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美国的“高考”说起 (1) |
| 送交者: 程星 2004年05月13日16:18:2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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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大陆很多父母将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国外上中小学，将二、三十年前台湾华人在海外发起的“小留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据说国人如此不惜血本，除了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母不忍心看到孩子经历自己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样残酷的高考厮杀。而且，国人不仅相信国外没有高考，而且还自信国内随便找个三流的学生都能到美国或欧洲的中学里去当尖子，并在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一流大学。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北京大学生的表妹去了美国不到一年就在她的中学里名列全班第一，而以前在北京时，她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三。这位意在必得的中国大学生认为“美国人也就在电影跟音乐方面比咱们强一点，但要说到科技方面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我没有在欧洲生活过，不敢对那里的教育体制妄加评论。但说美国没有高考，那实在是一种不幸的误解。而产生误解的根源往往在于很多人对美国的高校知其一而不及其余。 和世界上大多数高校体制一样，早期的美国大学基本是精英教育。比如哈佛，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基本上只从新英格兰地区的几所私立贵族寄宿高中录取学生。耶鲁也是如此。这些私立贵族寄宿高中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认智力水平高于一般平民子弟。哈佛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允许学生带着仆人上学。当时哈佛虽然有少量的奖学金，但对于一般学生来说，奖学金根本不是一种荣誉，而是贫困的标志。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尼古拉·勒曼在他的《大考》（The Big Test: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一书中认为，耶鲁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不能算是一所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五十年代的耶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所“大型寄宿学校”。这些贵族私立大学的学生学习虽然还算努力，但他们从来不必担心将来的前途，因为他们尚未毕业时有人就已经为他们在曼哈顿中城他们父母或家族的投资公司或法律事务所中留好了位置。 顺便一提，有人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讲究公平的社会，到现在名校还能堂而皇之地优先录取校友子弟。其实这个传统的形成与贵族私立大学早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试想，假如没有那些富裕而又忠诚的校友们在过去几百年来慷慨解囊，今天的哈佛等私立名校怎能做到富可敌国？同时，假如这些学校没有从一开始就认准了在将来能慷慨解囊的主儿，那么他们很可能哪一天碰到经济危机，无法生存，便被政府给“招安”了，成为公立大学！ 因此，至少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私立名校的大门不是向男性、白人和清教徒以外的任何少数民族或妇女敞开的。说来难以置信，哈佛在二十世纪以前基本没有犹太学生，更不要说黑人或亚裔，而哥伦比亚大学一直到 1983 年才实行男女同校！哈佛校长柯南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考虑招收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平民家庭子弟。他让当时还在哈佛学院担任助理院长的亨利·乔安赛去调查为推荐一种有效的鉴别人才的方法，然后由学校出钱资助这些优秀的平民子弟上哈佛。这在当时可算是一场革命。乔安赛接受了柯南特交给的任务后，将目光投向当时心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智力测验。他被一些关于人类智力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智商测验（IQ）的神奇功能所折服，全心全意地认为这种对于人类智能的科学研究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今后的人类社会将不再依据世袭的血统来决定自己的领袖；人类将通过智力测验来选择精英，从而真正地实现柏拉图“哲人国王”统治社会的理想！ 乔安赛虽然自己不是心理学家或智力测验方面的专家，但他对于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功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他的老板柯南特一样，他并不相信每人都具有担当社会领袖的才能；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但谁是这些“少数人”呢？或者说，这些“少数人”如何产生呢？虽然美国从来就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但是经过三百年的发展，新英格兰地区事实上已经形成类似欧洲贵族的小社会，而私立大学如哈佛耶鲁则成为从这些小社会中选拔和培养未来社会领袖的摇篮。柯南特不是一个革命家，亦无意于打破既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他对美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则远远超越了他所置身其中的新英格兰上流社会。 经过一番艰难的理论探索，柯南特终于在开国元老杰佛逊写给另一位元老亚当斯的信中为他酝酿已久的改革找到理论依据。在这封信中，杰佛逊提出“自然贵族”的概念。这样的贵族产生的条件是美德和才能，而不是以财富和出身为依据的所“人为贵族”。作为维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杰佛逊向维吉尼亚州议会建议，要在社会上建立一种人才的搜索机制，将"人才"或"自然贵族"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里挑选出来，由维吉尼亚大学来进行培养，以此来彻底摧毁那个根据财富和出身来挑选政府和社会领袖的制度。但是，杰佛逊的思想是过于超前了；他的建议从未引起同时代人足够的重视。直到１２５年后，这一现代社会人才选拔的思想才算找到真正的知音，而且是一位有能力将它付诸实施的知音。 不难想象，柯南特在得到乔安赛关于运用智力测验来甄别人才的报告后，该是多么地欣喜与激动。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柯南特和乔安赛俩人联手，将美国当代心理测量领域层出不穷的理论成果推向实践。他们从心理测量专家手中接“学术才能测验”（ＳＡＴ）这一考试工具，先用于奖学金的选拔，然后推广到私立名校的录取。二战之后，美国大学急剧扩张，ＳＡＴ终于成为大多数学校认可的最具权威的水平测试工具。１９４７年，教育测试服务社（ＥＴＳ）成立，乔安赛成为这个日后影响深远的组织的第一位总裁。 就在教育测试服务社致力于通过ＳＡＴ考试来帮助私立大学甄别学术能力优异的学生的同时，中部艾奥瓦州的另一批学者经过多年研究开发了一种新的学生水平测试工具，并命名“美国大学考试项目”（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简称ＡＣＴ）。１９５９年，美国大学考试项目公司（ＡＣＴ）成立，标志着美国大学"高考"机构双轨并行的局面正式形成。两个公司既有竞争，又有分工，给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选择的余地。作为考试工具，ＳＡＴ重在测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意在甄别学生学术能力的高下；ＡＣＴ则偏重测试学生对中学课堂教学内容的掌握，意在帮助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双向选择。ＳＡＴ更多地被私立大学和位于两岸的具有“贵族”传统的高校所青睐，而ＡＣＴ则更为公立大学和位于中西部的大学所接受。近年来，大多数学校都乐于接受学生所提交的任何一种考试成绩，并运用一个公式对两种成绩进行换算。 有意思的是，虽然杰佛逊“自然贵族”的思想被柯南特“古为今用”，成为美国大学“高考”制度的理论基础，但他的另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思想，即在美国建立一流的国立大学的理想，并直到今天还是一栋空中楼阁。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哈佛、耶鲁等新英格兰地区私立高校为代表的精英教育路线，和靠联邦授地法案起家的众多州立大学所代表的大众教育路线。前者始终以培养牧师和文职官员为宗旨，因而大学在他们看来就是未来社会的领袖的摇篮。皮博笛（Endicott Peabody）是哈佛早年最主要的学生来源之一的格罗登学校（Groton School）的创始人，他为这所私立贵族寄宿高中所选取的校训就是：“服务便是统治”（cui servire est regnare）。皮博笛认为，格罗登以至哈佛这样的学校的毕业生，首先必须树立为社会服务的思想；而为社会服务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在将来如何领导社会的过程。小罗斯福总统便是从格罗登到哈佛到美国社会领袖的人物中最杰出的一位。 美国高等教育中大众路线的滥觞是１８６２年国会通过的所谓“授地法案”。该法案将相当于瑞士那么大的联邦国有土地赠与各州，让他们在上面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农工技术教育。授地法案在美国的实施，标志着高等教育不再是贵族和富人的特权，也不仅仅是培养牧师和文职官员的场所。艾思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所大学建立之初曾骄傲地宣称：在康奈尔大学“任何人在这里都能找到他所想学的任何东西”。（注：康奈尔大学建校之初是一所联邦授地的州立大学；直到今天康大还保留一部分公立大学的成分。）明尼苏达大学的首任校长说，他对一切事情，从柏拉图到霍乱，都有兴趣。州立大学的这种实用的、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的办学方针，与私立大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美国高校真正地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二战结束之后。１９４４年国会通过“军人调整法案”（简称 The GI Bill of Rights），使得参战老兵在战争结束后可以进入高校并由国家承担其教育费用。１９４６到１９４９年间，美国绝大多数高校入学人数成倍增长，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开始进入清教徒传统的私立名校，出身卑微的学生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一流大学，经历了战争和社会的成年人与高中毕业生一起坐在大学的课堂里。竞争入学开始成为美国大学招生的一个部分。 即便如此，在美国生活的辞典里，“考大学”还不是一个常用词。虽然人们都知道哈佛耶鲁代表着身份和地位，但这些贵族学校传统上有自己的所谓"预备高中"（feeder high schools）。比如说，你想让孩子上哈佛大学或达特茅斯学院，你先得设法将孩子送进位于麻萨诸塞州安多佛或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色特的菲立普学校；你想进让孩子进普林斯顿大学，先看看自己能不能付得起劳伦斯维尔学校的学费。当时名牌私立大学并没有招生办公室。学校只是照着他们的“预备高中”校长提供的一份所谓好学生名单录取新生。一般认为，1921年达特茅斯学院开始“选择性录取”，开名校竞争入学之先河。一直到1951年达特茅斯学院才开始在录取新生时考虑“学术才能测验”（ＳＡＴ）成绩。 二战以后，政府为退役军人上大学买单，但很多老兵却并不领情，宁可找个蓝领工作，享受生活的逍遥。更多的老兵则选择进入州内的公立大学学习一门专业技能，以求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最让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常青藤大学素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为宗旨，而这样的招牌在美国这个平等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总之，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私立名牌的光辉仍然只是在东部传统的所谓上层社会圈子里闪耀。 美国社会真正进入“高考”时代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之前，每年日本、南韩、台湾等地的孩子赴考场如赴刑场的故事一直是美国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但是，今天美国“高考”之激烈程度，却让美国人，特别是传统上重视教育的白人、亚裔以及中产阶级的父母们，再也笑不出来了。于是乎，能送孩子进私立学校的父母为不让孩子踏进公立学校的大门；只能送得起公立学校的家庭也要保证孩子进当地最好的公立，代价是在房价高于其它地方数倍的所谓“好区”内安家；孩子的 SAT 成绩成了衡量为父为母成败的标尺。最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处处信赖专家的社会里，唯有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不允许有他们的专业术语。要不你怎么解释，家有高中生的父母们，不管自己是否上过名牌大学、甚至上过大学，却鲜有不能将美国三十所左右顶尖大学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倒背如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社会对"高考"的态度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哈佛的社会学家大卫·瑞士曼在研究大学环境及其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时就曾经预言，高等教育将成为一般美国人在经济上与社会地位上进入上层的重要信道。对于信奉"学而优则仕"已经两千多年的中国人来说，这点发现实在非常"小儿科"；但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来说，瑞士曼的研究居然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因为之后二十年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开始打破多年来种族隔离造成的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社会权利上的不平等状况；其结果是，不仅少数民族开始进入私立名牌大学，而且高校也开始追求校园的多元化。同时随着六十年代移民法的修改，过去被拒之门外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开始大批涌进美国。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没有靠山，没有背景，有的只是勤奋的双手和大脑。对于他们来说，实现美国之梦的唯一途径是接受高等教育。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与实现美国梦毕竟不是一回事。光从数量上看，二十世纪初的1900年，美国大学校园仅有二十三万学生；1940年这个数字己经达到一百四十万；１９４６年，二百四十万；１９６０年，三百二十万；１９７０年，七百五十万；２０００年，一千四百万。所谓物以稀为贵，凡事一普及，再诱人的光环也会蒸发。更重要的是，进入大学虽然打开了一扇通向成功的门，但达到成功的路线错综复杂。假如将实现美国梦定位在报酬优厚的工作和丰衣足食的生活，那么上大学最佳的选择是到社区学院去拿一个汽车修理或货车驾驶的文凭，出来以后的薪水远比初出茅庐的大学教授要高得多。从六十年代起，社区学院经过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今天已经普及到任何年龄、任何背景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进入社区学院，选择接受自己需要的或感兴趣的任何人文或职业教育科目。 然而，人，毕竟不只是经济的动物。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和杜克大学教授菲立普·库克在他们合作的《赢者全赢的社会》（The Winner Take All Society）一书中，对现代社会人的心态作了极为深刻的描述。他们认为，在一个赢者全赢的社会里，很多人围绕数目有限的几个大奖展开激烈的竞争。结果是，少数幸运的胜者满载而归，多数不幸的败者一无所获。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使得数目有限的几个名牌大学成为大众追逐的目标，仿佛只有名牌学位的获得者才能左右自己未来的命运。 弗兰克和库克这种“赢者全赢”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福布斯》杂志在1996年对美国800名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年薪的中位数为一百五十万美元。其中174人在二十所顶尖大学中取得本科学位；如果连研究生学位也算上的话，美国薪水最高的大公司 CEO 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这二十所大学的毕业生。产生 CEO 最多的本科学院分别是：哈佛、康奈尔、普林斯顿和斯坦福。 用美国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早在八十多年前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现代美国社会对名牌大学的追逐实在是出于一种“对贫困的恐惧和对成功的膜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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