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當前美國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除了最著名的公立大學之外，不妨進一步了解其他著名公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表5顯示了當前美國其他8所最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5 當前美國其他8所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學校名稱 校長姓名

任職時間

教育背景

（年：專業或學位）主要職業背景

1.弗吉尼亞大學John T.Casteen Ⅲ

1990至今

弗吉尼亞大學英文文學士（B.A.，1965）、 文學碩士（M.A.，1966）、哲學博士（Ph.D.1970）伯克利加大、弗吉尼亞大學英文教授

Connecticut大學校長（1985－1990）

2. 落杉磯加大（UCLA）Albert Carnesale

1997至今

機械工程學士、碩士

原子能工程哲學博士（Ph.D.）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與管理Lucius N. Littauer教授、主管學術系主任（1981－1991）、系主任（1991－1995）、教務長（1994－1997）

3.密西根大學(Ann Arbor) Mary Sue Coleman

2002至今

Grinnell 學院化學學士

北卡來納大學生物化學哲學博士（Ph.D.）、博士後

Texa大學（Austin）博士後Iowa大學藥學院生物化學教授、文理學院生物學教授、校長（1995）

4.北卡來納大學（UNC, Chapel Hill）James Moeser

2000至今

Texas大學（Austin）優秀音樂學士（1961）、音樂學碩士（1964）

密西根大學音樂藝術博士（1967）堪薩斯大學風琴（Organ）系助理教授、主席（Chairman，1966）、美術學院院長（1975）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藝術與建築學院院長兼大學藝術部主管（1986）、南卡羅來納學術事務副校長、教務長（1992）、Nebraska 大學（林肯）校長（1996）

5.威廉與瑪麗學院Timothy J. Sullivan

1992至今

威廉與瑪麗學院行政學學士（1962－1966）

哈佛大學法學學位（1966）

威廉與瑪麗學院法學院助理教授（1972）、副教授（1974）、全職教授（1977）、法學院院長（1985）

6.伊利諾依大學（Urbana－Champaign）James J. Stukel

1995至今

Purdue大學學士（1959）

伊利諾依大學工程碩士（1963）、博士（1968）伊利諾依大學研究生院院長、學術事務副校長、臨時校長（1990－1995）

7.威斯康星大學（Madison）John D.Wiley

2001至今

印地安納大學物理學學士（1964）

威斯康星大學物理學碩士（1965）、博士（1968）貝爾電話實驗室技術員（1968－1974）、威斯康星大學工程學院研究副院長（1986－1989）、高級研究員、研究生院院長（19890－1994）、教務長、學術事務副校長（1994－2000）

8. 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G.Wayne Clough

1994至今

佐治亞理工學院民用工程理學士（B.S.，1964）、理科碩士（M.S.，1965）

伯克利加大民用工程哲學博士（Ph.D.）杜克大學、斯坦福大學、Virginia Tech、U.of Washington教師；Virginia Tech民用工程系主任、工學院院長；U.of Washington教務長、副校長

由表5可以看出，除伯克利加大之外，其他8所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如前一樣，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都有名校高級學位。但是，似乎與美國私立名校校長多出身於文科不同，這裡8位校長中，只有3位校長出身文科，其他5位校長則出身於理科，加上它們的主要“職業背景”，那麼也只有一半（4位）的校長主營文科。再者，無論私立研究型大學還是公立研究型大學，除了早期大學少數例外（如哈佛大學），絕大多數校長都有其他學校的求學經歷或職業經歷。在一所大學從本科到博士，又留校工作升為大學校長几乎是不可能的。這與中國主要大學偏愛“留校”的傳統完全不同[28]，其原因固然在於美國大學校長選拔機制與中國差異甚大，還在於美國大學學生就業政策與中國完全不同——即便最好的學生通常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而必須離開熟悉的母校到外面打拼，在證明自己具有足夠的才幹以後才由母校返聘回校任職。毫無疑問，跨校求學與工作的背景有利於吸收各單位經驗之長，綜合形成新的特色與優勢。

三、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

正如20世紀中國經歷的曲折歷程一樣，中國大學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極為曲折的發展歷程。按照歷史分期，中國大學（這裡指中國大陸內地大學，下同）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以中華民國主管的大學為代表，後期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大學為代表。鑑於中國及其大學發展歷史的曲折與複雜，本研究在案例方面，僅對1952年院系調整後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歷史考察；對當前大學校長的考察，也不完全依據常見的大學排行榜，而是根據中國大學的實際把主要的研究型大學大致分為“文理主導型”與“理工主導型”兩大類，選擇這兩類大學的主要代表，對其現任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分析。

（一）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作為“211工程”與“985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在我國大學系統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校長的選拔同樣引人注目。表6、表7分別顯示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兩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6 北京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1952年至今）

校長姓名

(生卒年)上任

年齡任職

時間

（年）教育背景

（學校、學位、年等）職業背景

（擔任校長前）

1．馬寅初（1882－1982） 591951－1960

（9年）北洋大學礦冶專業（1901—）

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1906－）北洋政府財政部職員（1915）、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教務長（1919）、浙江財務學校兼任浙江省省府委員（1927）、南京政府立法委員委員（1928）、財政委員會委員長（1929年後）、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兼任中央大學、陸軍大學和上海交大教授、重慶商學院院長兼教授（1938）、上海私立中華工商專科學校任教（1946）、浙江大學校長（1949），先後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

經濟學家、教育家、人口學家

2．陸平

（1914－2002） 431957－1966

（9年）北京大學學生會執委、北平市學聯常委中共吉林市西區區委書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總隊部組織部部長、華北野戰軍三縱隊政治部主任、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哈爾濱鐵路管理局局長兼黨委書記、黑龍江省委委員、鐵道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3．周培源

（1902－1993）761978－1981

（3年）清華學校（1924）

芝加哥大學學士、碩士（1924－1926）

加州理工學院理學博士（1928）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29）、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47－1952

北京大學教務長（1952年後）、副校長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1955）

理論物理、流體力學家

4．張龍翔（1916－） 651981－1984

（3年）清華大學化學系（1937）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生物化學系哲學博士（1942）

耶魯大學化學系博士後（1942－1944）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1946）

生物系教授（1955）

生物化學家

5．丁石孫

（1927－ ）571984－1989

（5年）清華大學數學系（1950）北京大學數學系教師（1952）、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6．吳樹青

（1949－ ） 501989－1996

（7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班（1952－1955）中國人民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生院副院長、教務長、副校長

7．陳佳洱

（1934－） 621996－1999

（3年）吉林大學物理系（1954）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教授、核物理及核技術專業博士生導師

8．許智宏

（1942－） 582000至今北京大學生物系（1959－1965）、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1965－1969）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91－1994）、中國科學院副院長（1992－）、中國科學院院士（1997）

表7 清華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1952年至今）

校長姓名

(生卒年)上任

年齡任職

時間

（年）教育背景

（學校、學位、年等）職業背景

（擔任校長前）

1．蔣南翔

（1913－1988）391952－1966

（14年）清華大學中文系（1932－）

清華大學地下黨書記、“一二·九”運動重要領導人之一、全國學聯黨團書記、團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書記

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中國青年運動著名領導者

2．劉達

（1911－994）671978－1983

（5年）北平輔仁大學肄業（1935－）中共東北局秘書處長兼東北軍區參謀處長、哈爾濱市市長、東北農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東北森林工業總局局長、林業部副部長、東北林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黑龍江大學校長、中國科技大學黨委書記（1963）、國家標準計量總局局長

著名教育家

3．高景德

（1922－1996）611983－1988

（5年）西北工學院電機系（1945）

列寧格勒加里寧工學院技術科學博士（1956）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副校長

中科院院士（1980）、著名電機工程學家

4．張孝文

（1935－）531988－1994

（6年）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1957）

清華大學化工系主任、理學院副院長、副校長

無機非金屬材料博士生導師

5．王大中

（1935－）591994－2003

（9年）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核反應堆專業（1958）

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一說亞琛大學）自然科學博士（1981－1982）清華大學核能技術設計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科學院院士

6．顧秉林

（1945－）582003至今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65－1970）

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1973－1975；1978－1979）

丹麥Aarhus大學博士（1979－1982）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清華大學研究生院院長（2000）、副校長（2001）

中國科學院院士（1999）、物理學家和材料科學家

如果對近50年來的中國大學發展進行分期，那麼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院系調整後的“破舊立新期”（1952—1965）、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斷期”(1966—1976)、改革開放以後的“重建新建期”（1977—2004）。與此相一致，“破舊立新期”的大學校長多來自著名學者或革命家，他們德高望重，一言九鼎，成為大學此期的開山鼻祖。文革十年的“基本中斷期”社會混亂，多數校長靠邊站，因而此時不少大學的校長史出現“斷層”。到了改革開放後的“重建新建期”，少部分老領導重新“出山”，拔亂反正，使得多數大學逐步進入教學科研正常發展的歷史時期，因此，此時能否成為知名學者是成為校長的重要前提。

由表6、表7可以看出，北大與清華文革前“破舊立新期”的校長任期相對較長，14年間只有1～2位校長。到了文革“基本中斷期”，校長史出現空白“斷層”。多數校長“誕生”於改革開放以後26年的“重建新建期”，期間北大出了6位校長，清華出了5位校長。除了極個別校長外，無論清華還是北大校長大多在57歲（北大：M=58.75±9.82；清華：M=56.17±9.56）左右才能成為大學校長。他們的任期平均為7年（北大：M=5.57±2.76；清華：M=7.8±3.83。現任校長未計算在內）。

在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很有意思的是：北大校長大多非北大“出身”——8名校長中只有2名（占1/4）畢業於北大，且一半的北大校長為清華校友——馬寅初赴美留學後期為清華津貼生。而清華大學幾乎完全相反，6名校長中只有2名（占1/3）非清華“子弟兵”（其中沒有一位為北大畢業生），似乎顯示北大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清華具有更多的排他性，後者或許與其“留美預備學校”的歷史傳統有關。如果把校長的“職業背景”加以綜合，則無論北大還是清華，其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北大88%的校長來自北大，而清華則有86%的校長出自清華。如果剔除政治上的安排，兩校校長來自自身學校的比例有可能更高。表明中國最知名大學校長的選拔主要來自內部提升而非外部選聘的主流傾向。這種“內部晉升模式”與美國主要大學的“公開選聘模式”從程序與效果方面均將存在差異。

在“學科偏向”上，作為多科性工業大學的“排頭兵”，清華大學校長偏向“大理科”並不令人驚訝，但是作為思想革命“領頭羊”的北大，8名校長中除了1名“學科偏向”不詳外，也只有2名偏向“文科”，其他都是理科偏向。這正是杜維明所指出的事實：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

在“學位層次”方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即便作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與清華，獲得博士學位的校長比例也不高：北大8位校長中只有3位具有博士學位，且這3位校長的博士學位均是解放前獲得的美國博士學位。與北大類似，清華大學7位校長中也只有3位獲得博士學位。與北大校長的學位一樣，這些學位均來自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清華校長的學位均是解放後留學國外獲得的，且早已擺脫“留美預備學校”的影響——沒有一個美國博士。兩所最著名的中國大學校長的學位數量、層次與來源表明，中國國家政治經濟的非正常發展已經在其校長的教育背景上也留下了明顯的歷史烙印，不能不令世人深思。

在“職業經歷”方面，“破舊立新期”的大學校長多來自著名學者或革命家，所以此期校長的“職業經歷”無疑是豐富多彩的。但是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的“重建新建期”，或許與中國大學校長主要來自系統內部晉升有關，北大與清華校長的職業經歷普遍變得單一化——他們的主要工作單位通常不超過2個。無疑，同一單位內部晉升的校長熟悉校情校史，有利於保存傳統，及時開展工作，但是從公平與卓越的角度看，人才“內部選拔模式”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視的：就學校發展言，僅在內部晉升有可能妨礙他們吸取其他部門或不同性質單位的優秀經驗，從而導致辦學思想與辦學行為的相對保守與封閉；就國家發展論，如果各個學校都競相留下自己的優秀學生，那麼，落後地區就不能得到優秀員工，從而也得不到最優秀的領導後備力量。即便對人才本身來說，由於他們沒有在落後地區及其基層的逐級提升，使得他們有可能少全局觀念而多部門利益。總而言之，當國家人才匱乏只時，“內部選拔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國家人才輩出之時，“內部選拔模式”的弊端就有可能強化。

（二）當前中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一）：理工主導型大學

北大與清華是中國的兩大著名學府，它們目前的地位決定了其他學校所具有的不可比性。因此，下文轉而論述當前中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由於“985工程”選擇的9所高校中，有6所大學原屬於“理工主導型”，因此，這裡進一步考察剩餘的5所“理工主導型”的學術背景。表8顯示了這5所當前中國主要的理工主導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8 中國5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理工主導型

學校

名稱校長姓名

上任

年齡任職

時間

教育背景

（年：專業或學位）主要職業背景

1．浙江大學潘雲鶴

（1946－）521998年

至今同濟大學建築系（1965－1970）

浙江大學計算機系碩士（1978－1981）湖北南漳鋼鐵廠技術員（1970－1972）

湖北襄樊自動化所技術員、所長、市科委主任（1972－1978）

浙江大學計算機系系主任、博導（1991－1994）、副校長（1994－1995）、原浙大校長（1995－1998）

2．上海交通大學謝繩武（1943－）541997年至今上海交通大學工程物理系（1960－1966）

上海交通大學應用物理系光學碩士生（1978－1981）上海交通大學物理教研室助教（1966－1970）、激光研究室助教、副主任（1970－1978）

上海交通大學應用物理系講師、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教授（1981－1991）

黨委常委、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1994）、博導（1994）

3．中國科技大學朱清時

（1946－）521998年至今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1968）

中國科學院青海鹽湖所、大連化學研究所物理課題組組長、研究室主任

中國科學院院士（1991）

中國科技大學教師（1994）、副校長（1996）、常務副校長（1998）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1999）

4．西安交通大學徐通模

（1939－）591998年至今西安交通大學動力系（1961）西安交通大學熱能工程教授、能源系主任（1983）

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1988）

5．哈爾濱工業大學王樹國

（1958－）442002年至今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碩士、博士（1978－1987）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研究所副所長、機電學院副院長、機械系副教授（1990）、教授（1993）、博導（1997）、副校長（1998）

黑龍江科委主任、黨組書記（1999）、黑龍江科學技術廳廳長、黨組書記（2000）

由表8 可以看出，中國7所“理工主導型”研究型大學校長候選人在52歲（M=52.2±5.40）左右成為大學校長，這比同為“理工主導型”的清華大學的校長平均上任年齡56.17歲小了近4歲。

在“教育背景”方面，這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基本上全部畢業並工作於母校（個別校長就讀於兩所學校），表明他們均是當年的留校學生。這與前述北大清華校長來源一樣：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在“學科偏向”上，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與清華校長的“學科偏向”完全一樣，即全部是理工科出身。這一點倒是很好理解，學校的學科構成必然如此。在“學位層次”方面，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中僅有1位具有博士學位，再次表明中國社會歷史上的非正常發展在教育行政與管理領域引發的不良後果（博士學位當然不是校長才能的重要象徵，但它是一個必要台階或者說基準）。

至於“職業背景”，5所“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完全出自母校，他們的職業經歷相當單一，其利弊本文前面已有分析，這裡不贅述。

（三）當前中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二）：文理主導型大學

“理工主導型”大學的校長出自理工科很好理解，那麼，“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的學術背景又如何呢？表9顯示了中國7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9 中國7所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文理主導型

學校

名稱校長姓名上任

年齡任職時間教育背景

（年：專業或學位）主要職業背景

1．南京大學蔣樹聲

（1940－）571997年

至今南京大學物理系（1963）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1993）

南京大學副校長（1996）

2．復旦大學王生洪

（1942－）561998年至今上海科技大學工程力學系（1965）上海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上海市政府教衛辦主任、市委統戰部長（先後兼任上海大學校長、高教局局長、黨組書記等）、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黨組書記

3．武漢大學劉經南

（1943－）602003年至今武漢測繪學院天文大地測量專業（1967）

武漢測繪學院天文大地測量系碩士（1982）

湖南煤田物探隊技術員、助理工程師

湘潭礦業學院助教

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地學測量工程學院院長、副校長

武漢大學副校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1999）

4．南開大學侯自新

（1941－）541995年至今南開大學數學系研究生南開大學數學所所長助理

南開大學數學系主任、校長助理、副校長

5．吉林大學吳博達

（1950－）522002年至今吉林工業大學機械系碩士（1984）

中共中央黨校中青班（1997－1998）吉林工業大學機械系助教、講師、系副主任、副教授

吉林工業大學副校長（1991）、教授（1992）、博導（1994）

吉林工業大學校長（1996）

吉林大學黨委書記（2000）

6．中山大學黃達人

（1945－）541999年至今浙江大學數學系（1962－1968）

浙江大學數學系研究生（1978－1981）

浙江大學數學系副主任、教務處長、副教務長、教授（1988）

浙江大學副校長（1992－1998）

中山大學常務副校長（1998）、校長（1999）

7．廈門大學朱崇實

（1954－）492003年至今廈門大學（1983）

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學國際經濟博士（1990）廈門大學副校長（1995）

表9結果表明，中國7所“文理主導型”研究型大學校長在55歲（M=54.57±3.55）左右登上校長寶座，這比北大校長平均上任年齡58.75歲小了4.18歲。

在“教育背景”方面，這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有5位校長畢業並工作於母校，表明他們均是當年的留校學生（其餘2位校長中也有1位畢業並工作於母校，後調任他校校長。只有1位校長主要來自行政部門）。這與前述北大清華校長來源一樣：校長基本來自本單位自身。

在“學科偏向”上，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與北大校長的“學科偏向”完全一樣，即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7位校長中僅有1人（14%）來自熱門的文科——經濟學，其餘校長均來自理工科。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校長的“學科偏向”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分解：沒有進行強強聯合的“文理主導型”大學（如南大、南開）的校長的學科偏向更多傾向傳統強勢的基礎學科（狹義的理科），而合併了工科強校的高校（如武大、吉大）的校長的學科偏向似乎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工科出身的校長擠入了“狹義”的“文理主導型”高校。這顯示中國大學“內部晉升模式”的校長選拔有可能受到學校強勢學科（如學科內是否具有院士稱號者）的影響，提示院校內部可能既存在“行政權力”的競爭，也存在“學術權力”的競爭，且兩種競爭交互為用。在“學位層次”方面，7所“文理主導型”大學的校長中僅有1位具有博士學位，同樣體現了中國社會的非正常發展在教育行政與管理領域引發的不良後果。

四、綜合比較及其分析

任何比較都是相對的比較。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發展的歷史與現狀差異巨大，的確存在很多不可比的因素，具體到本研究同樣如此。但是，既然都是研究型大學的校長，他們的角色與工作性質雖有差異，又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領域，這樣又存在不少可以比較的方面。這裡不妨對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綜合比較並作簡要分析。表10比較了中美五所頂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鑑於對頂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考察並不能完全代替對其他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分析。因此，表11進一步總結了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表10 中美五所著名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內 項目

容

大學名稱平均上任

年齡

（歲）平均

任期

（年）教育背景

（學校、學位、年等）職業背景

哈佛大學

（美國最著名的私立綜合大學）45.4322哈佛校長至少必須有一個哈佛學位；哈佛校長20世紀早期以理科學者為主，但近50年全部為文科出身。總體而言，哈佛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71%的校長來自學術界（以早期為主），29%的校長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以近期為主）；無論哈佛校長來自校外，還是校內，學術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麻省理工學院

（MIT，美國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學）50.50 9.571、幾乎所有的校長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學理學博士或哲學博士（占62.5%）。

2、只有37.5%的MIT校長擁有MIT學位，且有同樣比例的MIT校長的本科學位並非出自名校。 1、MIT的校長有62.5%任職前曾經工作於MIT，他們大多具有擔任教授、院長、副校長或代理校長的職業歷程。

2、幾乎所有的MIT校長均從事有關理工科方面的工作。

伯克利加大

（美國最著名的公立綜合大學）—6.43伯克利加大校長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學位；8位校長中62.5%具有“本校色彩”,但真正畢業於伯克利加大的校長只占1/4；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伯克利加大校長几乎都有多個單位工作經歷；幾乎都是知名學者；多來自本校或外校的副校長或校長，人數大致各占一半。

北京大學

（中國最著名的文理主導型公立綜合大學）58.755.57北大校長大多非北大“出身”；但其校長基本來自北大教師，屬於“內部晉升模式”；北大校長的教育“偏向”理工科。北大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到一半，且這3位校長的博士學位均是解放前獲得的美國博士學位。“破舊立新期”的北大校長的職業經歷豐富多彩，“重建新建期”的北大校長的職業經歷顯現單一化——他們的主要工作單位通常不超過2個。

清華大學

（中國最著名的理工主導型公立綜合大學）56.177.80清華校長大多“出身”母校，且多來自本校教師，屬於“內部晉升模式”；清華校長的教育“偏向”基本屬於理工科；清華校長中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到一半，且沒有一個美國博士學位。 “破舊立新期”的清華校長的“職業經歷”豐富多彩， “重建新建期”清華校長的職業經歷顯現單一化——他們的主要工作單位通常不超過2個。

簡要比較北大、清華校長比哈佛校長平均上任年齡分別晚13.32年、10.74年，清華校長比MIT校長平均上任年齡晚5.67歲。美國頂尖私立大學校長任期較長，中美頂尖公立大學校長任期相似，都比較短。1、在美國，最著名的私立綜合大

學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學幾乎所有的校長都出身理科，最著名的公立綜合大學校長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在中國，無論“文理主導型”還是“理工主導型”的公立綜合大學，最著名的大學校長均以理科學者為主。

2、美國頂尖大學校長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學位，而中國頂尖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到一半且來源有異。

3、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選擇模式主要體現為“內部選拔模式”，而美國頂尖大學校長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選擇模式與中國類似，20世紀90年代後期則主要體現為“外部選拔模式”——這在公立頂尖大學尤其如此。1.中美頂尖大學校長几乎均為著名學者，他們可能來自校內教授，也可能來自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

2、中美頂尖大學校長無論其來源幾乎全部為逐級升上或“平調”到校長位置的，大多具有擔任教授、院長、副校長或代理校長的職業歷程。

3、“破舊立新期”的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職業經歷”是豐富多彩的，“重建新建期”的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職業經歷顯現單一化。美國公立頂尖大學幾乎都有多個單位工作經歷，而私立頂尖大學校長則很難而一概而論。

表11 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之比較

內 項目

容

大學名稱教育背景

（學校、學位、年等）職業背景

美國研究型大學1、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由文科人才主導（“理工主導型”大學除外），而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科（文理）“偏向”不顯著。

2、多數研究型大學（極個別例外）在所選擇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經趨於平淡。

3、幾乎所有研究型大學校長都有名校高級學位，但也有部分校長曾經就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1、校長是否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是能否任職私立研究型大學的一個重要考量。但校長選拔時“英雄不問出處”，唯才是舉成為主流趨勢。

2、絕大多數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都有其他學校的求學經歷或職業經歷。

中國研究性大學1、“理工主導型”大學全部校長均是理工科出身，且“文理主導型”大學校長的學科偏向主要也是理工科。

2、校長選拔傾向於選拔母校畢業生（個別學校例外）。

3、具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不高。1、大學校長基本來自母校。

2、職業歷程以內部流動為主，經歷比較單一（通常不超過兩個單位）。

由表10、表11可以看出，以哈佛、MIT、伯克利加大北大、清華五校校長為代表的美國公私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既存在相同方面，更存在不同之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何以中國存在其研究型大學校長大多來自“理科”的“重理輕文”現象？

毫無疑問，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大多來自“理科”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相當複雜。本研究認為，這一現象的產生不僅在於人們的學科觀念（如認為學數學的人聰明，而“主攻哲學等文科則主要在於記憶”等）與國外差別較大，還在於人文社會學科受社會政治影響波動很大，學術研究累積時間不長（中國大陸的多數社會科學研究幾乎在改革開放以後重新開始），加之學術風氣不良、研究質量的“測不準”及研究質量重複低下（文科學術期刊在學術規範如研究方法、注釋與參考文獻、發表版面限制等方面均存在相當多的問題），從而導致文科發展的惡性循環。不可否認，中國科學院與工程院的院士一直占據中國院士數量的絕對優勢，哲學社會科學的院士則不僅數量極少，而且已經多年取消了文科院士評定，這樣，以學術層級為劃分標準的習慣，也無形中把人文社會科學院士排除在研究型大學校長位置之外（少量幾乎純文科的院校如中國人民大學也不能例外）。

至於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偏低則不是主要問題。隨着中國畢業的博士增多與海外博士的回流，博士學位獲得者成為校長的比例很可能增加，但至今為止海外回國的博士在這方面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值得反思。

與中國的情況不同，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由文科人才主導（“理工主導型”大學除外——其在研究型大學中不占主要比例），而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科（文理）“偏向”不顯著，這同樣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多數都是綜合性大學，其誕生之初即有宗教傳統，而宗教無疑屬於“文科”範疇。這樣的傳統延續下來就影響了校長選拔中的“學科偏向”。相反地，伯克利加州大學等不少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屬於“贈地學院”，雖然也具有類似私立研究型大學的宗教傳統，但它受州政府影響很大，不能不在文理科各“利益”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其校長的文理學科“偏向”不顯著就是這種平衡的反映。至於每個大學校長學術偏向的選擇無疑都有其具體的歷史與現實考量，這裡不贅述。

五、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認為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學術背景方面固然存在相同之點，更存在顯著差異，顯然這是由於中美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環境在教育（高等教育）領域的反映。要言之，本文得到如下四點基本結論：

結論1：在美國，著名的私立“文理主導型”大學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著名的私立“理工主導型”大學校長以出身理（工）科為多，著名的公立綜合大學校長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這與中國無論學校學科構成如何，其研究型大學校長均以理（工）科學者出身為主的情況完全不同。

結論2：美國多數研究型大學（極個別例外）在所選擇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母校色彩”已經趨於平淡，但校長是否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是能否任職該大學的一個重要考量。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選拔傾向於選拔母校畢業生或本校教師（個別學校例外）。總體而言，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傾向於“外部選拔模式”，而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傾向於“內部選拔模式”。

結論3：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几乎都有名校博士學位，而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的人數不到一半且博士學位來源多樣化。

結論4：美國公立頂尖大學幾乎都有多個單位工作經歷，私立頂尖大學校長很難而一概而論，而當前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職業經歷則顯現單一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如下三點建議：

建議1：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選拔可以兼采“內部選拔模式”與“外部選拔模式”。至於各校究竟採納何種模式，則由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內外行政人員、教研人員、畢業與在學學生代表均占一定比例人選）決定。總的說來，必須改變目前比例過高的“內部選拔模式”，適當增加面向全球中國學者及少量外籍人士的“外部選拔模式”。

建議2：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選拔人選必須兼顧文理學科背景、博士學位獲得者的海內外組合等背景因素。

建議3：中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上任年齡可以在保證合適人選的基礎上降低年齡限制（如55歲以下），並適當延長任期。

主要參考文獻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藍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