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文化中的哲学，与中国感性文化中的哲学的扼要比较 如果说，西方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理性靠猜测来解释世界；那么，哲学，则是理 性用逻辑思维来概括和推导世界。 哲学一词，在西方文化中，起源于古希腊，意为“热爱智慧”。在欧洲哲学史上，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首次开创了人类认识史上，“形而上学”，既“先于经验”， 和“形而下学”，既“后于经验”的人类认知区分。这个区分的重大意义，在于它 为以后的公理系统建立(如欧几理德几何学到近代的莱布尼兹的数理逻辑等)，都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公理系统的建立，其伟大意义又在于，公理系统是现代科学的 基础。 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创的研究哲学问题之风，如何进行辩论的规则指定，导致了一批 逻辑学家的产生，最后到亚里士多德集为大成，产生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出现，成 为以后一切人文和科学，乃至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形式 逻辑，历经二千年，除了后来补充“充足理由律”外，基本无变化。这种对知识的 探求，经过抽象概括总结出如何寻找真理的方法，成为启始至今的人类探索一切未 知世界的准则。 然而，正像理性文化在宗教信仰中，所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样，理性文化在哲学中也 表现出出不适当的扩展和推论，从而导致了被后人发现不少错误。例如当时普遍流 行的“地心说”宇宙观，亚里士多德的物种生成概念，和他在物理上，作出的重物 比轻物体从空中先落地的论断等。但比较理性文化中的哲学巨星的光辉，其缺点只 是其光芒背后的影子。 反观在中国“感性文化”中哲学的成就，在经过几近相同的历史年代发展后，比之 古西腊哲学家，其成果却寥若晨星。 也许由于中国哲学的主流是入世的哲学，它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和先秦的时期。 诸子百家哲学有 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名家、 农家等。以后历代的哲学发展，如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等，多涉及于社会道德(儒 学的范围)，而与先前真正的哲学的研究大相径庭。中国的哲人，很少过问社稷的基 础，来源等外部的问题；多只关心社稷内部的建设，因而其学说，多于人伦道德有 关。 中国哲学讨论人论道德以外的主要记载，有三个著名的讨论，它们是“白马非马”， “飞鸟之景” 和“一尺之棰”之说。 “白马非马”论的大意是，战国时一城有令马匹不得出城。公孙龙带着一匹白马要 出城。守门的士兵说：马匹一概不得出城。公孙龙心生一计说：白马并不是马。因 为白马有两个特征，一是白色的，二是具有马的外形，但马只有一个特征，就是具 有马的外形。具有两个特征的白马怎会是只具有一个特征的马呢？所以白马根本就 不是马。士兵因无法应对，唯有放行。 中国先秦的惠施“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类似古希腊的芝诺的“飞失不动”，但没 有着作流传下来。其大意是，飞鸟的影子并没有在运动。在每一瞬间，飞鸟的影子 可以认为是不动的。但是时间有连续性，空间有延展性；飞鸟之影在时空体内又是 运动着的。 庄子在《 天下篇》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例子。其大意是 “一尺之捶”，今天取其一半，明天取其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其一半的一半的一 半，如是“日取其半”，总有一半留下，所以“万世不竭”。一尺之捶是一有限的 物体，但它却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 这三个例子，显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善感受事物的思辩能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他 们思维，多限于直观，缺乏抽象深度的局限。他们更不可能，通过思辩，抽象出共 同概念，上升到进一步制定逻辑规则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感性文化”影 响下的哲学，只能从本能，直观感觉的角度提出问题，与理性文化中的哲学深度和 广度有“桃花源”似隔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