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

《学术界》2002年01期

项贤明(1965-)，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曾经直截了当地说“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因为“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 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条“普遍规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同样具有它的“普遍性”，那就 是：“在多数国家里，理智活动的发源地是大学”。（注：Philip Altbach,'The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hird World:A Case Study in Neocolonialism',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Philip G.Altbach & Gail P.Kelly(eds.),Transaction Books,Inc.,New Brunswick,1984,p.237.）

　　当初我刚刚拿到阿尔特巴赫和他的老搭档凯利(Gail P.Kelly)合作主编的这本《教育与殖民经历》(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时，上述论断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而只是将它当作某种多少有点哗众取宠之嫌的偏激之辞暂时放在了一边。后来，我进入博士后流动 站，开始着手实施我的博士后研究计划“比较教育学的文化逻辑”。随着这项研究计划的逐步推进，阿尔特巴赫的那些振聋发聩之言越来越沉重地撞击着我的心扉， 他迫使我不断地反身自问：我们中国人如今还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学吗？如今的“大学之道”是在乎“明德”？在乎“亲民”？在乎“止于至善”？在乎“科教兴 国”？还是在乎“文化殖民”？如果这些问题都没弄清楚，那么，“科教兴国”之后的“国”，是“中国”，抑或只不过是“全球化”之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弘 扬民族文化传统”如何才能保证不只是一句口号？
　　最直接、也最简单明了的感觉告诉我：如今的中国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从 来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的“大学”，满目所见都是原来属于现在仍然属于西方世界的"university"（或者是一些急于要成的"university" 的"college"），一种"universal university"。这里的"universal"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有了“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微妙扩展和复杂转换。与这种扩展 和转换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文化在我们的大学乃至在我们整个精英文化层面上的绝对霸权地位的确立。在这种“大学”里，最受推崇的文化是西方的而不是本民族的 文化；就其符号层面的表现而言，"global English"或者"Chinese English"往往比“国语”具有更高的“表述权威”；对大学校园生活稍作观察和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西化的“小资”时尚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在大学校园 生活中四处弥漫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大学校园生活作为一种“隐蔽课程”（在我的博士论文《泛教育论》中，我把它归属于“生活世界的教育”）对我们人格的影 响是极其深刻和长远的，它甚至在其深刻性和长远性上超越了大学课程所提供的系统的或者零散的知识对我们的影响，这些知识当中有不少我们走出校门很快就会忘 却，但大学校园生活给我们的熏陶却往往终身难以磨灭。就此而言，大学校园生活的殖民化可以说是对我们身心全面的殖民化。
（此段略）。

　　其实岂止是大学，我们的中小学也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从内部进行自我殖民的一种文化殖民机构了。

（此段略）

　有不少人仍然认为，出此言者必属辜鸿铭之类，甚或远不如辜前辈。人类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流的，落后就是要向先进学习，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还少 吗？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然而，在我看来，西式学校教育的传入与历史上其他外来文化的传入有着很大的不同。历史上的外来文化，譬 如印度佛教，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传入中国的，而西式学校教育则是作为一种文化结构传入的，即它不仅仅是某种文化现象，而且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机制。 由于它不只是因素的变迁，而是一种结构性变迁，因此，描述这种文化变迁的就不应只是简单的加法模型，而应当是一种乘法模型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根本的区 别，所以我们当初可以用中国的框架来解释印度的佛教，而如今我们在解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时，却不得不应用甚至仰赖西方的分析框架和西方的话语体系。确如 有些后殖民理论家所说的，这类事实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力量不是那一天早晨到来的坚船利炮，而是跟在坚船利炮后面的新式学校……新式学 校兼具大炮和磁石的特性。大炮只提供一种战斗武器的效能，学校却超过大炮而使征服变得恒久。大炮加强权于身，而学校却可以蛊惑灵魂”。（注：Peter Golding & Phil Harris (eds.),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Publication Inc.,London,1990,p.57. ）
　　大学的殖民化是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根源的，除了殖民心态的泛滥以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情结以及他们对文化“增势” (empowerment)作用的寻求。作为集合名词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其基本的义项就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精英阶层，这倒似 乎的确是一个古今中外皆同此理的“普世”现象。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文化霸权的压力下，不仅第三世界国家传统文化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式微，而且那些熟 悉本民族传统文化而不谙处于绝对优势的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深重的身份危机。他们常常被视为某种过时的人物，代表着没落、老朽、古板，多少有些类 似于堂·吉诃德。为了维持和巩固自身精神贵族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得不通过西化来实现自身在本土社会中的“去一般化”，从而借助优势的西方文化来达成自身社 会身份的“增势”。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知识分子这种对身份“增势”的追求与对知识本身的追求结合起来（甚至有时是混淆起来），逐渐形成了越是精英就越是热 衷于自我殖民化的现象，并且由文化精英的殖民化进而带动了民族文化的殖民化。于是，大学成为文化“殖民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去殖民化”实 在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任务，它看起来更多只是弱者处于两难之中时一种无奈的呼告，至少我到目前为止还并未看到哪一位学者提出了令人信服而又切实 可行的文化道路。（以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