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媒体已经沸沸扬扬地讨论了一年多。8月23日，三名青岛女生飞到北京，向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诉教育部"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侵犯了她们的平等受教育权，将这一讨论推到最高潮。今年青岛文科的一般本科提档线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提档线才456分，整整低了119分！1 北京等大城市"低分高录取率"的传统做法引起各地越来越强烈的反感。

与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学生告学校、告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司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教育的主体--学生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它同时揭示了另一个事实：与其它领域相比，学校教育较少被法制的阳光所照到，往往仍处于我说你做、不由分说的传统氛围之中。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

社会各界对于高校招生中各地学生机会不均的原因已具共识。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分别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以2000年的高校招生为例，全国平均录取率为51%，但北京、上海等地考生的录取率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这不仅有违教育公平，而且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这一做法并不限于高考。例如，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非农村学生为376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2

影响当前我国各类教育不公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如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高等院校过于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以及贫困和边远地区基础教育的薄弱等等，这种差距是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存在的，主要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解决。另一种是制度性原因。在客观存在教育不公的现实中，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致力于控制和减少这种不公，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至少不去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已有的不公。当前，我国教育中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就高校招生政策而言，原因主要是后者。除了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之外，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城市人利益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它体现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某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是过去免费的高等教育，因而也长期隐含"城市优先"的价值。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化进程，这一思路已经不合时宜；但这种思维定势仍有较大的惯性，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其长期施行的后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城市利益集团"，这种利益格局被视为是无须证明、自然合理的；由于政策制定者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围绕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部门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结构的典型产物，"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产生的社会条件正在逐渐丧失。但高校招生制度究竟应当如何改革，却并不简单，不完全是行政诉讼和法律裁定可以解决的。青岛女生的壮举的真正价值，是促使教育界将这一改革尽快提到操作性的层面，而不是再停留在"应不应该"的讨论。

有必要讨论关于"教育公平"的概念。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它之所以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是由于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社会功能。杜威等教育改革者认为，教育至少有三种重要的职能：将青年人"整合"到社会及各种成人角色中去的"社会化"的职能；促进个人心理和道德生长的"发展"的功能；同时，在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者摆脱他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从而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与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我国在阶级斗争时代实行的"阶级路线"，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利歧视；最近取消报考大学的年龄限制是平等教育权利的一个进步，但仍有残疾、甚至长相难看的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报道。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教育机会均等"。它有两个重要价值，一是给所有人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此外，由于传统的教育制度有利于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因而，重视"教育机会均等"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3 这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两种性质的公平：一为"均等性"的公平，即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水平性的、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另一种为"非均等性"的公平，是垂直性的、纵向的、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如多劳多得、贡献大者先富等。他也强调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

此外，在考虑高校招生的制度安排时，还应当认识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际需要。首先是大学的学术性要求，大学按照学术标准录取高质量的学生，是最终将使社会整体受益的选择。其次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拥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是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功能以及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价值相一致的。而且，由于大学的举办者不同，中央财政举办的"国立"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地方财政举办的"省立"、"市立"院校主要招收本地生源，体现纳税人和举办者权利和利益的一致，也是各国的通例。还应当考虑实现教育公平的现实制约，这不仅指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包括教育文化、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在此评价一下讨论中提出的若干改革方案。

1、很多人建议高考招生干脆实行全国大排队，按照统一分数标准录取。如科举时代的这一做法，按照"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设置配额、不考虑地区平衡的因素，突出了"选优"的功能。在教育规模比较小、主要选拔极少数精英的情况下，这不失为既公正且有效的制度。但在高等教育即将进入大众化阶段，今年全国平均录取率已超过60%的情况下，完全不考虑地区平衡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很可能是大学生过于集中在山东、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而经济、文化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比现在大大减少，强化了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似乎又有欠公正。如上所述，采取倾斜政策帮助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层和群体，是教育公平的原则之一。因而，美国的大学对录取黑人学生是有优惠政策的。

2、第一种方案更重要的弊端，是巩固和强化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很多人认为全国统考本身是个落后的制度，不应再继续强化它--台湾地区已于今年废止了"联考"。高考制度应该通过改革走向多样化、分散化和地方化，从而削弱"高考指挥棒"的负面作用，改善基础教育的环境，根治"应试教育"这一痼疾。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使高等学校具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最后过渡到由高校自行命题招生或联合招生。在1952年全国统考制度建立以前，中国大学就是这么做的，这同样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问题在于，当时中国高校每年才招收几万名学生，现在是二百多万，高校自行招生的工作量之大和成本之高都将是难以想象的。这有赖于建立市场化的、具有竞争性的考试机构，如美国的ETS（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和ACT(美国大学考试中心) ，形成社会化的考试机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家长的疑虑主要是，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下，给予高等学校很大的自主权，是否就能保证公平？近年来频频揭露的招生过程中的"教育腐败"，正在改变人们对教育界"最后一片净土"的评价和信心。

3、也有人认为具有可行性的出路是大学实行"宽进严出"的制度。这样，通过降低入学门槛，可以大大减缓升学竞争。这也是国外大学的通例和过去中国大学的现实，当年清华大学的淘汰率之高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最后能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连入学时的一半都不到。实行这一方案的障碍不是理论上或技术上的，而是我们的现实国情。"宽进严出"制度意味着大量扩大招生规模，需要教育资源比较宽裕；同时要有较高的淘汰率，教育资源的损耗也较大。五十年代学习苏联后，强调"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除了集体主义价值，也有不致浪费国家教育经费的考虑。现在上大学虽付学费，但学费远未达到培养成本，所以淘汰很多大学生仍然意味着对国家教育经费的浪费。在我国高教资源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似较难普遍实行这一制度。即便不算经济帐，当今的"道德国情"也不容实行这一制度。试看今日国内的名牌大学，每年能淘汰几个学生，包括学术要求很高的博士生？高校教师被揭露出的学术剽窃和弄虚作假，又有多少得到了严肃、公开的处理？实行"宽进严出"对高校管理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包括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竞争性，科学的教学评价和学术评价、学生参与教师评价的民主机制、社会参与学校管理的监督机制等等。在我国高校内部管理制度仍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一设想是很理想化的。

4、调整切块比例和增量改革的方案。在不根本改变整个高考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情况下，短期内最有可能实行的，是在制定招生计划时按照各地生源的数量等比切块。为了避免波动太大，可以小幅微调，并主要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增量部分进行改革，今后主要增加人口大省和边远地区的招生名额。经过一段时间后，使各地达到大致相同的录取率。这样，可以在保证不同地区入学机会均等的同时，不致拉大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教育差距。

这一方案实施的实际困难，是"城市利益集团"、"部门利益集团"、"高校利益集团"调整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发展的差距，很多省、区的高等教育（地方院校）可能没有足够的吸纳能力。

5、 开放和发展的思路。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破城乡藩篱、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公民自由迁徙，取消高考制度事实上所具的改变农村身份、"农转非"的功能。这当然是相当遥远的前景。

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比较重要和实用的思路，首先是开放民办教育，给民办高校正常的、平等的发展环境。应该看到，迄今为止国家对民办院校歧视性的"非国民待遇"、不平等竞争，是造成民办高校极其落后，难以生长发育的基本原因。这一政策是与当前社会上高涨的教育需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不相称的，更不用说面对入世之后的教育竞争。

此外，高等院校的设置、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应更加明确地向中西部薄弱地区倾斜，改善目前严重失衡的局面，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到来奠定比较稳定的基础。还应当重视的，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较低的重心，以发展二、三年制、进行实用技能教育的"社区学院"为主。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类院校在数量和培养规模上也是高等教育的主体。我国应防止在追求高学历的传统文化氛围下，使高等教育走入"低效益、低水平、高层次"的误区。

尽管错综复杂，但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不但应当改革，而且能够改革。关键是这一改革需要建立新的参与机制，需要最广泛的公众参与，建立诸如民意调查、公开讨论、举行听证会等制度，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防止这一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重要决策，为传统的习惯势力、部门利益和少数人的认识局限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