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 作者：余英时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有几次在预料到我会持否定意见的情况下，他们还特地邀请我去评论儒法斗争。如同我们的中国同行现在看到的，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因此，“影射史学”一词被用来描述“四人帮”直接影响下所出版的“历史”著作的特征。

反“影射史学”运动几乎在“四人帮”垮台后就立即开始了。据我所知，“影射”一词最早见于1976年10月份那期《历史研究》。自从“文革”后期复刊以来，《历史研究》一直受那伙人牢牢控制。这份专业刊物呈现出非常严重的症状，大多数文章采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简要评论所批评的:“(那伙人)借古讽今，影射比附，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在我们访问中国时，这场运动正有声有色地进行着。从私人交谈中，我得知“四人帮”在北京、上海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写作班子，分别以梁效(与“两校”谐音)和罗思鼎(与“螺丝钉”谐音)为名发表文章。这些人对滥用影射史学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其中，杨荣国、赵纪彬、周一良、刘大杰尤值关注。

 最近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于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

 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我早已得知他投靠了“四人帮”，但直到来中国，才知道他卷入“四人帮”政治中有多深。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中，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

 反“影射史学”的运动大概要占用中国学者几年时间和精力。为了在中国史领域中开始新的耕耘，必须首先清除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的影响既深且广。在过去的三年里，关于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则天、柳宗元、韩愈、王安石、苏轼、宋江、王夫之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换言之，中国学者用大量时间只是为了清除“四人帮”时期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

我与中国史学家的接触非常有限，就好像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巨流中的一滴水珠。当然，即使是河流中跳动的一滴小水珠，它也能反映出目前河流的某些状况。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在结尾部分我冒昧地发表一些个人的评论。

反“影射史学”运动中，不难看出中国历史学家的热诚和严肃，他们把从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就丧失了的理性带回历史研究中。所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史学家已开始重新意识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应该始终保持一段适当的、有利于彼此健康发展的距离。把历史上的孔子和现实联系起来，不仅危害历史学科，而且对于历史所服务的社会事业也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已得到证明。

但是，此项运动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阶段。多年来的实践使得影射或多或少地成为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种思维习惯，某些历史人物已和某些现代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花时间去消除这种妄加比附的习惯。譬如，当人们读到某些作者批评秦始皇和洪秀全因患老年痴呆或偏执狂而犯错误时，不自觉地会怀疑谁是真正受批判的人。

最近对武则天在初唐的作用进行再评价时，也有一些人倾向归咎于她年老多病的丈夫，并对她淫荡的个人生活提出严厉的批评。暗示太明显了，用不着解释。

在我看来，影射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之争的激烈化使历史成为政治的武器。于是吴晗为彭德怀将军辩护，写了《海瑞罢官》。戚本禹借反对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投降，攻击刘少奇和所有那些遭国民党逮捕后写“自白书”的党员。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或者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历史被用作党派斗争的武器，显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正如荷兰历史学家格尔讲17世纪的西欧:

在那些政党分歧凌驾于公众生活之上的国家里—在英国，在荷兰共和国，确实是为了欧洲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斗争的目的—人们翻来.覆去地查找历史，以获得支持己方的材料，或怀疑对方过去的所作所为，或败坏对方已故领袖的名声。可以想到，没有一件事后世会不知道;但17世纪党争的政治混战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历史影射、阐释所占的比例，今人看来仍似乎感到惊讶。

当然，如果格尔能活到见识“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国历史被当作武器的情况，他也许一点也不会认为17世纪的事情值得惊奇。

影射史学的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事实上，前者是由后者的实用方面产生的直接后果。但不幸的是用过头了，步人了歧途。另一方面，也应指出的是，古为今用的观念从1950年代产生以来，就未得到明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

“四人帮”控制下的历史革命与美国1960年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非常相似，注意到这点很有趣。新左派激进的史学家也搜寻有用的历史，“但其结果既不合用，又违背历史”，费希尔的这个评论很恰当。费希尔关于美国新左派激进史学家的看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四人帮”手下的那些“革命”史学家:

总有许多史学家，他们更关注真理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他们和真理在一起。这种态度不是任何流派或任何一代人的专利。但无论它出现在历史学术活动的什么地方，其内容都是可恨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将史学衍变成宣传工具，简直就是在毁灭它。利用史学的问题不解决，就将颠覆史学，因为由此产生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而且，“新左派”史学家现在出产的“有用”的历史不讨人嫌，因为它内容上是激进的，尽管其方法论上极其保守……许多新的好程序设计现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些设计会更接近于客观现实的理想。但在激进史学中很少看到它们，因为激进史学是印象式的，技术上不复杂，概念上也无原创性—旧概念只在细小的方面得到调整。

唯一的区别是，古为今用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如此无情地扭曲，以至于产生了影射史学。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学家反“影射史学”是发自真心的。但是只要作为“影射史学”前提的基本意识形态未经检验，就恐怕不能说取得了完全胜利。因为“古为今用”的观念不充分厘清，就很容易导致用过去比附现在的谬误，而“影射史学”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已，虽然可能是最恶劣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