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博士涂序新因不满国内学术圈的“残酷、无信、无情”，在回国三个月时，自杀身亡于浙江大学。涂博士之死，一石激起千层浪。根据网络读者们多日的讨论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大家争论的焦点依然停留在国内学术圈上。

假如国内真如涂博士所言，以此做标准，美国的学术圈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久前，笔者读过一篇重磅级的网络文章。浙江大学教授郭磊在《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一文中揭示，美国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实验方法缺陷所致的非特异的假象。这种皇帝新装式的美国学术造假现象，却能在美国迅速得到领域内同行的认可与跟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涂博士回国刚刚三个月，他的举动和学术造假尚无明显关联，而和浙江大学的职称晋级有关。可以肯定的是，学术圈的“残酷、无信、无情”，还有小教授们的提干问题，包括晋级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并不是中国学术界的专利。我用自己在美国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来说明一下美国大学也有残酷无情现象。而这种丑陋事件，就发生在我的导师身上。

我的博士导师是一位来自圭亚那的黑人小教授，他为人热情爽朗，业务精良。在我读博第三年的夏天，我们实验室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故发生时，导师一家正在外出云游四海，我们几个博士生则留守在实验室大干快上。

留学几载，导师和我们虽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我们双方却拥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多出文章，可以早日毕业。导师若是点石成金指导有方，我们取得的成绩，对他终身教授的职称评定绝对是大有用场。

想通了这个理儿，为了自己，也为了导师，即便导师不在实验室监工，在导师外出的那段日子里，我们几个博士生的玩命劲儿，和平时一模一样。用国内的话来说就是，领导在和不在时，我们都一个样。

那年七月的一天，学校负责检查同位素污染的南希(化名)女士，突袭我们实验室。一阵折腾过后，她说在我们的实验操作台和水浴箱冰箱等处，发现了大量同位素污染现场。

在实验室工作过的人们都知道，低剂量的同位素污染，并不是什么罕见事件。人不是机器，在允许范围内的污染，在所难免。洗洗擦擦，再接受检查，一切就会OK。我们系里其它的实验室，就是这样应付过关的。

可这大量污染的说法，就有些危言耸听了。平时我们对同位素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使用量也很有限。即使不为别人，咱还要为自己着想呢。同位素伤身体的理儿，谁不明白呢？我们实验室又不是核电站，这大量的污染，从何而来？

这位南希女士根本就不给我们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她趁着导师外出之际，无组织无纪律，蛮横地把我们实验室来了个关门大吉，并用恐怖的黄色胶条，封了实验室所有的进出口。这一切发生时，我的导师一家正在加勒比海坐邮轮。我们几个博士生站在那里干着急，却使不上什么劲儿。

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南希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实际上是震慑我导师的第一招。我们早就听说过，邻居的一位大牌美国教授和我导师不合，而这位美国教授和南希女士又关系不凡。这不明摆着嘛，南希女士是利用职权之便，趁着我导师外出之机，在协助那位美国教授玩儿借刀杀人的把戏。这够残酷吧，够无情吧，够阴险吧。

人为倒俎，我为鱼肉。南希大权在握，我们只能在愤怒中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积极参加劳动改造。不断地擦，一遍遍地试，我们一直改造到实验室的同位素水平几乎为零为止。收回了同位素使用权，如同收了发球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反败为胜。

本以为同位素风波后，我们能尽快地把敌人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我的导师又被重重地给了一拳：他的终身教授评定以失败告终。那天下午消息传来时，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博士生，恍惚体验着树倒猢狲散的悲凉。联想一下不久前的同位素事件，我们吓出一身冷汗：是不是有种蓄谋已久的东西，正把我的导师一步步地拉进泥潭？

在我从师于他的那几年，导师热情诚恳，教学严谨，发表的文章数量可人。导师在兢兢业业的科研和教学中，他一直像个低头拉车的老黄牛一样，即使有百分热，导师也要发千分光。在系里众多的旁观者眼中，评定终身教授时，导师一定会榜上有名。导师落榜，绝对的出乎意料。这是明显的不公。

作为外籍教授，受重创的导师，并没有抱怨美国学术圈的残酷无情，他更没有选择以死相抗。得知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后，导师马上勇敢地站出来，和学校摆事实讲道理。几个月后，导师最终打了个漂亮的翻身帐。

和我导师遭遇类似不公的人，在美国绝对是大有人在的。一位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就职的中国教授，不仅科研水平高，发表的文章都特够档次。遗憾的是，他也在终身教授评定中，虎落平阳被犬欺。更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和校方据理力争，而是选择了离开，谋职于另外一所美国高校。

通过这两个简单的例子，不难看出，美国高校的职称评定，并没有绝对的公平。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学术圈的黑暗，不过如此吧。

在我学习工作过的这两所美国大学，最明显的学术不公就是，为什么科研教学水平一般的，能晋级为终身教授？而像我导师和那位中国教授一样成绩卓然的外国教授，只能虎落平阳甚至是被踢走呢？

在美国，一提到外国教授，人们马上会拿种族歧视说事儿。种族歧视这张牌，其实很暧昧，它像难以控制的擦边球一样，让人进退不是。比如，假如倒霉的外籍教授和上级争辩，校方完全可以说，我们没歧视啊，系里有黑人教授，也有中国教授。学校没歧视他们，凭什么要歧视你们呢？

凡事都有意外，而惊喜只属于坚持不懈的人。不知你是否相信，我导师最后取胜时举起的那张牌，确实就是“歧视黑人教授”。设想一下，假如那位中国教授，不是选择离开，而是像我导师一样，和校方力争自己应获得的权益，说不定他现在还在华盛顿大学任职。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太容易认命，确实值得深思。

中国学术圈黑暗，美国学术圈也不干静。那其它国家呢？突然想起我读过的一本日本小说“白色巨塔”。这本书里面描述了日本医院内部的争斗和作假内幕，其残酷险恶的级别，和黑社会有得一比。

既然中美日三国皆如此，依此推理，学术圈内无净土，说不定属于全球的普遍现象。说得更直白些，也许世界上每个大学都很难脱离干系。

涂博士最令人痛心之处是，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土壤上，他没试试挣扎一下，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他是认命，还是绝望，只有他本人知道。

作为普通人的弱势群体，对学术圈的陋习，靠朝夕之间的短平快，肯定是行不通的，被剥削者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才行。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无法暂时改变它，首先就要去适应它，然后再试图解决或挣扎。自杀，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都没了，还拿什么去斗争。

其实，早在幼儿园时，孩子们就已经明白了为世不公的道理。为什么阿姨喜欢二胖儿，而不喜欢我呢？小学，中学，大学，直至走向社会，在各个年龄段，在社会各个阶层，遭遇不公，乃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不管是谁，假如你无法做到人见人爱，你就别指望会得到随心所欲的召之即来。面对不公，如果不能抗争，人也只能认命了。用生命做抗争，不仅于事无补，还令亲人们痛不欲生。比起失去职称而言，失去宝贵的血肉之躯要令人痛惜得多。职称尚可以再争取，而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

涂博士如果能稳住现状，并以理服人，再像秋菊打官司那样，不屈不挠地一路走过去，也许他终会迎来一线光明。可惜，涂博士已经过早地选择了放弃。除了痛悼英华早逝，我们只能为他叹息。

 作者：陈梦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