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荒,诸子百家,与前轴心文明

老几

我们这代人很可怜，小时候经过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粮荒，上学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书荒。

小时候没有电玩之类，每每被父母约束在家，不能跟小伙伴玩，就只能读书。读着读着成了瘾，不管懂不懂，反正家里书很快就被读遍了。到小学二年级时，家里已经无书可看了，只能跟人换书看。当时破“四旧”，砸烂“封”“资”“修”，只要有点人味的东西，有点思想，有点艺术的东西，有点意思的东西，都属于“毒草”，要被彻底铲除。这里面既包括《红楼梦》《西厢记》之类的“封建”，也包括那些拍红朝马屁拍错地方的，比如，《红日》《刘志丹》之类。

人类有个臭毛病，越禁止的东西，你就越想知道究竟。当时院里有几个上高中的“大”学生，经常有别处借来的禁书，我就可怜兮兮地跟在人家后面求书看。现在看来人家够不错了，身边跟着一个连你胳肢窝都不到的小屁孩，哼哼叽叽光求你又帮不了什么忙，想想多窝火？因为书少，好书后面排着长队，每个人手里都不过几天功夫。我这小人没资格排队，只能在人家看书的空余翻看，真是分秒必争。这样日子久了，练得一手绝技。看书快，一目十行（至少），记得牢，过目不忘。像《红日》那样一本，也就需要半天功夫。（现在也搞什么速读训练，放一堆书在哪，时间大堆大堆的，还怎么练？）

书荒年代，断顿是经常的，更多时间是吹牛，比看谁知道得多。于是就讨论看书心得，小屁孩照例只能旁听，却经常在众人都想不起来时补上。慢慢地大家发现了这小人的好处，后备役中总算也给咱谋得一席之地。

那时候想，等我长大有钱了，买一屋子书，把门关起来，一个人看。可到后来，人是大了，书也买得起了，书也看，但是看书的乐趣却少了很多。除了工作原因不得按兴趣来看以外，很多书的乏味和肤浅也让人扫兴。慢慢地读书方面懒散起来，读书不多，胡思乱想不少；偶有所得，免不了得意洋洋。日积月累，干货存了不少。

每次得意之后，令我感到扫兴而同时更得意的是，发现早已经有人说过这个事了。

想起说这个，是因为我发明过一个词，叫“前轴心文化”。从中华文化特别是易经道德经的传承看，我认为中国古代应该存在一个早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发达时期，其辉煌程度，似乎还应该在诸子百家以上。言不尽意，书不仅言。不了解易经，就很难完全理解道德经。而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完全解开易经道德经和传统文化的奥妙。这中间的关系，就如同不了解生物化学，物理学再发达，也不能完全展示科学一样。

关于轴心时代，我在中国的轴心时代谈起过。最近查阅资料，发现百度词条早有人提出“前轴心文化”的说法，可见百度还是有好的地方，开卷有益还是对的。也不能仅仅“为道日损”，还要时时“为学日益”。下面来自百度词条：
[正如陈方正教授所说,“轴心文明”,是指凝聚着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它是文明的“内核”,是其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余英时先生详细地论证了中国轴心时代超越的独特性:中国的轴心突破好像是“最不激进”或“最为保守”的。中国在轴心时代期间或此后,都着重于历史的连续性。“突破”是出现了,但是并非与突破前的传统完全断裂。相对于帕森斯所指出的希腊轴心突破针对的是荷马诸神的世界,以色列针对的是“旧约”和摩西故事,印度针对的是悠久的吠陀传统而言,中国轴心突破发生的背景则是三代(夏、商、周)的礼乐传统。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都是属于“外向超越”型的;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李泽厚、陈来、姜广辉、余敦康等学者在研究中国轴心时代时提出过一个与轴心时代概念直接相关的“前轴心时代”概念。他们几乎都认为,我们仅仅通过“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本身去找轴心时代根源,是不能找到答案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向前追溯,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前轴心时代”的问题。李泽厚先生对巫文化的讨论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可视为对中国轴心时代发生背景研究的一个贡献。陈来先生对孔子出现之前的前诸子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做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和阐释,揭示并论证了作为轴心时代出现的文化准备,从而为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钟国发先生认为,轴心时代人类具有了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能力,此时出现的各大世界化宗教,“都是作为反传统宗教出现的”。范毓周、王志轩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元前11世纪中国和希腊由于迁徙和征服造成的社会结构变迁。晁福林教授撰文认为,物质层面的内容往往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黄克剑教授的著作《由“命”而“道”》将轴心时代的特征概括为从“命运”到“境界”或所谓由“命”而“道”的转换。上述研究都比较深刻,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自觉地切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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