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德学人与北大清华

叶　隽　　

摘　　要:北大、清华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风格迥异的两大
重镇,难以绕过。探讨近代留德学人由于留学德国、求取新知
而与北大、清华所产生的千丝万缕联系,对于梳理近代中外学
术关系、追溯学术渊源,自然有其特别的意义。

无论是早期曾作为北大精神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奠立者的蔡
元培,还是后来提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开创中国新
史学的陈寅恪,直到30年代在艰苦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中国现
代最杰出抒情诗人”的冯至、留德10年研习梵文的季羡林,此
外如曾短期出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先后执掌清华、中大(中央
大学)的罗家伦,提倡音乐救国的王光祈,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
贺麟、熊伟等,他们都或为北大人,或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陈平原先生强调之所以“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
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业现代知识生产
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
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
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
案。”这里套用一句,从北大视角切入对留德学人进行研究,也
非常适合探讨其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之关系。

蔡元培慨然应允出任北大校长,是因为“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
为吾人共同之责任”,在北大居此职十年,而造福中国之学术莫
大。陈寅恪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导师而知名,但其与北大也
颇有渊源,尤其是在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
陈氏亦曾任教。至于冯至、季羡林更是长期任北大教授。冯
至是先学生,后先生;季羡林则是由清华到北大,清华求学,北大
从教。至于本文没有重点研究的留德学人也不乏与北大有关
系者,如傅斯年、罗家伦、王光祈等人,都是五四时期作为北大
学生叱咤风云的人物。

再说清华,清华虽然早期以留美预备学校而知名,但究竟是中国
大学史上两大学统之一,而探讨其当初大学之渊源及其与中国
现代学术建立之关系,无疑有助于理清留德学人与中国现代学
术之关系。四个重点个案中,陈寅恪是清华教授、季羡林是清
华学生,蔡元培于清华亦不少贡献,冯至因为有西南联大期间的
渊源,所以也不能说是和清华毫无关系。至于其他留德学人与
清华关系密切者尤其不少,如曾任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罗家
伦,如战国策派代表人物的陈铨,如任教西南联大的陈序经等
等。

现代以来,清华对于德国更是有着多种的吸引力,人文社会科学
之外,自然工程科学扮演了犹为重要之角色。即便到今日,清华
在某种意义仍然保持了这样的传统,屈指一算,清华在任的校长
中竟有一多半是留德归来的,如现任校长王大中、如副校长余
寿文、胡东成。这里并不是说校长就能代表什么,但至少这是
一种数字上的意义。

我认为这种研究也非常有意思。即留学史———学术
史———大学史构成一个奇特的三角,实际上是由学术为中介
或媒体嫁接了中西学术之源泉———大学之间的交流和整
合。本文所感兴趣、要研究的,也就是其间的这种微妙关系。
所以着眼点虽然是留德学人个体,关注的却是由此连接的整个
东西方大学发展的历程,和异文明接受影响之事实。当然在为
数众多的留德学人中,不可能大家都回来,更不可能大家都从事
学术,或是留在学校,即便留在这象牙塔内,又如何是北大、清华
所能容纳?

其实,这一批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精英人物,他们的学问能力,是
第一流的,有学者这样评论: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
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员
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
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
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响彻云
霄。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
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
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
“优异分子”。

这里所列举的名字,除了赵元任只是短期在德国待过以外,其他
无不是留学德国的。而这些人后来确实也成为了中国的各界
精英。其实在我看来,谈留德学人对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贡献,
尤其必须要谈他们与北大清华的关系。因为“对于现代中国
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甚至说“将中国学术由
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之所以对蔡元培如此推
崇,当然在于他所执掌的是北大,因为这“与当时北大在全国学
术界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北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不容置疑,清华也是不同凡响,与北大由钦定京师大学堂演化来
不同的是,清华一开始就带上浓重的“西学”色彩,冯友兰说清
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
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
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
史。”可以说,北大清华作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两座高峰,在中国
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意义重大,因为学术正是借助于大学的制
度和体系得以生存、传播和发展,故此不可不深究留德学人是
如何通过北大、清华之两名校,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
有所作为的。

夏中义撰《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即提出了
清华精神承传的问题,他提问说“于百年风雨中明灭不定、微
若残烛的的‘清华薪火’,是否在陈寅恪身后二十年
(1969-1988),又有幸在先生身上得以还魂而转世呢?”而在谈
到王瑶先生“是在‘明白了’以后离去的,他还是幸运的”时
候,夏氏有这样一段总结:……先生大概是在冥冥中悟得世纪初
的“清华薪火”,经百年明灭,至世纪末总算未在自己手中中断
香火,才油然而生慰藉的。作为“清华薪火”第三代传人,先生
实是“二传手”,能在生前目睹弟子陈平原以“接应二传”姿
势擎过火种,其欣慰当不言而喻;尽管陈并非清华园人,尽管当今
清华中文系亦雄风难再,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清华薪
火”为标志的现代人文学术传统(学统)已代有传人,且可传到
下世纪了。”

夏氏此论,细处或可商议,但就谈以“清华薪火”为喻的中国现
代学术精神而言,实在很有见地。他所列举的“清华薪火”的
三代人物,由陈寅恪到王瑶到陈平原,虽然经历殊异,而精神则
一。遥想陈氏当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言而为
中国现代学术奠精神、立心魄,燃起“清华薪火”,虽然三代之
传已至北大,不正说明北大清华,正如治学之“东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我们再回想蔡元培所奠立的北大精
神,不也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强调“高
深学术”、主张“学术独立”吗?正如我在前文所指出“蔡元
培与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开创者中人,其于学术独立之
理念甚为相近乃至一致,只不过是阐述与运作的策略不同罢
了。”杨东平是这样说的:

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
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
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或曰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
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1929年,陈寅悟为王国维纪念碑撰
写的铭文就表达了这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
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与陈寅恪所燃起的清华薪火,最后都
汇聚为中国现代学术之真精神,其实不论是北大精神、还是清
华精神,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其根本并不矛盾,所谓“大学是容纳
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地而是为了理性
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于被道德风尚和
占上风的势力吓倒。”而这种由留德学人率先回国开创的精
神或点燃的薪火,又有众多的留德学人参与接力的中国现代学
术精神,其实与他们留学德国的特殊经历、与德国之大学颇有
关联,而探索前贤风雨异邦的历程,探询德国大学之制度形成、
精神构建亦是很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