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

林晓

我是在用谷歌搜寻去年中国数学界科学院院士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我大学的同学万卫星也赫然在榜，当然他不是数学界的院士，而是以他在电离层科学的研究中的成就而被选为院士的。万卫星的当选，让我百感交集，除了为我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同行者获得如此殊荣而感到兴奋和骄傲外，更多的是以他的辉煌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大学毕业已经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我们也曾是寻梦的一代，那些梦想象日出时的五彩云霞，也象夜空里的点点繁星，她们是我们三十年来奋斗的动力和指南，然而不同的是，我自己的梦在幻境中飘渺不定，而万卫星的梦就象一颗北斗，永远指着一个方向。于是我自己的人生之路就象物理学中的布朗运动，而他的人生之路就象一片帆船，一直追逐着那盏虽然模糊，却一直存在着的灯塔，尽管也曾惊涛骇浪，却终于到达了辉煌的彼岸。

我和万卫星的同学之缘，始于大学刚刚开始的那段岁月。那一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的人生之梦忽然有了一次飞跃，而在此之前，我自己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在县城里的理发店找一个剃头的工作。虽然我是准时来到武汉大学报到的，但更多的同学却早已捷足先登，特别是家在武汉附近的同学。物理和空间物理两系四个班在一天前就已排定，并被安排在学生五舍，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就被编成一个特殊的杂牌军，叫7745班，而宿舍也被分到学生六舍。由于1-4班的专业清晰，而我们的去向未定，更有小道新闻，说要把我们重新分到一个理论物理的专业，这显然是违背大多数同学报考初衷的。五班的危机感，曾让这个特殊群体分外的哥们，我的大学四年最要好的同学都在五班。万卫星虽是湖北人，却来自距离武汉稍远的天门县农村，于是也不幸加入了我们五班的行列。

七七级的时代，大学伊始，成绩都是公开的，那是一个毫无隐私可言的时代。考试结果，班上同学的排名立即跃然纸上。这种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开始是还会给名列前茅者一种自豪的感觉，然而渐渐地，却在同学中形成了一种嫉妒和对立，这就是当今许多家财万贯的高官不愿意公布个人资产的原因。万卫星和我的成绩都在前列，唯一不同的是，他一直都很低调，而我在一次全校的数学竞赛一等奖后却被推到了风波浪里。尽管如此，万卫星和我仍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事实上他们寝室的大多数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这里包括刘建国，张沛军，范国新，和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易帆。其中张沛军爱发政治牢骚，刘建国来自农村比较土气，范国新一板一眼，而易帆呢，因为身居高位，说话严谨。唯有万卫星比较幽默，我特别喜欢他那一口带着天门口音的普通话。偶尔他也会嘲弄你几句，不过都是显然的哥们语调，于是一笑而过。毕业的留言，不少同学都很时尚，给我写下诸如“把一切献给党”，“为国争光”一类，万卫星却很实在，写了一句“鹏程万里”。其实我更喜欢这一句，虽然俗一些。

大学毕业后，易帆和万卫星考上了科学院的武汉物理所。一九八四年我回国探亲，在武汉所能见到的同学不多，只有五班的几位，包括张锦春，朱俊，易帆和万卫星。他们陪我一起回到母校，我们去了东湖，去了武汉大的老图书馆。当年的图书馆管理员陆老师曾经特别喜欢我们几个，上大学时对我们都特别优惠，带我们到地下图书室见识武大的宝藏，那一次我们和陆老师一起合影留念。易帆和万卫星那年师从同一个老板，名叫李钧，是中科院的院士。易帆和万卫星就是李钧带出的两个最杰出的弟子，一个是武大的长江学者，一个后来成了科学院院士。这才是真正的所谓名师出高徒，当然也因为这两个都是可造之才。

我说万卫星成为科学院院士当之无愧，是因为他是真正地从一穷二白开始的。一九九三年，我参加了冯康教授组织的香山会议，那一次非常凑巧地遇到了也在香山开会的几位同学，包括范国新，季平和万卫星。季平爱玩车，开着他廉价买来的俄国的伏尔加，后来我们一起爬香山。会后我去了武汉，万卫星带我参观了他的电离层观察站，都是一些土法上马的瓶瓶罐罐，当时我很诧异，问他这玩意也能观察电离层，但他却如数家珍似的介绍了每一件仪器。后来我们出去吃午餐，每人花了大约五块钱吃了简餐。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很穷，只能这么招待你了。我很感动，事实上那是我和我的同学吃过的最难忘的一次午餐。那一次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读过的鲁迅先生的一篇杂文《一件小事》，觉得在他的面前十分地惭愧和无地自容。

中国科学家的待遇是在一九九八年后有了飞跃，那是在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以后。在那之前，许多重点实验室优秀的年轻科学家收入微薄，有些不得不脱离实验室去外企和私企工作，而那样的话，薪水会有一个飞跃。那是一个真正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操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中国科学家就像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样，是第二次的开国元勋，万卫星应该就是属于那一批人中的一员。中国是在政治和军事面临全面失败的情形下才想到了科学家的重要。万卫星和他的同僚们正是从那时起，无论是待遇上还是事业上，都开始了起飞。

万卫星的导师李钧院士去世后，他在武汉物理所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2000年代的中期，电波和电离层实验室在武汉物理所有着明显的优势，万卫星也成了所长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也许万卫星后来的成功还要归功于他竞选的失败，而失败的竞选者是要面新的当选者在政治上的挑战的，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去北京的原因之一。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告诉我，到了北京后，他的研究室在论文的发表上以指数增长，很快就在世界这一领域领先。加上北京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本身就有十几位院士，也为他自己后来当选为院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年是2012年，许多当年大学的女同学都开始忙于安排退休的事宜，然而对于万卫星来说，他最辉煌的学术生命才刚刚开始。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许多人都希望被选中的院士年龄在七十以上，这样他们也没有多少时间去建立学术权威，而象你这样的院士是很可怕的，再过五年年，你就会成为电波和电离层领域的南霸天了。他笑了，说他还是很讲究学术自由和民主的，而他至今都还是一个民主党派。

我和万卫星也谈到饶毅和施一公的落选，万卫星认为他们落选的主要原因还是国籍问题，我说他们不是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了吗？他说但是正式放弃美国国籍还是需要时间和手续的，而有些人在经历这一过程的中间就犹豫了，加上填写众多的表格是还要有中国的身份证号码，他们一时还难以获得。于是想起了巴思德的一段名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科学家是属于国家的。最后一句对于中国尤为适用。

三十年前，万卫星和我，还有我的同学，都是追梦的一代。三十年后，这些梦中的一些已然成真，却又以万卫星的梦的实现最为辉煌。三十年后，海外许多人为他这样的梦想的实现而吸引，成为海燕的一代，于是我想，万卫星之所以成功，不正是因为他能在自己所选定的人生道路上坚韧地走下来的缘故吗？他说他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他至今都在做着他当年大学时代所学的一切，而象他这样执着的在当年的同学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成功是一种偶然，就象杨振宁所说，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也有必然，那就是他没有被信念以外的功利所诱惑。象他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当年是有着许多出国的机会的，然而他却选择了留下。这里需要意志，也需要一点麻木，或者这两个名词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忽然想到了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