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权力回归学者

——与教育学者杨东平一席谈

应该引入公开化的社会评价机制

记者：近几年有一些社会机构对中国高校实力进行了排名，比如象网大，这种排名引起了很多争议，相信您也听说过。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排名的？它是否能够真正体现中国高校竞争力的强弱对比？

杨：在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大学排名，跟国内不同的是，它的排名是由一个非政府的民间机构进行的，运行了很长时间，在教育界很有权威性，而且得到社会公认。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信息是公开的，但这两个前提目前在中国还不具备，就是信息的完整性和公开性。这样中国没有一个权威的民间机构，网大排名出来后，教育部作了干涉，不鼓励民间机构进行这种排名，认为会造成某种不公平，另外还会扰乱高校的秩序。教育部现在授权中国教育网进行某种单项的排名，比如象科研经费、发表论文，认为它的信息更为准确。但我认为，大学排名是应该进行，应该有民间机构来组织进行，不应该由政府部门来进行。关键是怎样客观、公正地看待大学排名，大学排名在最初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或者有些评价指标也是可以讨论的。通过社会民间机构对大学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进行排名，是一种最为通常和普遍的做法，中国应该引入这种社会评价机制，防止大学或学校教育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自我评价。

记者：现在国内对大学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一般包括发表论文数，比如说以SCI《科学引文索引》为统计标准，还有的以学院学科数、重点学科分布等作为衡量指标，您认为是否科学？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大学实力评估体系？

杨：这就像评国际竞争力一样，国外一般有若干个机构、研究所提出各种不同的评价，象世界银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中国也有自己的评价，每一种评价都有它特定的指标和出发点，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定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把它太当真。作为高校来讲要有种平和的心态，它和行政系统的评价不同，后者可以决定高校的命运。这种社会评价是从一个侧面来比较不同的状态。我个人比较看重的还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最优秀的大学”等，这种评价比单纯的科技能力评价有意义得多。而我们现在科技力量的评价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拼命地争数量，争规模，争竞标，助长了当前的重量不重质，造成了规模膨胀倾向。比如说以博士点、硕士点数量来评价学校，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在美国有些非常优秀的大学，规模很小，只有几千人，但学校大小和好坏没有大关系，和博士点数量也没有关系。现在各个学校不顾条件、不择手段拼命地建博士点、挖导师，这是很肤浅的。你把一个院士移植过来，就成著名大学了？应该具备的学科基础、人才背景都不存在，这其实就是自我欺骗。一个80岁的院士有多少活力？所以各地纷纷炒作这种现象，我个人是非常反感的。

记者：您认为衡量一所大学的竞争力应该包括哪些因子？在国外，一般把历史声望、现实知名度，包括学生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目前国内往往往停留在规模、数字上如学生、教授和院士人数，您认为科学吗？

杨：这些基本指标都是相似的。外在的指标是可测量的，从统计学上讲是容易检测的数据。其他软的环境和信息，你是没法测量的。这些评价指标，各国基本差不多。

破除过强的单一学术评价体系

记者：您认为造成高教领域浮夸风的根源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教育部，认为是多年来的统管和主管在束缚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杨：我认为是由于目前这种过强的单一评价体系造成的，完全由行政系统来主导。我们所有的大学都是由教育部管辖的，没有自己多样化的追求。而由政府自上而下的评价到目前为止主要以数量、规模来衡量的，如博士点、硕士点、重点实验室和科研经费、获奖数、博导数等，就是这些指标。这些指标只对某些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是适用的，大学的功能和类型本身是很多样化的，比如说一个地方的师范院校怎么可能跟清华、北大这种综合性、科研型大学相比较呢？可惜我们就这么一套评价体系。因此各个地区的小院校都得遵循这些指标，这是非常可怕的。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是以重点院校作为出发点的，比如说60年代颁布的《高教六十条》，本来叫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管理条例，但这个条例成为指导所有学校的普遍条例。这么一个大国，教育本身应该是多样化的，它所承担的功能和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目前只用这样唯一的一套指标，大家都追求这个东西。问题就出在这里。

记者：我想您听说北大王铭铭事件，我觉得现在学术腐败跟这些评价指标非常有关系。现在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往往看他发表的论文数，用完全定量化的方法来衡量。这就滋生了很多问题。

杨：这种定量化的评价体系相比过去没有标准是一种进步。但把这种标准定量化、僵硬化变成唯一的一种标准，这个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中国当前学术大跃进的情况下，大家拼命追求高指标的心态下，这种危害更大。也就是说，比较或统计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时期都有，但你不能把它作为拼命追逐的目标。它本来是客观发展状况的一个反映，不应该把追求数字作为目标，跟经济发展一样，本来经济发展的动机是改善生活、有利民生，如果你把数字增长作为最基本的诉求的话，这就有问题了。

记者：现在有很多人提出给高等教育松绑的问题，目前大学的自主权还没有得到释放。教育部的统管和主管思路制约着高教的发展壮大，导致学术腐败和高校腐败现象在扩散。我不知道杨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杨：这个问题已经谈了有20多年了。高教自主权从1979年就提出来了，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把它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到1995年的《高等教育法》，在理论上是没有争议的。但实际上在这一轮的高教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在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大多数部委属院校下放给了地方，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部委重点院校归到教育部了，这样一来，教育部直属院校在改革前只有30多所，现在增加到70多所。这70多所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重点大学。这造成了什么情况呢？对这70多所院校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部对它的管理权更大了，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教育部职能的正常发挥。教育部的直属院校规模加大70多所，教育部管理职能的不适应我相信是有增无减。有人说，教育部仅仅是这7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这70多所院校就要占据教育部领导的绝大部分精力，所以这种部委院校的管理模式有很大弊端。当然，有一部分部委院校已经下放到地方了，但目前教育部直属院校太多，而且教育部的管理行为、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从这些重点院校出发的，这是目前很多教育政策不适合大多数情况的一个根本根源。

光靠钱堆不出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现在国内有一批名校相继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国家政策也拟资助10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很多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会造成操作中的不公正和浮夸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这是一个特定问题。从9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了“211工程”。当时的目标是，要在21世纪建设100所优秀的大学，强调重点建设。后来发现以中国的财力，想建设100所是不可能的。从1998年起，国家提出重点建设好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具体说，这两所学校连续三年投资18亿，但这个政策一公布，马上引起同类高校的不满。复旦、上海交大和浙大等国内居于前列的综合性大学纷纷提出，为什么不能多几所呢？所以形成了现在“2+8”的说法，清华、北大再加上8所，现在加几已变成了越来越模糊的概念了。“2”以外的学校都是采取共建的方式，就是教育部和地方联合共建，投资的强度都大大低于清华、北大，共建的前提就是出钱。现在有10到11所这样的大学。对一个国家来说，重点建设几所大学，这也无可厚非。但这种重点到底是应该由官方确定的，还是在市场中竞争形成的？很多没有进入这个范围的学校就愤愤不平。在一个市场化环境中，这种局面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不应该政府任命。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因为长期没有一个竞争环境，清华北大独大，这种现象持续了那么多年了，所以这个重点建设的政策本身现在也有人在质疑，是应该重点投资给那几所大学，还是应该引入竞争机制让更多优秀大学得到机会？但在中国目前的管理中，还是靠行政指令，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

记者：在您看来，“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杨：这是我非常想说的一个问题。真正严重的问题在这儿，是不是花了那么多钱就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北大作为重点建设大学，三年投入各18亿，这在中国已经是破天荒的了。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的经费是50亿港币，我听到这个数字非常震惊。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呢？可能在亚洲前10所大学里，我不知道香港中大是否榜上有名？如果要在教育经费、行政费用、教学设施和教师工资上和西方、港台学校比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话也说回来，即便给你北大100亿经费，你就是世界一流的吗？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靠钱堆出来的。如果有钱就能造出世界一流大学，那么最一流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但我们知道那儿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相反，在半个世纪以前，在民国时期的北大，它造出的学术成果和文化贡献是今天没法比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仍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大师。所以办大学和办公司、工厂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只要我有钱就能达到某一种水平，完全不是这样。比钱更重要的是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大学精神，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有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学术不独立

记者：杨老师，这几天我恰好在看您主编的《大学精神》，非常有感触。当时一批教育学家提出的许多观点应该说是非常有远见的，比如说梅贻琦针对当时政府重实科轻文理的政策，他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点，实际上今天就被其不幸而言中。那么，重温大学精神，您认为今日大学应该从中吸取哪些精神养分？

杨：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最基本的就是确立一个学术自由的价值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由学者来进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的制度。现在出现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的现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学术权力不在学者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官员手里，这是“官本位”对学术的伤害。近年来大学的官场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社会上的“官本位”和官僚化对大学的发展造成了侵蚀。从理念上讲，大学有一套自己管理的规范，它的产品是学术和学生，但是现在它的个性被忽视了，上级机关把它作为行政的下属，这是“官本位”的侵蚀；还有就是商业化，一开始是由于教育经费短缺的经济压力造成的，后来越来越变成了许多人自觉的动力和行为，这种商业化的倾向又对学术发展造成了很大歪曲和损害。比如说北大有位姓李的教授，从事纳米技术研究，号称可以把水变成油，这就是很典型的假冒伪劣，打着纳米技术的旗号从事以赢利为目的的学术欺骗。象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近年来出现了好几起比较严重的剽窃事件，都是在这种学术的急功近利、泡沫化和浮夸风的背景下导致的。

记者：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学术不自由？所以，我认为象蔡元培主持北大时提出的“教授治校”，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刚才我讲到了学术权力并不在学者手里，我们的学术评价比如职称评定等基本上是由行政系统、党政领导来确认的。我个人认为，教授治校是改善学校学术环境一个很基本的方面，其实在1957年，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象费孝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就是要避免政治系统、宗教系统对它的干预，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这种影响一个来自官场，一个来自商场，这两个方面对学术公正、学术发展造成了不恰当、不健康的干预。

记者：教育进入市场后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象您刚刚谈到的商场化现象。那么，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目标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半个世纪前的教育学家提出了是以培养通才为主还是以专才为主的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杨：这些问题现在全都存在，而且某种程度上还越来越激化。现在的社会背景和二十、五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职业变动加速，对人的充分性、适应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是沿袭五十年前的以专业分工为主的“专才模式”，我们的大学是按专业来招生的，在国外是按学院比如文学院、理学院来划分的，经过两年的通识教育，再来确定你的专业方向。但在中国，当一个中学生在对自己职业和专业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去选定一个终身去从事的专业，所以，在中国的大学里，不喜爱自己专业的学生和无条件学习自己喜爱专业的学生的百分比是相当之高的。刚刚中青报的一个记者作了个调查，这个比例达到了40%，你可以想象，这是个多么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大学者，有一流校长之谓也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大学校长的产生机制。要建立现代化的大学，未来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应该怎样定位？是教育经理人还是教育学家的角色？

杨：现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是通过行政系统来任命校长，而且最近一两年出现一个很坏的倾向，教育部把它的司长下放到重点大学当校长，把大学校长作为它安排干部的一个途径，这是“官本位”一个很恶性的表现。另外的途径就是春节前报纸报道，广东面向社会招聘大约12个副校长的职位。这种做法又有点把选拔校长变成招聘公务员，视为同类的事件。这是引入干部制度改革后的一种做法，但对选拔大学校长来说，这是否正常呢？肯定不是。因为大学校长是个高标准、高学术化的岗位，他和选拔公务员的途径和方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也不应该用任命官员的方法。

记者：那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产生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杨：在这方面，国外有一整套非常复杂的程序。它有一个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既有社会的参与，又能充分体现学术界的学术评价，当然还要考察它的道德人品、管理能力等等。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程序。你只要想想，在西方大学里，如果有一个教授的空缺，都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公开招聘，经过非常漫长的程序，就能想象，一个大学校长的产生过程是多么的严密和复杂，绝对不是用任命官员的方法来解决。

记者：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校长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对大学校长附加了很多要求。八十年代时，邓小平提出了干部的“四化”，要求请学术大师来当大学校长。当时，象苏步青、谢希德、钱伟长等一批著名的学术大师出任校长，但到最近几年，此风大变。国家比较强调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政治家，有这样说法。从学校来看，认为校长的管理能力比学术能力更重要。所以现在的校长类型很丰富，很难说有一种现成的模式。校长类型的差别很大，有学术型的、政治型的，也有管理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