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做企业咨询的角度说，由于接触的中外企业非常多，所以能对中外企业的现在的竞争力状况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企业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果说再要找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一己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做出的有损全体国民的私自减让或优惠措施。除了这两个优势之外，人们很难再找出其他的优势了。中国的市场大，这也是吸引人们投资的地方，但这并不构成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之所以“抵制日货”喊了多年而不得行，就是因为日本产品要比中国产品质量好（整体而言），任何一个明智的消费者如果不顾理智而硬要抵制日货的话，那么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受损害者。因为对消费者剩余的损害太大（国际贸易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产品质量要比中国的好呢？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教育要比中国的好，所以日本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虽然日本的劳动力价格很高，但日本产品在世界上仍然有很强的竞争力。

什么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呢？让我举个例子。前年曾经炒过一阵子的，就是一个记者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受到了所在的出租车公司的严酷盘剥，把事实上的合作关系（出租车司机要出钱买车的，是投资行为，所以应是出租车公司的合伙人）变成了雇佣关系。那个报道虽然引起了出租车司机的强烈共鸣，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出于个人兴趣又做了一些了解。了解的结果是我认同现在的管理模式（或者说剥削模式），为什么呢？就因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整体素质太低，说难听点这种剥削模式就是他们自找的。最初北京的出租车管理很宽松，92~97年期间可以说是出租车司机的黄金期，每个出租车司机每月的收入都在3千元以上（保守估算，高的5、6千都不止），供小于求，所以司机师傅们都很牛，路远的不走，路近的不走，乘车多要钱的，不找钱的，绕远路的，打骂乘客的，层出不穷。一句话就是职业成熟度太低。这种情况太多了，影响首都的声誉，所以最后就出台了一个出租管理办法，把这些出租车都统统管起来，出租车公司完全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或者说是空手套白狼，但这是政府默许甚至鼓励的，他们就充当了政府整治出租车的打手一职。现在的出租车状况比以前好太多了，对乘客来说，如果有拒载或者绕路的情况，只要乘客一举报，出租车司机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当然这对于那些一直就奉公守法的出租车司机来说是冤了点，但谁叫整个行业素质不行呢？所以虽然那个报道揭露了很多问题，但他没有接触到司机的劳动力素质这个本质问题，所以就没有结果，让不明白的人都在置疑现有的管理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而看不到这个制度最合理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再说一个例子。小日本的很多所谓的文化的东西都不折不扣是从中国学的或偷的，比如筷子，比如纸扇，比如茶道，比如宣纸。但在国际上给别人的感觉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的，反而中国的这些东西是不伦不类的。为什么这样呢？美国迪斯尼乐园有个Magic Kingdom,里面有各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园子，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中国园和日本园里都在卖本国出产的一些能代表本国特点的东西。筷子就是两个园都在卖的，但你只要逛过这两个园对比之后就会发现，日本的筷子远远比中国的精致，更合老外的口味。就是说，在筷子这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上，中国产品又遭到了失败。这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我们没有培养起有竞争力的后备人才。我们的小学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中学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也是失败的。原有的教育是培养驯服工具，教育产业化之后则是把教育变成了某些人致富的工具。不管怎样，教育是新中国55年来最大的失败，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欠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体现之一就是全面占据领导职位的40~57岁的这一拨人是中国近百年来各年龄段中素质相对最差的一拨。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们现在又是对中国发展进程中施害者。这无疑是可悲的。中国的教育若要有希望，须得等到这批当权者全面下台。而这没个10年20年是办不到的。我们只有等待。

陈毅当然对文革的评价是“贻害二十年”，现在看来，他的评价还是太过理想化了。在我看来，两个二十年都不止。

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到底还有多大，都必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