旗根本，各馆学生十三岁以上者，学射步箭，十六岁以上者学射马箭，弓箭教习每日到学轮管教演。凡遇春秋二季考验，如有不能娴熟者，除将学生责惩革退外，该教习咨回本旗，该助教记大过一次。
满洲、蒙古馆四季功课册：凡满洲、蒙古馆官学生读书者，每日读满洲、蒙古书若干行，记满洲蒙古话若干句。习翻译者除课期外，每日应读书若干行，记话若干句。量其资质之敏钝，定句数之多寡。各立功课薄，照实填注。该助教按四季造具清册，移交博士厅查核。
汉馆四季功课册：凡汉馆官学生初读经书者，量其资质，每日应读若干行，设立功课薄，逐日将所得之书，每处起止，按字数详细填注。报作起讲者，亦照此办理。其已作全篇者，另立功课薄，将读过此书，按部开写外，每月应读时文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诗若干篇，将读过经书，按部开写外，每月应读时文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诗若干首，逐月将所读篇数详细填注。该助教按四季造册移交博士厅查核
定期讲书：凡学生十三岁以上者，该教习于每日常课外，逢三、六、九等日，各拈经义数条，为之讲解，并令按期存记，堂官查学时挑令读讲。
查核课卷：凡三、八日为作文之期，卷面书注月日及各学生姓名，该教习改正评定甲乙，该助教稽察名数，呈堂查核。
月课：凡八旗官学生于常课之外，助教、教习按四季各会课一次，将试题及诸生名次造册付厅存案，并将所课之汉文翻译等卷，教习批点甲乙，令诸生领阅后，由助教将课卷合钉一本，移交博士厅呈堂查阅。季考：凡八旗官学生于春秋二季赴监会考各一次。各旗助教先期将本学现在作文学生几名、习翻译学生几名、优学生几名，开具清册，移付档房，不得含混漏送。至期，各旗助教率领各本旗学生清晨赴彝伦堂听候点名给卷，各按卷面上字号归坐，卷面填写旗分、姓名，习汉文者注明全篇、半篇，习满洲、蒙古文字者注明清书翻译、蒙古翻译等字样。汉文试以四书文一篇，五言六韵诗一首，满洲、蒙古文各试以翻译一道，优学生各背所读经书，汉文试卷送满、汉堂官共同阅看，清书翻译试卷专送满洲堂官阅看，蒙古翻译试卷专送蒙古堂官阅看，评定等第，张榜晓谕，优者量予奖赏，劣者面加训饬。其春秋考验各官学生骑射，亦由各该旗助教先期将本旗及岁学生学步射者几名、学马射者几名开具清册，至期各旗主教率领各本旗学生同赴射圃，听堂官亲往考试，助教呈册点名，先试步射，后试马射，堂官面定优劣，优者量予奖赏，劣者面加训饬。凡应入季考诸生，毋许托故不到，其有实在生病不能赴考者，助教先期呈堂，矣病痊补试。奖赏：凡八旗学生春秋季考*****有奖赏，应领纸笔墨刻等件******付钱粮处支领，发交到学，助教当堂分给**，以示鼓励。
拔补优学生：凡学生中无论现在读书作文，有堪举优学生者，本馆教习报明助教，核实呈堂，于季考时面试后，定夺拔补。优学生甄别：凡由作文并报翻译拔取之优学生，于春秋季考时 ，卷面加注优生字样。如果文理荒疏，字迹草率，取列三等者，即将所加之半分膏火银两行文裁除。其由背诵经书拔取之优学生，亦令随春秋季考当堂背书，如经书生疏或久经举优年岁已长，学业无加者，均行文该旗，将所加之半分钱粮裁汰，另选文艺精通、翻译明顺及年幼经书熟者拔补。
稽察官学：凡祭酒、司业稽察，各学助教、教习率领学生迎缉堂下，听候训诲，读书者挑背经书，作文者挑讲文理，或面试文艺；习满洲、蒙古文者，面试满洲、蒙古翻译。其有出色者记名，矣春秋季考时举优。如有气质庸劣、年岁过大、读书过少、难望成就并无故不列者，即行咨回本旗。倘助教、教习不早呈明，各记大过一次。
拔翻译馆：凡八旗各汉馆学生内有愿读清书者，助教看其年岁稍长、文义粗通，移付博士厅呈堂，准其入翻译观改学翻译。如新补到学未曾读过经书，亦并未解文理字义者，不得逮型拔入翻译馆。不准拔馆：凡教习报满，例应将名下所教学生交呈功课册，以验有无成效，一经改拨别馆，无从稽核。如在该馆教习将满一年之内，概不准其改拨。改读经书：凡八旗官学生已报作文，未经全篇者，若文理不能长进，仍许改读经书，须将现读何书查明，移付博士厅注册，不得复以读过之书朦混开载。其有已经考试报全篇者，不准改读经书。
学生缺课注册：凡官学生有因假及事故缺课者，由助教随时移付博士厅注册，以备查课。如有怠惰偷安，到学年余，毫无进境，或资质鲁钝，不能读及所限字数篇数，并无故旷课者，即将学生革退。倘助教、教习循隐姑容，堂官查出，各记大过一次。
学生岁终甄别：凡每年封印前，助教查明各馆学生平日勤惰，回堂甄别，量予去留。如诸生中有汉文翻译清顺、经书娴熟者，开列名单呈堂存案，以便次年开印后面试。尽管八旗官学管理甚严，如同大清时代学校大都流于形式一样。八旗官学亦不免重考课，轻教读。因此，道光六年（1826年），御史续龄奏请严禁八旗官学积弊，宣宗降旨曰：“国家设立官学，月给禀，所以造就人才，各教习自宜勤加董率，裨肄业生徒，认真讲习，以收师儒之益。若如该御史所奏，近年生徒入学，不过轮期画到，查学之日，教习择其在家课读者，背诵数章塞责；该教习亦止于画到，查学始行到学，间有在学住宿者，并不教读。其宗室、觉罗及咸安宫、景山各官学，亦复如此。积习相沿，日就废纡，不可不严行饬禁。嗣后各学教习及肄业生徒，务须常行入学，尽心训课；并责成查学大臣及国子监堂官，不时稽查。如有旷误，指名参处，毋得有名无实，日久仍成具文。”盛京、北京的八旗官学设置比较集中。此外，在吉林、墨尔根、广州、西安、荆州、银川、成都、福州等全国各地八旗聚居或驻防之地还设立了八旗官学。这些八旗官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普遍设置较晚，多在雍正、乾隆时兴办；二是侧重与骑射教育；三是规模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