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紧跟变化的市场型商业性企业。这不仅对大学自身是一种危害，对于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则危害更深。－－亨利·罗索夫斯基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如果有一天，我们通过方正集团想起北京大学，通过同方电脑记住清华大学，中国将会变得怎样？不管是1998年北大100年纪念，还是2001年清华90年校庆，校方与公众津津乐道的是方正在香港的上市与紫光的收益增长。媒体更愿意报道北大、清华这两个名字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如何创造了180亿的市场价值，却对大学真正价值避而不谈。

就像我们忘记了陈章良大学教授的身份，而完全视其为懂生物技术的企业家。　与此同时，柏克莱的部分学生正在抗议校方在1998年与瑞士制药巨子Novartis公司签署的一项协议。Novartis提供给柏克莱大学植物与微生物系2500万美元研究基金；作为加报，公司优先享有该系三分之一的发明专利权，并且占有研究委员会5个席位中的2个，参与决定资金如何分配。抗议的学生认为，这项协议无耻地将大学出卖给商业利益，侵犯了大学基本的自由研究原则。　

1964年，当柏克莱21岁的学生马里奥·萨维奥谴责“大学正在变成一家工厂，成为美国工业界的服务者”时，响应者众。但今天，萨维奥所谴责的事实已变成弥漫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气氛，大学不仅为商业公司输送人才，而且更直接地参与商业行为，匆忙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实用效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计算机革命主要的驱动力。该大学早在1990年就设立了“研究鼓励基金”，以帮助教授学术概念转化成实用产品。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亦设立内部风险基金。即使极度推崇传统学术的芝加哥大学也成立了一家非赢利性公司，帮助以教员学术成就为基础的新公司的创建。今日的美国，与大学有关的公司每年共创造340亿美元的财富，提供28万个就业职位。

对于大学过度卷入商业化的浪潮，支持者与反对者同样理直气壮。前者认定在知识发现成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时代，大学必将由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美国强烈的实用主义传统，也使大学从来就不忘为社会提供服务。一些教育者认为，美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急速扩张与工业界的成长，正是相互影响的典型。大学为工业界输送了大量懂得农业技术、化学技术的实用人才。

反对者更多地援引欧洲传统。追求知识本身是欧洲大学不变的传统。不管是巴黎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牛津、剑桥，它们或者会卷入政治斗争、或者为国家所用，但它们在教育中始终反对实用主义，而致力于培养修养良好的绅士，强调智力与知识是最终目的。大学绝不能屈服于社会压力，它是我们理想社会的实验室，是庸俗社会潮流的批判者，是新思想的发源地，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文情怀与好奇心的滋养地……德国人洪堡与英国红衣主教纽曼永远无法相信，大学的存在竟是为了增加商业利益。

对于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来讲，他们或许知道人文主义者的大学理想，但他们必须面对联邦政府逐年减少的教育拨款。柏克莱负责人格登·罗瑟说，Novartis公司这笔资金的四分之一将用于其它系的建设。现在的三座科学大楼分别建于20年代、30年代与40年代，没有钱，他无法使大学的研究设施现代化，无法维持一流的研究水准。

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浪潮，暗示了我们的大学正在面临又一次重大变革。中世纪对于神学人员的需求，促成了大学的发端。教会的优越感让大学变成了象牙塔：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精神觉醒，使经济堡改造的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范例，杰出的人才在此研究世界，发展知识。

那么今天呢？就像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所说的，大学不可避　地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成为经济运转的轴心。不管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柏克莱或者中国的北大与清华，他们都不可能回避日益商业化的社会，而且仅仅用“堕落”来形容这次变革也过于粗暴。当哈佛大学在1908年培养出第一届MBA时，当哥伦比亚大学在1912年设立新闻学院时，批评者都认定长春藤不应该培养如此实用型的人才，他们错了。在90年代，牛津大学拒绝设立工商管理学院的举措，更多源于官僚机制与过分保守的态度，而非有力地抗拒商业社会。

然而，没有原则的拥抱商业化比牛津大学那样拒绝更加可耻。不管是接受商业公司的捐赠，还是自己创办公司，大学的管理者与教师都必须明了，这是他们并不得已的举措。他们需要金钱维持大学的研究、教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是培养更完整的人格，是追逐更宽广的视线，这是洪堡的理想，也是纽曼的理想。

但是，不管是斯坦福还是清华、北大，它们正在遗忘这种理想。斯坦福的教师们持有大量新生公司的股票，热情地加入创办公司的行列，他们的学生忙于赚钱而非学习。围绕在北大、清华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公司也同样证明，赚钱已经变成了大学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没有直接价值的空前的漠视。柏克莱自然资源学院的助理院长唐纳德·达斯坦批评说，企业的损款只会被用在有商业价值的研究上，而关于环保等研究却没有得到支持。

1998年，乔治梅森大学1700名学生与180名艺术科学学院教授共同起草了请愿书，以抗议学校越来越不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越来越强调教育的实用技能。他们写道：“在日益技术化的今天，教导学生如何超越技术化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人文科学遭受的冷遇更加显著。一位计算机系研究生的补画是2000元，而一位中文系学生则只有300元。计算机系与生物系的件比物理系、数学系好得多。也就是说，不管是创办北大方正还是清华同方，其最初的目的是为财政紧张的校方提供支持。但很显然，这种目的已经让位于如何赚更多的钱带来收益的科系。　

清华大学的重要性是否与联想集团并无分别？大学教育是否可以用美元或是人民币来衡量？这是我们都乐于承认生活的目的在于短期致富，那么我们尽可以继续为北大、清华在商业上的成功欢呼，也应该继续缩减艺术与人文的投入，招收更多的计算机与生物系学生。但是，倘若我们认为，大学应该提供一些我们的社会缺乏的品质，比如理想主义，比如批判精神，比如欣赏莫扎特的音乐与塞尚画作的兴趣……那么，我们就必须加倍警惕目前大学的商业化倾向。在一个人人都抱怨社会不公与迷惘的时代，我们希望大学能够作出表率，它是我们社会的价值坐标。大学必须培养出温文尔雅、心态健康、想推进社会变革的好公民，而不是急功近利之徒。同时，大学也必须研究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的计算机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

是什么让我们记住了北大与清华？是蔡元培与胡适之，是北大在封闭时代引入的自由思想，是梅贻琦与陈寅恪、杨振宁，他们坚守大学的独立品格、探索未知的领域。我们回忆起老北大的逍遥作风与水木清华的灵秀，进入这样的大学，意味着年轻的灵魂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拥有最自由的空间。

几十年后，倘若我们的孩子回忆起的只是北大方正与清华同方的年产值怎么办？况且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持，这种产值也是短期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大学与社会共同反思。前者必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教育理想、科学理想、艺术理想；而后者应该意识到，我们应该更阔绰地投资于教育，不要让大学总是陷入贫困之中。大学的贫困，意味着我们未来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