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美国的“高考”说起 (2) |
| 送交者: 程星 2004年05月13日16:18:2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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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让美国的父母们不惜一掷千金的究竟是那些大学呢？其实，就象球迷心目中的球星和影迷心目中的影星，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们所膜拜的顶尖大学也略有不同。每次我回国和关心美国教育的朋友或想着来美国念书的学弟妹们聊天时，他们如数家珍似地念叨的大学往往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事有关。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在国内的名气极大，恐怕和哥大出了顾维钧、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冯友兰等现代史上的名人有关，而卫斯理的名字耳熟能详一定和宋庆龄、冰心有点关系，虽然宋庆龄上的卫斯理和冰心的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特别是中国来美留学的前辈大多是来上研究生的，所以国人对美国一流研究生院的熟悉程度显然大大超过本科学院。即使在美国，人们对大学的看法也受到他们周围环境的影响。比如在西部和中西部，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威望就要比哈佛或普林斯顿高得多。当然，在美国三千多所大学中，公认的名牌也就是那么三十所左右。 首先是所谓的“常青藤”大学 (Ivy League)。很多人以为“常青藤”大学一开始就是顶尖大学之间结成的小圈子；其实不然。关于“常青藤”一词的来源有很多说法，比如有人认为起初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四所学校抱团，以罗马字母 IV 来自称老大；后来康奈尔、达特茅斯、布朗和宾夕法尼亚加入，IV 变得有点 IVY了，正好 IVY 在英文中意为常青藤，用来指称这些历史悠久、校园青藤缠绕的大学实至名归。但今天大多数人同意这样的说法：三十年代《纽约先驱报》的体育记者率先使用"常青藤联盟"这个词来代表同属一个竞赛区的这八所老校的美式足球队。1945 年常青藤足球联盟中的这八支球队开始在球队管理上建立统一的标准，以保证球员在体育和学习成绩上的底线。这八所大学正式结盟是在 1954 年，从此他们的所有体育竞赛都在一个赛区内进行。今天，“常青藤”成为美国最佳私立大学的标志，而他们在很多日常的运作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合作时，往往还拉上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这样，八所常青藤外加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就形成所谓的"IVY＋"，或十大私立名校。 由于对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先入之见，国人常常忽视美国很多极负盛名的本科学院。这些私立的文理本科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一流的教学质量和优雅的校园环境，成为常青藤大学本科学院的竞争对手。艾姆赫斯特（Amherst College）、斯瓦茨摩（Swarthmore College）和威廉斯（Williams College）学院以及位于康乃狄克州的卫斯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等四所文理学院号称"小常青藤"；芭娜德（Barnard College）、布尔茅尔（Bryn Mawr College）、蒙特荷约科（Mt. Holyoke College）、拉德克里夫（Radcliffe College）、史密斯（Smith College）、卫斯理（Wellesley College）和瓦莎（Vassar College）等七所早期附属于“常青藤”的女校，号称“七姊妹”。这些私立文理本科学院的声誉在很多美国家长和学生眼中并不亚于十大私立名校。 与十大私立名校并驾齐驱的还有：芝加哥、霍普金斯、杜克、西北、乔治城、诺特丹、华盛顿（圣路易斯）等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就声誉而言，很多公立大学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常常在许多方面与上列的私立大学平分秋色，比如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北卡罗兰那大学教堂山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等。 那么，进入这二、三十所顶尖大学的竞争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格林与格林在他们的《顶尖大学内幕》（Inside the Top Colleges）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美国一千多万的本科生中，只有四万七千多人就读于八所常青藤大学，其比例不到千分之四！每一年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本科生就读于二十五到三十所最好的私立大学。公立大学虽然招生人数比私立要多得多，但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本州居民，因而招收外州学生的名额一般很少。假如加州以外的学生想上加大伯克利分校，其难度大概不会比进私立名校低多少。 按说美国的名牌大学再难进，也不会比中国学生考北大清华更困难。美国大学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而是由学生自行决定何时何地参加 SAT 或 ACT 考试，然后由各个大学在报考他们学校的学生中自行挑选。因此，在美国几乎不会像中国那样，全社会在同一时间关注同一事件--高考，而考生及其家长的血压也不会在每年六到七月间同时升到最高点。大学报名费用一般在三十到六十美元不等，学生只要愿意或有钱，花上几千元报考几十所大学都没有人管。因为目标分散，单就个别大学而言，录取的机率实在不算太低。像著名的加州大学，除了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两家稍稍低一些，其它几所分校的录取率均在百分之六十上下。即使是常青藤大学，录取率最低的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近年来一直在百分之十上下徘徊，但宾夕法尼亚的录取率是四分之一，康奈尔则达到三分之一。 因此，对于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里长大的中国父母来说，最担心的其实不是孩子的成绩不如人家。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很多父母几乎是从孩子呀呀学语时自己就进入了高考预备状态。他们一旦觉察到孩子学习成绩跟不上，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孩子送进收费高昂的卡普兰补习学校之类的地方。说华人孩子个个成绩优秀也许不免夸张，但在其它族裔父母的眼中，这样的看法离开事实并不太远。但是，一到高考季节，这些笑得最早的父母就未必是笑得最好的了。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常接到一些华人学生家长的电话，质问为什么他们孩子的同学中成绩远远不如的却被常青藤大学录取，而他们门门优秀的孩子却名落孙山。最让很多华人、特别是第一代华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是，他们十几年呕心沥血，抓孩子功课从不敢有片刻松懈，结果居然不敌其它族裔孩子打一手好球、或唱一些在他们听来毫无美感可言的流行歌曲。 特别是在 2003 年春，最高法院在几经延宕后，终于同意听审密西根大学本科生院和法学院的招生政策是否违宪一案，将美国大学招生过程中是否存在照顾非洲裔黑人、西班牙裔南美人和土著印第安人而歧视白人的问题再次提到了维护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宪法精神的高度。 在此需要对美国当代最具争议的所谓“平等权利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作一个简单的交代。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最大收获便是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平权法案，目的在于帮助社会中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包括非洲裔黑人、西班牙裔南美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以及妇女，争取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平权法案内容广泛，但最受争议的问题是：大学招生和政府雇员过程中，是否应当为少数族裔和妇女留下一定的名额。 “平等权利法案”实施三十多年，其间不断受到来自白人和男性的挑战。他们控告“平等权利法案”为“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即在保护少数民族的同时歧视白人和男性。而密西根大学的案例，仅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歧视与反歧视斗争的继续。家住密西根州的白人女生格拉兹 (Jennifer Gratz) 和白人男生哈马切尔 (Patrick Hamacher) 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被拒入读密西根大学本科学院，但是他们发现密大却录取了所有学习成绩与格拉兹和哈马切尔相同的西语裔、非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不管这些族裔的考生是密西根居民或者外州居民，许多考生的成绩还远远低于格拉兹和哈马切尔。另一名白人女生格鲁特尔 (Barbara Grutter) 申请密大法学院１９９７年秋季入学被拒，但密大学法学院在拒绝格鲁特尔入学的同年，却录取了许多成绩低于她的考生，而且这些考生都是西语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格拉兹和哈马切尔以及格鲁特尔在两个不同的案例中分别向联邦地区法院控告密西根大学在入学招生中使用了带有种族歧视性的招生政策。案子在低一级的法院中打了几个回合，胜负难分，直到 2003 年最高法院终于决定听审。 美国亚裔、特别是华人在这场涉及大学招生公平与否问题的官司中可说是进退两难。作为少数民族，作为在美国历史上和社会中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亚裔本来应当站在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一边，维护平权法案的实施，捍卫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权利。但是，美国大学自从五、六十年代对少数族裔敞开大门以来，历来注重教育的亚裔孩子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居然在名牌学校中占居了相当于白人、甚至超过白人的比例。到九十年代，名校如哈佛、哥伦比亚或加大伯克利，亚裔学生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二、三十，而亚裔人口在美国则至今低于百分之五。事实上，美国大学招生时在努力提高西语裔、非裔和印地安裔学生比例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以降低白人和亚裔的比例为代价。这样，本来应该加入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队伍争取平等权利的亚裔，并发现他们在大学招生这个问题上成为白人的同盟军。 这种尴尬使得亚裔在大学招生这个他们生活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上，至今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当然更无法在权益受到损害时据理力争。所以“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亚裔在和其它族裔一起寻求“美国梦”时，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为什么美国社会讲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大学招生却不能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呢？按照成绩择优录取的招生方法，难道不是公平合理，简单易行，而且还能减少层出不穷的法庭纠纷？ 表面看来美国名牌大学招生实行的也是“择优录取”，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优"字的考量很难为我们这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所理解。在美国大学“体制内”工作已经多年，我虽然至今不能完全赞同名牌大学招生过程中“优”字的定义，也不认为对某些种族背景的考生优先录取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招生方法之前，现行的以多元化为目标的招生制度还是不完善制度中最佳的选择。原因在于，这种制度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兼容并包"的理念。而这种理念在蔡元培所执掌的北大之后的中国高教界，已经久违了。 即便是蔡元培及其在北大实施的“兼容并包”，也还是停留在学术思想和教授聘任的范围内，很少有人将这个思想从学生成长发展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中国社会的教育理念，从古代的科举制度直到今天的全国统考，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以考试成绩作为鉴别优秀人才的标准。 然而，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让人跌破眼镜的成果是：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思想及其它方面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不是教授，而是他们的同学！这个发现在许多大学环境里经过无数重复实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当然，真正为此跌破眼镜的人大多还是在东方而不是西方。二十世纪初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具创新精神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经不无向往地宣称，假如他有机会重头开始建立一所新的大学，那么他首先就要造一栋学生宿舍，然后再造一座图书馆里装满各种图书。万一还有钱剩下的话，他才会想到去雇教授和建教室。艾略特的意思是，对于求学时期的年轻人来说，大学的经历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在于课堂和教授，而是有机会离开家庭和父母独立生活，并通过大学得以广泛地接触各种人以及他们的信念、态度和背景。在这里，大学校园多元化的理念已经初具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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