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渤海时代（1）
1）渤海的学校教育
渤海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被史学界称为“文化甚高，国势亦强”的“海东盛国”。
渤海在广泛吸取周边国家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点的教育制度。
这首先表现在渤海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系统。渤海的官制中有“胄子监有监长”。“胄子”，名源于《尚书-尧典》：“帝曰：！命汝典乐教胄子。”后世用“胄子”泛称国学学生。可见“胄子监”是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胄子监有监有长。《唐志》：国子监掌儒学训导之事，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渤海胄子监仿之，监拟祭酒，长拟司业”。渤海的胄子监设监一人，是最高的教育行政长官。
渤海的学校教育分国学、地方官学和私学。
关于官学史无记载，但据考古发现，大清时代在宁古塔尚有渤海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碑”，又称“紫石碑”，而得到确证。“宁古塔……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
‘深契’；次曰：‘圣’；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书类率更令，盖国学碑也”。“石壁之上，别有一郎岗。即宁古镇……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石台。有八角井，有国学碑，仅有天会纪元数字，余皆剥蚀不可辨识……”
从这仅存的13个字的碑文以及相关人士对宫阙基址的考证推断看来，渤海国学确实存在。其中“儒学盛于东观”，是说国学的儒生济济，远胜于尼堪东汉宫廷藏书之所的“东观”；“下瞰阙庭”，是说国学的校舍建筑相当大，宏伟。当然，碑文中未必没有夸张溢赞的因素，但起码也说明当时渤海官学中的学生人数不会太少，规模也相当可观。以此，有人推断设想云：“掘地得断碑，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皆汉字，字画庄楷，盖国学碑也……想像当时建国荒漠，重学重儒如是”。
关于渤海官学的详细情况，因史无记载，我们还难以了解和尽述。但是，渤海既然没有胄子监和国学，势必有地方官学和其他形式的学校与之相适应，《辽史-百官志》中有多处关于设学养士，设置博士助教的记载，不仅有“五京学”、“黄龙府学”，而且东京道所属37州也设“州学”，甚至各县都设博士，助教等学官，执掌学政。辽国遍及各京、州县的官学，大都设置在原渤海境内或渤海移民集中的区域。这显然是沿袭了渤海过在各京、州、县的教育体制。由此不难推断，渤海建国后，自大钦茂始，就在京、府及州县设置各级官学。
另一根据是，当时新罗建立了国学和算学，而渤海当时的官职有“右录事”，“试大理评事”（法官），出访日本的使团有“大录事、中录事、小录事及天文生”等配置，不难推断渤海也设置了算学、律学、书学等专门学校。渤海的文学十分发达，许多贵族、官员都能诗善赋。渤海的歌舞誉满日本和中国，日本一再派人来渤海学习音乐。南邻新罗有“音声署”，渤海很可能在太常寺内设置音声署作为培养歌舞伎人等专业人才的场所。有据渤海出访日本的使团中往往配有医师的情况，可以断定渤海时代已有一支医药专业队伍，也可能有专门培养医师，药师的学校。渤海的航海业十分发达，渤海出访日本多达30次，也会注重天文等航海技术的培养。另外，《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关于渤海出使唐国的使节中有官居“学堂亲卫”的记载，就是渤海时代学校教育存在的明证。
渤海时代，私学更为普遍，在渤海建国前，古代满洲就较普遍地存在着“ 堂”这种形式的私学。进入渤海时代后。“ 堂”就成了一种儒教教育形式。以后来仕辽的渤海后裔如张氏、高氏、王氏三大名门望族成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等情况，可以看出，渤海的私学教育是相当发达的。在上京、东京、中京等地发掘出来的大量“文字瓦”、“文字砖”，一般认为这些文字是工匠们印而成，有的文字书法圆熟，有一定功夫。匠人们的文字知识，只能是接受堂私学教育的结果。这表明渤海的堂私学已普及到部分庶民百姓。引人注目的是，渤海贵族的女子也同男子一样获得了了受教育的权利。在今吉林乌拉的敦化县六顶山出土的渤海贞惠公主墓与和龙县西古城出土的贞孝公主墓碑中，都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的文句。这说明，两位公主年青是都曾受过“女师”的教育。“女师”是以教书为业的妇女。
此外，后来的契丹东丹王耶律倍在医巫闾山藏书万卷，其中大部分都是渤海的遗物。
渤海时代的各类专科学校的教学内容中有“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律学”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兼习之”。“书学”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算学”以〈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骨卑〉、〈五经算〉、〈辍术〉、〈缉石〉为专业，兼习〈记遗〉、〈三等数〉，“医学”以〈本草经〉、〈甲乙经〉及〈脉经〉等“为之业”。
渤海时代的学校还实行祭孔，束侑之礼和“督课”、试举等管理制度。渤海以儒教为教育内容，实行释奠祭孔至于束侑之礼，“生出入，置束帛一节，酒一壶，侑一案”，“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作为对老师的见面礼。至于考试制度，史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