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在元病逝的是是非非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5月10日15:52:25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著名建筑设计师、原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的学生说，整个事件中最可怜、最无辜、最痛苦的当是张在元，“一个绝症设计师也许此刻才会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设计作品，最终的呈现永远无法完美，外在的干预可能会让它遍体鳞伤。” 　　老高按：今天打开电脑，两个标题扑入眼帘：“武汉大学绝情，国际建筑大师凄凉病逝”“是谁杀了张在元”——怵目惊心！ 　　“国际建筑大师”，指的就是张在元。谁杀了这位国际建筑大师？事涉我的母校，当然格外关心。赶快阅读。两个标题，其实是同一篇——都是一位名叫张起淮的律师的博客文章。他文章的锋芒，直指武汉大学当局。 　　早就知道著名建筑师张在元。1982年，我们从武汉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身为武汉建院年轻助教的张在元，报名参加东京第17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其作品“长江水晶宫”获得佳作奖，成为第一位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获奖的中国设计师；1984年，张在元辞去建院教席，谢绝副局长官位，应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之请，筹办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建筑学专业。在人才济济的武大，外请一个没有正规学历、学位、职称也是非重点大学助教来创建一个独立系科，不能不说是让人议论蜂起的“破天荒”！ 　　后来就没有太关注他的音讯了。2009年，才从报章得知，他不幸患了一种绝症，而且与武汉大学发生医疗费用纠纷。当时媒体报导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武大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媒体虽然没有任何褒贬，但，其感情倾向性却不言而喻。 　　今天突然得知他去世，心一沉。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张起淮，正是他委托的与武大进行诉讼的律师。 　　虽然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生，与母校在感情上有着“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联系，不过，自问对母校还并没有所谓“子不嫌母丑”情结——从小服膺的更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条。自打35年前考进武汉大学以来，武汉大学的喜讯固然连翩而至，让我觉得脸上有光、予有荣焉；但是也着实发生过若干让我觉得脸面无光、扼腕顿足之事，例如，1988年秉承国家教委何东昌和湖北省委关广富的旨意，逼退教育改革家、校长刘道玉；又例如，2009年武大常务副校长陈昭方与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涉嫌受贿被捕…… 　　不过，张在元与母校纠纷的谁是谁非，却不是我能率尔判断的。读了若干文章，毋宁说，这个事件折射的是，在迟迟未能走向法治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很不完善，权利、责任边界很不明晰，留下了扯皮的空间，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不管怎样，母校的一位有才华、有贡献的学者，患不治之症，在司法纠纷中英年早逝，让人黯然。在此谨表示哀悼和缅怀。 　　下面贴出几份关于张在元教授的报导和评论。其中，我看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写得最为全面客观。 患病前才华横溢的张在元教授。   在中国报刊上，张在元所罹患的绝症被称作“渐冻人症”。 是谁杀了张在元 张起淮，博客中国，2012年5月9日 　　“一个绝症设计师也许此刻才会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设计作品，最终的呈现永远无法完美，外在的干预可能会让它遍体鳞伤。” 　　今天凌晨，国际著名建筑大师、原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著名教授张在元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张在元教授曾获得东京大学工学博士，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大师，先后应邀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著名学府访问讲学，曾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市政府等多家单位和机构的设计规划顾问。自1982年以来，获17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奖，其名已被载入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世界著名学者名录》。1998年他回到武汉大学任职，并主持创立了武汉大学建筑系，后来变为城市设计学院。 　　作为一名屡获国际殊荣的建筑设计师，和一位知名学府城市设计学院的开宗元老，张在元教授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也被伤害得遍体鳞伤。 　　2009年1月，张在元被诊断为运动神经元病变，乃世界三大绝症之一。重病中才发现武汉大学非常不愿意承担作为用人单位的义务。即不给予张在元公费医疗的待遇，又由于没有为张在元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致使张在元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医保待遇；更有甚者，武大为了摆脱巨额的医疗费用所致，于2009年4月30日擅自违法解除了双方的聘用合同。 　　张教授及其夫人多年的积蓄已经因高额的医疗费用所剩无几。躺在病床上的张在元被武汉大学无情的解除聘用合同后，被安排到武汉中南医院的一个边角上楼梯口的病房里，土黄的墙裙早已脱落，桌子被七零八碎的药水瓶、胶囊盒、营养剂占满，不锈钢的保温桶里还有尚未吃完的糊状流食，医院的生活异常艰难和无望。更何况张教授虽然肢体都不能行动，但是大脑确是运转如常的，这种状况与他作为武大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以及作为国际知名建筑大师的身份相对照，更显凄惨。 　　面对武汉大学的不负责任和绝情，在与校方多次协商无果后，2010年年初，张在元委托了著名律师张起淮代其维权；然而维权却多次陷入僵局。武汉大学始终在回避着一次次可能解决双方实质纠纷的机会，并在张在元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双方纠纷时，想尽一切办法来阻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尤其是对于当事人经司法鉴定为无诉讼行为能力，其亲属如何代为其行使诉权、行使是否需要当事人进行相应意思表示的确认等问题上各司法机关一直没有定论，使得案件一直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庭审过程，使张在元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张起淮律师曾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寄去司法建议函，但均石沉大海未得到任何答复。 　　法律对张在元这样一位为国家甚至世界建筑设计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学者和老人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我国第一例头脑清醒，辨认能力存在但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亲自进行诉讼活动的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诉讼权利就这样始终无法得到实现，曾多次看到病床上的张在元教授为此老泪众横、伤心欲绝！张在元的妻子陈翠梅指着张教授之前用的呼吸机说，已经有一两个月了，红灯一直在闪烁报警，技术人员来检查，发现氧电池蓄电太弱；因为没钱付药费，向医院申请也无人更换。 　　我们无法想象这位享誉国内外的知名设计师是用何等感怀走完自己人生最后岁月的。病房床头挂着三幅他在国外获得大奖的作品，而病床上的他却无法设计自己的一切，只能被动地承受着周遭的一切。他的学生说，整个事件中最可怜、最无辜、最痛苦的是张在元，“一个绝症设计师也许此刻才会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设计作品，最终的呈现永远无法完美，外在的干预可能会让它遍体鳞伤。” 　　如今，张在元教授带着众多的遗憾与世长辞，然而，留给我们的反思是：人性何在？人情何在？道德底线何在？法律的保护何在？连一个享誉世界的著名教授都无法保全自己人生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寻常人等何以自处？   张在元：漩涡中的武大教授 记者 陈彦炜，《南方人物周刊》 　　3幅用德产“红环0.18”绘就的、纤细而又流畅的设计图纸被高高挂起，天马行空的离奇组合线条，如同急促的呼吸与贲张的血脉般具有最直观的生命气息。 　　图画背后，是斑驳的黑褐色幕墙，年代久远，土黄的墙裙早已脱落；下面的桌子被七零八碎的药水瓶、胶囊盒、营养剂占满，不锈钢的保温桶里还有尚未吃完的糊状流食。正对着图画躺着的男人，也如作品上密布的线条，被几根白色的塑料导管不规则地萦绕。所不同的是，在这个男人身上，你不会觉察出丝毫的生命气息。导管一头连着他的鼻腔，并直插开胸后的气管，一头接上湛蓝色的呼吸机。 　　男人是3幅图画的作者，也是这间病房的主人：张在元。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他会让护工将病床摇高到自己刚好能看见图画的角度，眼神里透析出满意的光芒。 　　作为一名屡获国际殊荣的建筑设计师，和一位知名学府城市设计学院的开宗元老，张在元最快乐的时光，便是设计和绘图的过程；包括“长江水晶宫”这样的著名意象，和“广州生物岛”这样的宏大实体，都经由他的画笔完成。而熟悉张在元的人评价：相较于他充满戏剧效果、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而言，设计作品中呈现的发散和想象都要逊色不少。 　　更有人说：病危前的张在元，无法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他无法获知也无法阻挠别人对自己意志、情感的设计。 最不惧怕领导的人 　　1950年，张在元生于湖北省公安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他刚好初中毕业，被强令回家务农，并在一年后调任“国防三线建设建筑设计描图员”。 　　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全部工作就是手绘毛泽东画像，大的一共画了260多幅，小的则无法统计。多年以后，即便是在高水准的国际设计师大赛上，评委都会叹服张在元的绘图技艺精湛。这些老外无法想象，来自农村的张在元，以反复临摹毛泽东头像替代和弥补了本应接受的正规素描术科训练。 　　张在元的身体素质不错，曾被选送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过几年通讯兵。部队转业后，张在元到武汉建筑工业学院教研室当助教，同时兼任武汉军区总医院的“黑板报顾问”。在计算机制图还无从谈起的80年代，张在元近乎承揽了学院及相关单位所有的“美工”活儿，包括办公大楼里的科室门牌，医院门诊专家头像，还有图书馆墙上的宣传贴画。他由此与图书馆达成协议：将自己的借书册数增加了10倍；又据此向医院借来一间废弃的空房，作为自己的专用工作室。这些原本都是教授才能索取的福利，这个助教从报到的第一天开始，就有着太多的与别不同。 　　他最不惧怕的就是领导，无论校内校外。为了拍摄一部设计专业的电化教学片，他连跃三级，直接找到时任院长塞风，借来这个副厅级一把手的专车，并拿到一笔相当于25个月工资的外勤补助费。在拍摄城市风貌的时候，他通过不断拨打政府部门值班电话的“土”办法，先后联系上武汉市公安局、消防大队、交通大队的多路领导，“反复进攻”，最终借来一辆消防车，拿到了“配合拍摄进行交通管制”的批文。 　　两件即便是学校出面与政府协商都很难办到的事情，张在元用他“软磨硬缠”的功夫全部搞定。而他与武汉市交涉的全过程，“既没有请示院系党委，也没有向院系主要领导报告”，“完全自说自话”，这在当年的建院，引起过着实不小的争议和震动。 　　专题片拍完后，学院教研室先后两次对成果予以否定，称“没有达到预期要求”。张在元自己拿着录像带找到湖北电视台节目部，要求电视台给予“鉴定”。时任湖北电视台专题部主任曹贤火看后当即决定公开播出，并推荐到中央台备播。 　　武汉建院的领导在看到电视报的“下周节目预告”后才知道张在元去了电视台搬来“权威”相抗争。紧接着是观众的好评信雪片般飞来。舆论的压力下，学院认可了这部教学片。系里一位资深教授在校门口遇见张在元，丢下这么一句话：“我们事先居然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电视台！还是电视台厉害啊！” 拒绝任何人给自己设计人生 　　有朋友给张在元设计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在建院积极表现，边深造边晋升。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教授；如果能做个院系领导，则一生衣食无忧。” 　　武汉市委组织部给张在元设计过另一条人生道路。当年的市长、分管副市长和城建委书记曾在组织部的协调下，共同约见张在元，“请你当武汉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主管城市规划工作”。按照这个“设计方案”，30岁出头的张在元刚踏入政坛，便官居正处，“前景无限”。 　　设计师出身的张在元，拒绝任何人给自己设计人生。 　　张在元的小学成绩报告单上，连续几年的老师评语，都写上了这么一句：“该生自由散漫。”武汉建工学院当年的组织生活会上，“组织”对张在元的批评集中在：“最近尾巴又翘起来了，已经多次提醒你要谦虚谨慎”、“成名成家是腐蚀灵魂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整天想入非非，这山望着那山高。”而张本人的回应亦直截了当：“从灵魂深处检查，我主要问题的思想根源是万恶的个人主义——每天想到的只是自己。” 　　1982年，张在元不声不响地报名参加了东京第17届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其作品“长江水晶宫”获得佳作奖，成为第一位在国际重大赛事中获奖的中国设计师。当年的张在元与前来采访的一些官方报纸、电台记者之间的对话，今天读来，别有一番意味。 　　“张在元同志，请你谈谈现在的感想？” 　　“我现在的感想就是还没有想出感想。” 　　“那么你参加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时是怎样想起为国争光的呢？” 　　“当时，我没有想到为国争光。只是想作一项设计，送到国际上去比试比试，看看自己冲不冲得出去。” 　　1984年，张在元辞去武汉建院的教席，谢绝副局长的官位，应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之请，走上珞珈山，筹办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第一个建筑学专业。在不乏大师、人才济济的武大，由一个没有正规学历和学位、职称为非重点大学的助教来创建一个独立系科，是从未有过的“荒唐事”。张在元如此回应质疑：“从拿破仑到毛泽东，他们对于战将的高度信任与破格委任成就了他们战略成功的大局。” 　　在向原国家教委高教一司申报建筑学新专业的过程中，张在元连续3年以失败告终。他没有知会学校，独自一人乘火车到北京，找国家教委理论，被“这是办公会上研究决定的事情”的回复挡回。 　　张在元随即跑到高教二司说理，找到当时的司长，要求在二司重新申报。在大学设行政级别、办事程序与机关衙门无异的中国，一所部委直属高校的年轻教师，在没有校方委派公事的情况下，自行在最高主管机构的大楼里“上窜下跳”，“想拦谁就拦谁，拦下谁就缠着谁”，这让彼时的一些官员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二司龙司长答复如下：“4天内立即申报，提交一份学部委员出具的高水平论证材料，比如钱学森这样的。” 　　凭借某期《新华文摘》曾一前一后刊发过他与钱老两篇文章的此种“渊源”，张在元利用114查号台提供的信息将电话打进国防科工委，又层层中转，联系上钱老身边的涂秘书，最终拿到钱学森亲笔写就的、长达5页的举荐材料。武大城市设计学院的雏形就此建立。 受人爱戴的兼职院长 　　1988年，张在元辞职，赴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1年后，他应广州城市规划局时任总工程师史小予邀请，回国主持广州生物岛（Bio-island）项目。就着这个项目，张在元在广州建起了自己的公司：喜马拉雅空间设计。 　　为了迅速扩大公司的名誉，他邀请了读博期间的各国同学为公司设计师，虽无实质性的聘用关系，却成为“喜马拉雅”坚称自己并非公司而是学术机构的理由。据本刊记者了解，“喜马拉雅”的注册地在美国，总部设在北京，广州和深圳各拥有一个分支机构，张在元为法人代表。“喜马拉雅”曾承揽过广州国际生物岛、广州天河软件园区、宜昌机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等大型工程中的部分项目，但经营状况当属一般。 　　2005年，张在元应聘新组建的武大城市设计学院院长职位成功，并晋升为教授、博导。由于张在元属非全职聘用，没有学校事业单位编制，签订的合同聘期自2005年9月1日至2009年8月30日。武大人事部有关人士解释：行文时，办事员错将合同签订日期与任命日期混淆，故其后对合同进行过一次修改，到期日为今年4月30日，“修改征得了张的同意”，并盖有公章。由于张在元存有的合同原件丢失，校方说法是否属实，尚不能求证。 　　受聘之初，张拒绝学校提供薪资待遇，在校方和院党委书记张龙根的强烈要求下，张接受每月1万元的津贴。校方介绍，此1万元包括了医疗等一切费用。当年，武大初尝面向全球招聘学院院长，共引进包括张在元在内的4位高级人才，其中2位为全职聘用，年薪100万元。而张长期不在校工作的事实，也曾引起过不少院内外老教师的不满，“有人曾到学校提过意见”。 　　张在元基本上每周回学院一次。学生说，他常常在深夜下了飞机，直接赶到学院工作室，为学生通宵指导国际设计竞赛。当年的学生回忆：“张院长与其他老师和领导非常不一样，做事情更讲究人情”，“有一次已是凌晨，主教电梯已停，他却爬楼为同学送来成箱的牛奶和水果”，“他应该也是对学生活动最为重视的院长，甚至直接就是某些活动的发起人或者策划者，并且常常为学生活动的各种开销埋单”。 　　《中国国家地理》社长、总编李栓科正是由于参与2006年张在元发起的“中国轮廓——远征国境线”活动而与之相识，他向本刊记者如此描述张在元：“闭着眼睛想他都是这样——拉着箱子，背着相机，手里拿着笔。”李栓科说，张在元的很多活动点子，给《中国国家地理》带来足够的启迪。 　　也正是由于他过度抛头露面的活动，不少学人对他存有非议，称其不是学院派作风。他的多位学生说：“他有张扬自我、锋芒毕露、毫不遮掩的一面”、“缠绕他的流言和非议从未消失过”，但是他“从不拒绝自己学生的种种要求”，甚至“连学生赴联合国领奖的西装都由他出资购买”，“我们对张院长充满爱戴。” 　　张在元为“喜马拉雅”设计的愿景是：“没有语言、种族、国籍和学历的障碍，组成一个犹如喜马拉雅群峰耸立的跨国空间设计机构”；他为武大城院设计的将来是：“设计城市、设计中国、设计未来”。但他不曾料想，在这两件设计作品尚未完成之际，2007年自己却罹患绝症：神经元传导障碍，病情与霍金类似。 最可怜、最无辜、最痛苦 　　11月16日，一篇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在网络流传，作者戚非子自称武大建筑系毕业生。该帖指责武大在病床前将绝症教授张在元提前解聘，“弃之如敝履”。而武汉大学则认为是合同期满，正常终止聘用。 　　随后，多路媒体记者聚集到中南医院，张在元妻子陈翠梅和法律代理人、妻弟陈四平开始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事件始末，控诉武大行径。陈四平说，武大此举“是一种严重的、文明体制下的暴力”。 　　但是，陈四平对媒体表达了什么，武汉大学又如何回应，这些事情张在元都无从知晓。本刊记者经多路采访了解到，张在元与其妻子陈翠梅长期存在家庭矛盾，张多次提出与其妻离婚，并在发病后仍委托挚友代表自己办理离婚事宜。对此，陈翠梅给予否认，陈四平则表示“他们确有些矛盾纠葛，但纯属夫妻内部分歧，与此事及公众无关”。 　　据武大城设学院一学生透露，春节期间，学院曾招募志愿者留校照顾张在元，“过年7天，志愿者全天候护理张院长，而陈翠梅却旁若无人，并且从未留该生吃过一顿饭，没有给过一分钱”。 　　对此，武汉大学在一份公开材料上表示：“2007年11月至2008年5月，因张在元家属对专业护工不满，多次更换。所在学院曾先后动员年轻教师、管理人员以及本院的本科生、研究生组成义务护理组，24小时轮流陪护，先后有12人参与护理。” 　　而熟知此事的武大城设学院某主要领导在召集全院学生干部开会时透露：张在元病重后，学校按照全职教授的医疗待遇，支付了80％的医疗费用，根据规定，剩余20％须由张在元自行支付。在其妻不支付一分钱的情况下，学校划转了其工资卡上的相应款项，缴纳应该自付的金额。 　　中南医院实习医护人员证实：此前，张在元亲属不经常前来探望。“而最近一段时间，陈翠梅基本上每天都到医院，并参与了部分护理工作。”一位已经离开武大的老师回忆：“张在元老师任武大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后，曾专门对学校和学院说过，如果他的家属到学校提什么要求，一概不要答应。” 　　真相究竟如何？武大、陈翠梅、陈四平究竟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仍无从知晓。因为张在元无法开口说话。 　　这个设计师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安静地侧卧在病床上，祈祷奇迹的降临。病房外他人设计的一切，张在元只能被动地承受。他的学生说，整个事件中最可怜、最无辜、最痛苦的当是张在元，“一个绝症设计师也许此刻才会明白，人生真的就像设计作品，最终的呈现永远无法完美，外在的干预可能会让它遍体鳞伤。” 　　（实习记者马李灵珊、夏旭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张在元：情与法的迷茫 华声在线，2009年11月18日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张在元事件引争议：一个题为《武汉大学对待功勋教授果真寡情薄义》的帖子称，武汉大学的著名教授、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博士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然而武汉大学今年竟派员到他病床前，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宣布：终止其与武汉大学的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 　　张在元是2005年被聘任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院长的，2006年生病住院后，聘用合同明文规定“张在元的医疗费用个人支付，但学校除补贴16.5万元，已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补贴和医疗费用两项合计为85.1万元，看得出来，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聘用合同执行，而是为张在元治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遗憾的是，并不像几个月前某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看病不难也不贵”。今年是张在元住院的第4个年头，85.1万元对于一个住院长达4年而且至今还在医院里与死神作斗争的病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如果让这样一个长期住院的病人医疗费全部由武汉大学承担，这个负担也不算小。 　　因为张在元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了，学校不可能让他继续担任原先的职务，当然不再提供医疗费和收回住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这些似乎不应该到张在元的病床前宣布。这是一个气管已被割开、靠呼吸机生存的病人，虽然他不能说话，但他听得到学校方来人所说的一切。这对于张在元来说，未免太残酷了。 　　作为博士、本专业知名人士和武大设计学院创建者，在病得奄奄一息的情况下，突然得知自己从此成了无业人员，医疗费不再有着落，而且原先的住房也要腾出来，这一切给他造成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对他那已被病魔折磨得支离破碎的身心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按照正常思维，如果学校的确需要宣布上述内容，完全可以单独找张在元的妻子去说，或者由他的委托人转告他的妻子，将学校那些冷冰冰的决定抛给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这样的做法显得过于残酷。 　　然而，《劳动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劳动者患病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可见对于张在元这种情况，学校也只能到他的病榻前宣布这一切，无论是告诉他的妻子还是委托人，都不符合《劳动法》。 　　由此看来，学校的做法本身没有错，而且宣布这件事也没办法讲究人情味，因为毕竟学校的做法必须合法，才能无懈可击。我觉得这件事即使张在元的亲属到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胜诉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武汉大学的做法并不违反《劳动法》。 　　不知道张在元是否参加了城市医保？即使参加了，一个没有职业的人这样长期住院，所能报销的医疗费用比例也不大，再除去床位费以及那些自费药的费用，最终所能报销的费用就更加有限。 　　武大病床前解聘院长张在元事件，表面看是学校与病人的学生及家属之间的矛盾，但折射出来的却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病入膏肓但却已经不在职的病人的医疗费用问题？如何减轻医疗这座大山对老百姓的压迫？我国医疗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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