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也就是大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经有大约八、九百年的历史，占欧洲文明史的大约三分之一。欧洲最早的大学，如波伦纳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诞生日期。一般认为，波伦纳大学诞生于十一世纪后半叶，巴黎大学则在十二世纪中叶左右具有了雏型。在此之后，英国有了牛津、剑桥大学，德国有了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到十五世纪，西欧大约有80所大学。1636年，英国移民在到达北美洲之后的第六个年头就仿照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建立了哈佛大学。

欧洲的大学起源于行会的职业教育，如律师、牧师、医生，等等。美国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在最初就是以培养牧师为主要目的的。同时，职业教育的基础是所谓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s)，也就是古希腊文化中认为自由人所应该掌握的一些艺术和知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三文”（trivium）和“四数”（quadrivium），合称“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教育至今仍旧是美国本科教育的主流，尽管其内容早就不再是“七艺”了。

目前，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现在，美国有高等院校三千余所，按照所谓的“卡耐基分类”，它们分成博士授予学校、硕士授予学校、学士授予学校、协学士授予学校、专业学校、和部落学校六大类，其中博士授予学校还分成研究型大学和博士类大学。按学生人数来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不到五分之一；按学校数量来说，它们只占不到5%。一般来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佼佼者都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们来自德国的柏林大学。

1806年，普鲁士在与法国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国土丧失了一半。1807年，在拿破仑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哲学家费希特连续作了十四次《对德意志人民的讲演》。在这些讲演中，费希特告诉自己的人民，教育是法国人留给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可以自由运用的东西。他说，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解放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潜能。他提议通过兴办教育来唤醒民族意识，靠教育来提高民族素质，靠教育来增强国力。在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倡议下，普鲁士于1810年建立了著名的柏林大學(Friedrich Wilhelms Universität Berlin)，费希特任校长。这所大学在问世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就闻名世界，其声望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目前世界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曾从它那里吸取了办学思想，因此这所大学被称为世界“现代大学之母”。

柏林大学能够一鸣惊人是因为它有两个独到之处：第一，它把自然科学引入了大学课堂，第二，它强调学术自由。在柏林大学成立之前，科学研究主要是科学家的个人行为，尽管有些科学家们组成了一些叫做“科学院”的团体，并且得到欧洲王室的承认，但他们在大学中并没有位置。柏林大学建立后不久就整合了普鲁士科学院，并且鼓励教授从事科学研究，从而使自然科学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既表现在学校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也表现在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导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发展方向，更表现在教授可以从事教学和科研，创造知识。学术自由保障学者的头脑可以无所顾忌地思考问题，提出新的思想。

柏林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改名洪堡大学。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是德国哲学家、教育家。他在1809年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洪堡的教育思想核心就是要通过教育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全人教育。他认为，初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提高他们的理解力，训练他们的判断力，培养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建立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他们对宗教的感情，为他们进行学习作准备。中等教育的目的是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智力, 使他们学会如何学习。高等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使学生了解各门学科的统一性，其次则要培养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指导学生从事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当时的教育体制与美英体制不完全相同，德国的中等教育实际上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的前两年，所以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应该认为是研究生教育思想。

虽然哈佛大学早在1820年前后就向德国派出留学人员，但美国大学的正式德国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几乎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并且大获成功，洪堡的教育思想在此之后可以说是风靡美国高等教育界。其后果就是，各个大学重视学术研究，重视研究生教育，但是却忽视了本科生的教育。

德国大学模式风行北美大陆，其真实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美国工业革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德国化是适应时代的潮流。不过，研究生教育的实质是专业教育，而没有坚实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又从何谈起？慢慢地，美国的大学开始了反思。他们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现牛津剑桥培养出来的学生文质彬彬，风度优雅，谈吐不凡，见识过人。而美国的本科生则知识贫乏，修养不足，在社交场合就如同进入瓷器店的野牛一样，粗鄙笨拙。另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东欧犹太人大举移民美国之时，而他们的子女在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中的比重也急剧上升。大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美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如何能够在德国日尔曼文化的强大势力下继续保存下去？

针对上述问题，美国的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向英国教育的回归，其主要表现就是校园建筑的哥特风格，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话说就是，要把美国大学的盎格鲁印迹刻到石头上。除了建筑，回归英国运动还体现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分别建立了牛津剑桥大学式的住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建立导师制。本科教育英国化，研究生教育德国化，职业教育美国化，这实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建校宗旨，而芝加哥大学也确实被誉为“第一所美国式的大学”。

不过，对抗德国化最为强劲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研究型大学，而是那些英国式的学院。美国至今还有六百多所四年制的独立本科学院，也就是所谓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译为博雅学院或自由艺术学院，均通)。这些学院还保持着美国大学德国化以前的传统，以传授知识为主，不搞创造知识的学术研究。它们之中最优秀的，不论在学术声誉还是教学质量上，与常春藤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如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大”(Big Three)齐名的“三小”(Little Three)：Amherst College，Williams College，Wesleyan University，以及驰名世界的“七姐妹”女子学院，他们录取本科生的标准与常春藤学校几乎不分上下。在二十一世纪之前，美国28位拥有学士学位的总统中，有9人毕业于这类学院；11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总统夫人中，7人曾在这类学校读书；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五分之一从这类学校获得学士学位。1975年，思沃斯茅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两名毕业生(David Baltimore和Howard Temin)同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加上三年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校友(Christian Anfinsen)，这个规模只有千余名学生的学校，校友在三年内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奖牌就超过了斯坦福大学校友在整个20世纪获得的总和(两枚)。实际上，思沃斯茅学院的这个成绩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毫不逊色：在1998年前，总共有11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但哈佛大学本科学院的规模比思沃斯茅学院要大四倍左右。同样，与思沃斯茅学院规模相似的阿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也培养出了三名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所以说，这些在强大的德国化风潮中坚持下来的自由艺术学院，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完全可以称为世界一流“学院”。

那么，大学的理念到底是什么呢？英国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他的名著《大学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是这么说的：大学是传授全方位知识的地方。如果它的目的是科学发现，它根本就不需要有学生；如果它的目的是培养宗教道德，它也不需要有文学和科学的位置。

谁都明白，教学和科研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社会活动，他们在二百年前偶然地在柏林大学相遇，并且风靡至今。但这并不能够说明这个结合就是绝对的合理。第一，科学研究完全可以在独立于大学的机构完成。第二，从事教学和从事科研需要的是不同的人才。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议员们对加州大学教授注重科研而轻视教学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如果你们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在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这实际上是说，教育孩子是大学教授的本职，而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副业。

明白了吗？大学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地方，这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唯一功能。而一流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材，而不是相反，靠花大价钱招买一流人材。忘记这一点，任何一流大学研究都是荒谬的。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被人讥为“诺贝尔黑洞”，就是因为他的教授队伍先后有大约二十名诺贝尔奖得主，但他培养出的学生中，获得诺贝尔奖的却屈指可数。(舸昕：《从哈佛到斯坦福》)。那种“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材”的所谓“大学的逻辑”，实际是忘记了两个大前提：第一，二流或不入流的学者招不来、也领导不了一流的学者；第二，一流的学者并不一定是一流的教育家。其实，在中国大学决策者的眼中，那些“一流的学者”不过是些会下SCI“金蛋”的鸡鸭，而根本就不是会哺乳后代的奶牛。所以，真正的“大学的逻辑” 应该是这样的：由一流的教育家招募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的研究促进了教学，从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实际上，一流学者中，不能作为师表或不愿意为人师表的大有人在。他们尽可以到研究机构去搞自己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挂一个名实不符的教授头衔？那些学而不严却毁人不倦的校长、学者们，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逻辑是这样的：先把自己打造成一流教育家，然后再谈什么一流大学。

唐朝文学家柳宗元曾写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是个罗锅，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种树。他种的树，高大茂盛，结果又早又多，是长安城内名牌产品。别人问他，你种树的诀窍是什么？他回答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为郭橐驼立传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会种树，而是要“以子之道，移之官理”，探讨“养人术”。郭橐驼的“养人术”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其实质就是不要扰民。所以，教育部的官员们如果真的想要一流大学，就不要今天一个工程，明天一个项目地瞎折腾；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书记们如果真的想要自己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也不要今天“迅跑”、明天“跨越”地瞎忙活。大学不是政治家手中的棋子，大学校长也不是政治家马前的走卒和鹰犬。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懂，就不要侈谈什么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