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读书时只知中国有北大、清华。后来自知禀赋浅薄，无缘此类重点学府，但如同虔诚的教徒崇拜神圣的殿堂，一直把北大作为学界的偶像，“实不能至，心向往之。”即便是带着三岁的儿子第一次上北京，哪里没逛，第一站就领他去了北大。在校园里转一圈，在校门口拍张照片，好让他感受中国最高学府的文化熏陶，将来能挎着书包进这个校门，也算是光宗耀祖。儿子上了学，家里的书橱里也着意摆放着有关北大的书籍，要儿子与她产生深厚的感情。特别诸如《思想的声音》等社会各界顶尖人才在北大的演讲集子，更视为学界的圣经，百读不厌。在深深地佩服学者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的同时，对提供舞台的北大心存万分的感激。

　　神圣的北大令我一个普通人心仪已久，北大的故事就成了教育下一代的教科书。在儿子临睡前和他谈起某位名人的时候，我总把他们在某个时候与北大的联系当作说教的重点。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马寅初，都是与北大紧紧连在一起感动中国的泰斗，在儿子目不转睛听我诉说的当儿，我真感谢北大。

　　所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世态炎凉看惯，光怪陆离不奇。在浮躁成为社会高速发展时代的副产品的时候，潜心治学的成本变得十分昂贵，耐不住寂寞甚至让人无可厚非。长着一幅时代领航者面孔的北大，在浮躁的旋涡中时不时蹦出来普通人难以读懂的音符确实能体现北大的本性。在这个高考状元云集的学术神殿里，惯于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大气使北大学人胸前的校徽也变做了成功者的花环。自认对民众的启蒙肩负历史重任的北大足可看任何人都是乡下人。

　　“北大大”，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也有人说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可能“大”在这里吧。所以说对于北大发生的事件，或者与北大有关的人和事，我们都以欣赏的眼光去仰视，以虔诚的姿势去聆听。在北大，“背叛”两个字是不允许存在的，他们称“叛逆”。比如招收十三岁的保送生；比如留长发背吉他的研究社会主义哲学；比如活动着数量可观的职业革命家，都能获得免费的午餐；比如刚把某国视为仇敌将人家总统办得下不了台，扭头给记者说最喜欢的国家是某国，最想去的国家是某国，当真毕业后嫁给了某国人。

　　对我们成日里重复着工作重复着生活的普通人，北大的自由观念和自由行动着实让我们五体投地，增添了更多仰视北大的机会。或许只有北大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

　　人言道，曲高和寡，在北大之精神的大旗下，一些看似简单而又不可接受的东西普通小民只能理解为复杂和宽容，或者从心理上归结于非主流的“浮躁”，也认为是对北大的亵渎。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里一个香港喜剧电影明星周星驰把北大学子搞得神魂颠倒，我们不敢侧目（据《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2001年5月２日晚，“近3000张面额5元的门票在一个小时内售罄，这几乎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还说“有很多情绪激动而又没有入场券的星迷为了能够进场竟然对百年讲堂入口进行围攻，险些造成流血冲突”）；北大网上论坛热热闹闹讨论学校饭堂该不该禁止恋爱的大学生互相喂饭的问题，我们不愿妄言。可能在表象背后蕴涵着北大所固有的深刻哲理，普通小民“不可思议”。

　　看不懂的东西自然不能乱加传教，对儿子的教育只有避开。

　　然而，这一次在北大发生的故事，我实在找不到背后的深刻哲理了。

　　给儿子讲在北大校园里戴瓜皮帽、留长辫子、穿红马褂的老师辜鸿铭的故事，儿子忽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了。他问英国牛津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给北大博士讲课的新闻我可知晓，我摇了半天脑袋说不知，睡觉吧。儿子睡了，我睡不着。那个叫理查德森的大学本科还没毕业的牛津学生，居然在北大给商学博士办讲座，明为教授高深的经济理论，实际讲的是从英国大学预科课本上随便扯下来的一些东西。三天的课程，不到九个小时就讲不下去了，趁午茶机会溜之大吉。骗人骗到北大了！

　　媒体没有说明那群博士生的反应如何，也无法想象反映如何，倒感觉这回北大好象是“没把裤子穿好，没把拉链拉好”。胸中被什么东西堵着了，不禁思忖，这也是北大精神旗帜下的事物么？可以理解为激进和叛逆么？可以理解为复杂和宽容么？可以理解为对民众的启蒙么？

　　睡不着，我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播一个小品，一个角儿指着另一个角儿的鼻子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