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德怀考博风波，引起社会对博士生招考制度的讨论。作为一个法学家，朱苏力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事件的中心人物。这是朱先生的不幸。

　　朱苏力应对社会批评的主要思路是：中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有问题。考博制度必须转向选拔优秀人才。学者应有选择人才的权力。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什么是学术自由？就是要包括学者有权选择人才组织自己的研究队伍的权力。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两回事，这就是他为什么基本认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选拔制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较理想的教师，有更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机制，也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学术制度利弊的社会环境。这些情况现在还解决不了，所以，从目前来看，面试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朱苏力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言论。大体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这个事件所以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震荡，其实并不是针对朱苏力本人的人格和道德而来的。问题的症解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如果绕开了这个问题，其他就不好谈了。应该说，作为法学家，朱苏力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由初听起来都有道理，但细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第一，中国的教育当前还是垄断性的。在这个前提下，还不可能出现理想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特别是选拔人文学科的人才。美国博士导师的权力所以很大，建立在几个前提下。一是高等教育不由国家垄断；二是民间科研机构大量存在；三是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四是博士资格并不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条件。而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些理想条件。在当前的社会背景里，笔试可能是惟一较好体现公正的制度。至于这种制度是不是能选拔出最好的人才已不重要。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不承担选拔人才的职能，它承担的是养成资格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人文科学的人才。

　　第二，朱苏力总强调他在努力选拔人才，其实是偷换了概念。因为考试只能观察素质和训练。一个人在获得专业成就之前，不能说是人才。只能说有成为人才的可能，或者说具备了成为人才的条件。中国社会重要的不是成为人才，而是取得资格。中国名校的作用主要在这里。资格比才能重要。这是中国特色。选教授第一，选学生第二。

　　第三，在当前，决定人才的刚性条件是你得在国家的体制里面，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不必讳言，在许多时候，真正有才能的不一定能进来，同理进来的也不一定就是人才。我们的社会科学的评价体制是国家至上的，不必顾及社会的影响和评价。国家垄断一切教育与研究资源的结果是，垄断的方法和技巧本身成为最重要的才能。具有这种才能人的人，不但通常被以人才对待，而且成为评价人才的主导力量。

　　第四，朱苏力在回应社会对他的批评时，没有坦诚面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问题，而以道德楷模出现，更激起了众人的反感。中国人都懂得天理、国法和人情。法律存在的基础不是法律，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你不能用了人情，又要强调国法。标准有时候分不出绝对好坏，但人不能只用对自己有利的标准。

　　话说回来，现在博导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在这方面，我倒感觉有关部门还是清醒的。至少他们还知道那些博导也是常人。在缺乏宪政体制保障，又没有形成学界自身约束道德，更没有养成内化为行业风俗的基本习惯环境下，博导的权力边界越不清晰，越容易把好事办坏。赶快收紧博导选择人才的权力，适度放开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约束，可能是一个思路。胡适早年想出的办法是尊重同等学力，以防止作伪。因为博士的价值是由许多约束条件决定的。君不见，因为强调干部的高学历，不出几年，如今想走仕途的青年，哪一个没有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