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与十九世纪的传统学院在组织上和管理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学院规模较小，以联系紧密的学者学生共同体和经验管理为基础；而现代大学规模较大，以科层制和专业化管理为基本特征。传统学院是精英教育时代的产物，而现代大学产生于大众化高等教育，产生于管理成为科学并直接影响各种社会组织的时期。当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时，大学的组织与管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现代大学管理的参谋机构的院校研究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今天，院校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把高等教育与现代管理研究成果用于高等学校管理，以提高和改进本校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益为目标。

院校研究首先产生于美国，在七十年代后逐渐传到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可以预见中国在由精英经大众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组织和管理也会发生类似变化，也会需要院校研究。本文将以美国现代大学模式的形成和院校研究的发展来说明以上观点。

美国院校研究发展简史

以有组织的全国性院校研究出现为界，可以把美国院校研究史大体分成诞生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诞生期从哈佛大学建立到二战结束。其间又可以再分为两个小阶段：个人自发研究阶段(1636-1900)和院校调查阶段(1900-1945)。成熟期从退伍军人法案到现在，其间也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有组织的全国性院校研究形成(1945-1980)和专业化国际化阶段(1980-2000)。

个人自发研究阶段(1636-1900)

院校研究的发展与美国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规模的变化密切相关。规模越大，功能越多，组织结构就越复杂，管理也就越复杂。而个人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在学校从小到大、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总会碰到那么一点，管理复杂性超过管理者能力，于是他需要别人帮助他收集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咨询，院校研究也就应运而生了。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是如此，对单个学校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对院校研究的普遍需要。规模大的学校比规模小的学校需要，结构复杂的学校比结构简单的学校需要，功能多的学校比功能少的学校需要。总之这是个组织规模与管理复杂性的问题。只要想想我们高校的规模与功能在怎样增长，高校管理人员在这个增长过程中是怎样从深思熟虑到拍脑袋，再从拍脑袋到抓后脑勺的，就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院校研究了。

谈美国院校研究的源起，不能不谈到埃利奥特。埃利奥特任哈佛校长四十年，把哈佛大学从一个小型地方学院变成一个著名大学。他在这四十年(1869-1909)里所做的年度报告被认为是美国院校研究的重要文献。而当时美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根本就没有系统收集学校运行情况，收集相关统计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管理的习惯。因此埃利奥特大量运用运行事实和统计报表就代表着一种新的管理与研究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以证据为基础(evidence-based)的管理。埃利奥特不仅在管理中坚持科学理性，同时采用当时最科学的研究工具以提高自己管理工作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利奥特对美国院校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回顾美国二十世纪以前的院校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个人推动的各校自发性研究。另一个特点，即开始从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研究转向以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管理研究，并由此揭开了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研究中经验学派与科学学派之间关于如何研究高等学校管理问题的不断间断的论战。

科学管理运动和学校调查运动（1900-1945）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有几个基本特征：

美国从精英高等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大学面临要求扩大招生的平等主义与提高学术质量的精英主义的双重压力；高等教育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一方面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开始利用管理和经济杠杆推动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高等学校管理改革；高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复杂性超过经验管理模式的极限；院校研究开始在部分学校作为管理参谋机构出现。

美国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好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当，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此间学生增加了十倍而学校只增加了两倍，结果是学校平均规模增加大约五倍。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出现万人大学。学校平均经费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16倍，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大约增加了11倍。其中一半来自政府和社会捐助。学生与社会力量介入的增加必然要提出他们对学校的期望与要求，从而改变高校几乎完全自主管理的传统模式。换言之，由于规模扩大和社会力量介入，美国高等学校在管理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标志性事件是由政府和一些基金会联合推动的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学校自我调查运动，其中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此外请注意，美国1950年的学校平均规模（1321）比中国刚刚恢复高考时的1977年的学校平均规模（1547人）还要小，这可以使我们设身处地设想美国大学当时的一般状况。

美国是现代管理学的故乡，泰勒是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管理，取代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方式。自从泰勒1903年提出他的理论，美国工商界与管理学术界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理论的简明逻辑和革命意义，企业界和政府开始在全国各种组织中推广这个理论，也包括高校组织。1905年富商卡内基捐款一千万美元建立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普里切特(Henry S. Pricheter)被选为基金会的首任主席。普里切特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MIT校长。和埃利奥特一样，他相信管理与科学的结合可以提高管理水平。他也认为，和欧洲大学相比，美国高校存在严重质量与管理问题。因此基金会的首批研究任务就是调查与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作为基金会主席，普里切特需要知道学校是否有效地使用了经费，并决定是否给予资助。我们已经看到，高校一半以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这个收入对学校性命攸关，大学无法拒绝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调查。于是1909年普里切特就把科学管理专家库克送到哈佛大学、MIT、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八所著名大学去调查管理效率问题。库克很快认识到，大学这种历史悠久的组织根本不会去理会工商业界发生的事，也不会想听什么科学管理专家关于效率的建议。这件事提出了高等学校应当如何对待效益的问题，尤其是从企业管理角度提出的成本效益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界和理论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人建议认为应当把高等教育当成产业，把高等学校当成企业来管理，因此工商企业中通行的竞争与效益原则，应当用于大学。也有人坚决反对任何此类企图，如埃利奥特。埃利奥特可以接受科学理性的原则，但拒不接受企业管理原则。院校调查运动也与普里切特密切相关。他推动高校质量与效益改进的基本方法是组织大规模学校调查，并公开发表调查结果。他不仅让库克调查美国大学管理效益问题，还让弗莱克斯那(Abraham Flexner)对美国医学院校进行调查。以坚持社会有对监督高等教育的权利，他专门请与大学无涉的人进行调查。弗莱克斯那在调查了北美的155所医学院之后撰写了《美国加拿大医学教育报告》。随后普里切特还组织了对法律、工程和师范等专业教育的调查，这些报告成了改变美国职业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的调查工作引起人们对美国高等学校质量与管理问题的广泛关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也开始要求所有公立高校进行自我调查，同时组织对全国本州本地的高校普查。全国性高校调查运动开始形成。为使调查更加科学、完整、统一、规范，联邦教育部派统计专家到全国各地指导调查活动。但和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一样，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基金会、专业协会、工商业组织也积极介入高校调查活动。大规模高校调查从1910年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到1937年，调查已经涉及了40多个州的1887所高校。230个政府机构、专业协会、社会团体和高等学校组织或参与组织了调查。调查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各类学校的各个方面。调查重点是质量与管理，目的是提高质量与效益。在调查中还要求高校提出改进建议并自自己进行工作改进。调查运动中一共形成调查报告579份，其中304份被发表或打印散发。所有报告都被制成副本，存放在全国十六所大学图书馆中供公众查阅。基金会1937年委托爱尔斯(Walter Ells)对这场运动进行总结。他指出有十个因素造成高校普查运动：在教育中发展科学精神、工商业的效率运动、社会普查运动、教育普查运动、高等教育的增长、高等教育的成本、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发展评估审议机构、以及学校的自我保护。

这个调查运动意义重大。

首先，它是由社会发动的对高等学校的检查。标志着社会大规模干预高等学校事务的开始。

第二，它第一次把美国长期分散独立与世隔绝的高等学校一起推到全国公众面前，品头论足，并以此决定对它们的支持与资助。这给高校形成了巨大压力。

第三，调查是统计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科学理性得到广泛认同，科学管理精神得到发扬。

第四，在调查运动中许多地区性高校协会和全国性专业教育协会相继建立，成为地区行业的教育质量评审机构，并开始指导监督专业和地区的教育发展。

第五，调查使高校认识到自己的管理问题，大型高校如伊利诺大学（1918）、俄亥俄州立大学（1918）、明尼苏达大学（1924）、密西根大学（1927）等开始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来研究自身问题。正式的院校研究也由从此开始。

黄金时代(1950-1980)

以1980年为界，美国战后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普及型高等教育阶段。在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生源充足，经费充足，社会关心，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新型组织与管理制度不断涌现，这段时期的发展确定了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模式。这段因此被称为“黄金时代”。然而，自从进入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巨大，政府和社会支持力度下降，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逐渐从政府社会为主转向以学生学校为主。也由于普及化高等教育，学生买方市场形成。由于生源紧张，学校财政进一步恶化，形成经费资源紧张的拮据时期。这个基本形势决定了美国院校研究的重心在第一阶段是如何使学校管理跟上急剧发展的形势，而第二阶段是如何通过开源节流提高效率来保持学校的生存与发展。美国院校研究组织本身经历了认识自我和发展壮大两个阶段。 美国大众化时期高等学校管理变化的最突出特征是组织规模扩大与管理复杂性急速增加。高等学校继续沿着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科学管理模式向前发展。科层制度和管理专业化在高校的普及与深入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到了八十年代，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已经在美国大学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整个“黄金时代”，美国的院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开始从自发的研究变成自觉的研究，从分散的研究变成有组织的研究。尽管美国在学校自我调查时期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院校研究，并没有出现有大规模的组织的院校研究。1955年美国只有10个学校设立了院校研究室，专门从事院校研究的不过几十人。从1956年起，美国各地先后举办了许多院校研究讲习班，参加者十分踊跃。例如1959年由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斯坦福大学共同举办院校研究专题讲习班有来自113个西部高校的150人参加。到1965年美国已经有115个高校建立了院校研究室。于是1965年院校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成立。协会1973年起开始发行双月刊《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74年发行系列《院校研究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系列丛书。这些标志着有组织的院校研究开始。

普及化时期(1980-2000)

普及化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2000年高校入学人数比1980年增长21%。但高校规模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所缩小。第二，政府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减小，财政负担向学校和学生转移。因此对学校来说，由规模引起的问题让位于由质量和效益引起的问题。高校必须开源节流。提高质量，提高效益。开源首先意味着学校间为争取政府与社会有限的资源而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开源还意味着提高学费。其次意味着提高学校固定资产如办公室、教室、图书馆等的利用率。再是重新审查学校各种服务的成本效益。对外承包学校服务在九十年代成了流行趋势。最后是加强各类校产的赢利性经营。以企业方式经营高等学校的想法开始，有的学校聘请企业界人士主管学校产业部分，甚至出任校长。赢利性高等教育的思想也开始出现，而且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赢利性高等教育。总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高校的处境使管理定向和效益定向的院校研究有了用武之地。

几点结论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大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再走向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历程中，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和高等学校的管理系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许多因素造成了这种变化，但其中一个最为关键因素是规模的增长。由于规模增长，高等教育成了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力量，因此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由于同样原因，社会也加强了对高校事务的干预。现代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制度的基础是公共利益原则和公共经费使用的效益原则。这些大大地改变了传统大学的环境，改变了大学的传统的管理自主权与学术自主权。传统的高校自治、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定位。这种利益取向和效益原则决定了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要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传统学院模式转向现代大学模式。如果中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要经历持续的增长，中国高等教育也会发生类似变化。

第二，现代大学与十九世纪的传统学院在组织和管理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学院规模较小，以联系紧密的学者学生共同体和经验管理为基础。由于现代大学规模较大，组织规模扩大必然造成管理复杂性增加，从而使以科层制和专业化管理为基本特征现代大学模式取代传统大学的管理模式。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将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顺利发展。但由于管理滞后和失控而引发类似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学生骚动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院校研究是作为现代大学管理的参谋机构在大学组织与管理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今天，院校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把高等教育与现代管理研究成果用于高等学校管理，以提高和改进本校的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益为目标。产生于美国的院校研究现在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可以预见，在中国在由精英经大众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组织和管理也会发生类似变化。因此也会出现对院校研究需要。

第四，现代大学管理模式的精神是科学理性。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和现代管理理论是院校研究的两个源泉。院校研究不仅应当及时地把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高等学校管理，还应注意企业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发展，适当地把它们引进到高等学校管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