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消亡及其时间表》的艺术价值
陈仪玲
《中共的消亡及其时间表》应该是一本很政治的书。有政治敏感的人往往只看到政治，但是,有的人可能会看到艺术。一般来说,艺术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有艺术形式的尽可能的高度的完美,二是艺术形式的创新,而后者往往比前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好在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揭谜和预言”。那么,现在就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价值。
一、 体裁的创新
通常极少能见到一本书象《中共的消亡及其时间表——世纪之交的揭谜和预言》这样竟然令体裁这一概念尴尬得摸不着头脑!
就体裁而言,这本书肯定不是一本小说,更不是诗歌或剧本;也不是一本传记或回忆录,尽管其中有点传记的资料和回忆录的成分,而象邱吉尔回忆二战的书中的回忆则占有主要的分量,可这本书却不然。那么,它应该是一本政论啦——其实也不是。因为政论著作不塑造艺术形象,而这本书不仅充满了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而且有一半以上用的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下边还要专门论述)。我们从这本书中读到了政论的说服力、传记和回忆录的第一手真实资料、记实小说的生动形象、诗歌的韵律、散文的抒情、讽刺和幽默、文学评论的独到见解、心理分析的入木之洞见、哲学的思辩、百科全书似的全面、社会调查报告式的真实、具体事件的预言和对未来几世纪的社会发展的预见、还有语言对于灵魂的摄影照片等等。关键还在于上述的一切并不是机械地组装在一起,而是浑然地融合为一体,令人惊叹。
也就是说,这本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语言体裁,用任何一重现有的体裁名称都无法完全涵盖它。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来涵盖它的外延。现在还想不出一个更合适的定义和命名，那就暂时借助于“多媒体”这个词吧:文学多媒体。它不同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在一个较小的篇幅中对于比较单一的事件和人物的文学写实；文学多媒体则是消解了各种现有的体裁界限,以便于完成更宏大的场面和时间跨度,运用各种体裁特长在一个著作中对于各种事件的写实和人物的写真,及其理论的阐述。
所以,打通了原有各种体裁的自我封闭,消解了体裁之间的界限,把一重新的体裁,文学多媒体,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艺术价值。
二、 独特的艺术形象塑造
中共消亡中充满了艺术形象,从开篇的第一个形象孙中山先生，到最后的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形象“我”，及其中间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等,都跃然纸上。
先看 孙中山尴尬的形象:终生致力于打倒封建皇帝,而自己却生出了两个终生热衷于当皇帝的政治儿子。塑造这个形象的较新的手法在于让孙中山尴尬地出场晃了一下,然后这个形象的血肉就有所有的子孙们来丰满了。以后各章各节的每一页都能使读者感到孙文的存在,联想到他的尴尬伴随着中国在弯路上又整整走了一个世纪。完成这个形象的过程可称为“先见照片后见血肉之躯的真人”。其次,用政论的笔调来塑造形象也是别具一格的,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把政论的语言和文学作品的语言之间的界限给消解了。普通写政论的人读了这本书可能会感到不快,似乎是作者把这一片田地给弄荒芜了。这正是语言艺术的创新,下边还要专门论述语言艺术。再其次是塑造了中共这个集体形象,从前到后,把中共这个集体形象给立体地真实地塑造了出来。似乎是读完这本书之后,简直没人再想去通过其它方式了解中共了。另外,作者还用一种特殊的笔法集中地描绘出了中共几十个高层人物的灵魂形象,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种尝试。从而使读者在清楚地看到了人物形象之后,又看到了那些人物灵魂出窍之后的形象。
三、 丰富多彩的语言特色
一本书一般只有一种语言特色,比如平实的,机智的,哲理的,抒情的,粗犷的,细腻的,幽默的等等.然而,中共消亡这本书却是一个蔚为大观,几乎运用了所有特色的语言,把汉语语言艺术发挥到了淋漓极致的地步。如果要翻译成其它语言的话,真要担心会有人能够百分之百地把这本书译出原有的色彩,这使人又想到了那句“诗不可译”的悲观老调。尽管这不是一本诗歌。
书一开头是一篇自序,打破常规的是竟罕见地用了一种抒情的笔调。接着的第一章第一节写孙中山及其“儿孙”们,用的是庄严、郑重、直截、有力和盖棺定论般的政论浓缩语言,似乎是法官在宣判,庄严到了使读者几乎失去了主动思考的空间,仿佛只能令人信服地去接受作者的观点似的。接下来一节中,用了科学的定理、定义法一口气下了四个定义。而在描述马、列、毛之间的关系时却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马克思说到共产星球上去要造一种高速飞船,只有先充分发展生产力和科技才能够造出；列宁说只要造个长一点的梯子就可上共产星球,结果苏联人上到了楼顶上,这便是列宁的楼顶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夺权；毛泽东说造长梯子太麻烦,往墙上敲打出一些蹬脚的地方也可以上共产星球,结果中国大陆人上到了平房顶上,称为有中国特色的平房顶社会主义……。在评述所谓的“毛泽东热”时,用的是幽默和讽刺的笔调,在痛斥奴才主义的人时,用了最难听的粗话:“你舅舅是个厅级干部有什么值得卖弄?就是再高上几个级别,同我的吊毛相比,哪个更重要?!”而在回忆钱钟书和于光远等“老前辈”或“仁人志士”对“我”的误解时,其笔调是那样的轻柔和谅解,充满着期待和尊敬。最后,在刻画政坛上那些风派政客的形象时,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艺术对人物的七个面(正面,背面,侧面,另一个侧面,里面,形而上面,形而下面)进行了“全息摄影”，这是作者在运用语言艺术给几十位中共高官灵魂画象的同时,又给风派拍摄了一张能见骨头的"X"光底片,从而创造了语言艺术运用的新方法。

(见美国太平洋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中共的消亡及其时间表——世纪之交的揭谜和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