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期刊才是学术造假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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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华、彭谨、周志远、周舜泰、陈伟、彭曦、Charles Damien Lu、李太生共同合作。这篇评论，是 2013 年6月-7月间，几位作者有感于几桩知名的学术造假案共同完成的。追根溯源，这些作假事件几乎无一不与《Cell》、《Nature》、《Science》等所谓顶级期刊引导的发表机制相关，并且这种发表机制的背后，反映了生物医学研究中一些深层次的令人担忧的问题。成文之后，几位作者忙于科研和临床工作，一直没有时间修改发表。
2013 年12月10日， 2013 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 Randy Schekman 在英国《卫报》上发表了《Nature， Cell和Science之类的期刊是如何毁掉科学的》一文，对 CNS（代表国际最高水平的《Cell》、《Nature》和《Science》杂志， CNS 并不是专有名称，只是表示生命科学高水平学术杂志）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认为，Randy Schekman 的很多意见是切中时弊的，不过，但他并未在文中论及现象背后的一些深层的问题。为了促进国内科学界同仁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我们决定将这篇还不太成熟的评论呈现给大家，也算是抛砖引玉。
CNS 对学术造假应负的责任
最近几年来，知名生物医学杂志上的著名论文造假事件，令人目不暇接，其性质恶劣影响广泛，堪称空前，惟愿绝后。例如著名的 Potti 医生造假案，以及最近发生的臧敬五造假案。这些造假者的行径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对科学社区以及“科学自治”的信赖，势必动摇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对这些造假者当然应该加以谴责，但仅止于空泛的谴责以及对当事人的惩处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社区应该反思，如何进一步规范科学研究的具体运作，以及如何杜绝造假和防范不端行为的机制。
我们在此提出的一个论点是：以 CNS 为代表的顶级大型科学刊物引领的论文发表“规范”或曰“时尚”，对此类造假是否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生物医学研究技术和仪器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能够对复杂生物学现象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来进行综合性研究。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认定“高水平研究”的倾向，即将利用多种研究手段的研究等同于高水平。换言之，一个“高水平研究”首先必须包括一个能够反映当今特定学科发展思潮的假设；然后利用现有的各种先进方法对这个假设进行多个角度的验证（从基因，蛋白质相互作用，细胞内细胞外各种干预手段的运用）；最后结论要求能够阐明一条新的调控通路或者新的生物学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复杂的研究方式能够避免一些因设计缺陷造成的不严谨的结论，从而获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受到 CNS 等顶级刊物的大力提倡。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范式也给造假者提供了温床。一项重要结论若是由多篇已发表的论文，或多个独立实验室的研究结果来逐步推出的，那么任何一个关键中间环节出现作弊，都是很容易暴露的。而在生物医学类的研究中，重复验证关键核心步骤的成本巨大。一个垄断了所有关键中间步骤的大项目，很难被其他研究者进行检验，这就给作弊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当前顶级学术期刊所青睐的重量级论文的研究范式，正是鼓励某个实验室，或利益密切相关的数个联合实验室完成所有中间步骤。在研究者已经耗费巨大研究资源的前提下，如果发现某个关键环节的实验结果出了意外，那么修改部分数据进而强行发表成果就会成为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形下，依赖某个研究者或某个实验室的科学良知来保证学术自律，是对人性的巨大考验。
上有所好，下必胜焉。这种由 CNS 等期刊倡导的崇尚繁琐化论证的研究风尚，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重大造假事件负有部分责任。这些重大作假事件必然会影响公众对科学自治社区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