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哲学释义

——回Hare

Hare在我的《反思绝对》后留贴，“中军，你需要好好体会我这句话：语言，（或任何事物），都不可以描述绝对！就像我们无法描述 “第一思” 出现“前”的大脑 “局部绝对” 性质一样。除了能说那是 “漆黑一团”，还能说什么？其实是漆黑一团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Hare的提醒，自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一方面是从语言指代的有限性看，介入的相对都是存在的，“存在”的概念是“某个什么”的概念，即“something”。“ something” 的定义是 “指代者或被指代者”。所以我们关于绝对的语言描述，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从超语言的前存在性看， “绝对”是指在头脑中出现第一个思想出现以前大脑中的所谓“状况”。 你说这个绝对是”存在“吗？第一个“something”，既思想或语言，都还没出现过。没有语言，你用什么来谈论？绝对本身与我们怎么形容它没有半点关系，因为我们在使用语言。

Hare的论证有一定道理，从前提条件到结论，也能自圆其说。可是，如果由此用这个“绝对”去建构范例的整个体系，恐怕没有足够的必然性，甚至仅仅就宏观与微观的两个世界的划分都会有难度。原因是他的这个“绝对”擅自地离开了语言的世界，或者说范例对语言规定不具有世界的性质，只是作为一种指代交流的工具。语言，只被作为一种工具，如同我们把创新只当成一种技巧、技术活儿一样，当然就不具有本体的意义，甚至都不具有主体的意义了。没有本体、主体的性质的语言，当然就无法描述“绝对”了，更不用说认知绝对了。

从选取的语境看，在这种只是语言学的语境中，Hare的推导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年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命题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的时候，即提出“一个句子，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时候，哲学的任务就被简化为“清楚命题”了，什么人文、宗教、绝对等等都没有意义，也就说，要么描述的语句、命题、陈述本身，即语言没有什么意义；要么描述的人文、宗教、绝对，即事实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后来维特根斯坦醒了腔，说了句“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一种语言”的大实话。可是，很多人还是不同意啊，不管逻辑实证内部的人，还是外部的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对命题、语句、陈述等等语言的世界性质进行了探索。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伽达默尔与奎因。

今天，先说说伽达默尔对我的启发。

我所以在Hare第20 句“所以，只有人能够认识绝对”之后，写下“反思：因为绝对的依存根据就在人本身，可，这个“人”是什么规定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伽达默尔给我的突出感觉，是他释义了语言进入了人的的本体性。

在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做出贡献的时候，伽达默尔更是进了一步。伽达默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强调语言规则的语境性及其交往的制约性，就是说，一组语言的具体意义，本质上取决于他者如何对向他所说的话语做出反应。但是，维特根斯坦被他的“语言游戏”、“家族类似”等概念的纠缠，在他眼中，哲学不具有超于实证科学的思维，除了澄清之事便无其它积极性质，甚至哲学都不具有描述的性的任务。所以，他又说了“不要想，而要看！凡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的大实话。然而，伽达默尔突破了这样思考的限制，认为不仅“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一种语言”，而且理解人也就是理解他的语言。只有“语言”才是人的存在模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及其真理的意义就包孕在语言中。这不仅因为理解对象和活动本身都具有语言性，而且正是语言构成了“对话”，使人类在经验世界的语言性中实现自身。

伽达默尔在这里把语言加进了人的本体规定中。西方传统是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力图通过理性、观念来把握人。但据伽达默尔认为，希腊语“逻各斯”的本初含义乃是语言，与其它一切相比，语言才是最基础的东西，唯在语言中才有所谓的思想、观念等等。正是由于作为具有语言的存在，人才能够被理解。人，就是语言的存在。这个规定，不能被理解为理解者是存在的绝对主宰，而是说一切理解都是发生在语言世界中，因为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理解者才与被理解的东西形成某种关系。

所以，我认为，Hare如果把“绝对”解释为可以脱离语言，语言又无法描述绝对的话，那么，这个“绝对”就和古典哲学的那种纯粹客观的“自在之物”成了兄弟俩了。

伽达默尔对语言的本体性的论证是这样的:

首先，不是人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的，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中，在语言中蕴含人类的各种世界观念和文化建构。如同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一样，我们同时在语言中存在。这种同时性，并不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中存在而具有语言性，而是语言性使我们获得了在世界中存在的共同性。唯在语言中，“我”与世界相互联结，构成了世界整体，就此而言，语言本身蕴含了人的一种“世界性”。

语言，作为人在世界里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仅仅把意识和世界联结起来的工具、手段，也不是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用之拿来、过后弃之的器具、设备，而根本上是人类的本质、寓所，是科学、历史、文明之母。语言是一切理解的基础，理解只是意味着对语言的理解，语言是理解本身得以实现的普遍意义的源泉。也就是说，含义是实现在对对象的指代关系上，但意义却是通过语言世界产生的。即使是含义，最终也会以一种形式化了的科学语言与自然语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规范的转换基于语言的传达和交流；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是为语言的交流所引导的，是从语言中所理解到的意义，这种意义复又通过社会关联中的语言媒介作用，影响着人们对“重要意义”重新规定和选择。

其次，语言的本性是言说 。“言说”不仅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而且重要的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生产着“你”和“我”的对话结构。这里的“你”和“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只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单向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例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方式，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所以，语言本性上是一种理解生活的相互作用方式，这种方式产生了意义及其真理。因此，在他看来，真理既不是康德的超验的东西，也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意义及其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

再次，作为世界的一种关系，语言形成了两对话者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这个区域生产着心意义。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这种双重的理解在分享中带来了公共的意义。

从相反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说着无人可懂的语言，这根本就不能是在语言交流，另一方面仅仅说这一种在词、句法、文体上都完全规范化的语言的人，也完全失去了个性的魅力，把他当作谁、即使当作它，也没有半点差别，那么，这也不是人的交流，只是和机器的信息互换。

这种公共意义，我们也可以从两种语言的翻译中看到。翻译，不仅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转换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对象的创新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例如， “乌龟”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却是长寿的象征。所以，翻译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还必须释义出它的蕴意。翻译过程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再生”，是翻译者对语言交流的重新塑造，就此来说，这种语言的理解就是再创造。这就是对话者在公共处境中生产出新的意义过程。所以，语言的本体实现及其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对语言的本体释义，必然能逻辑地引出世界的其他范畴，因为他在世界主体的本性里找到了语言的贡献及其根据。

我感觉，Hare关于无法描述“绝对”的语言规定，放弃了语言的本体、甚至是主体性的哲学释义。这种语言只具有指代关系，似乎应该属于语言学的概念，不是作为世界的存在关系。

我设想，如果Hare能站在伽达默尔赋予给语言的本体性释义上，进入他的语言世界，再深入思考一下，可能会修正范例对“绝对”的规定，或者对“存在”的概念是“某个什么”的概念，即“something”。“ something” 的定义是 “指代者或被指代者”的修正。

对于这后一点，可能从逻辑实证主义圈里出来的人，对逻辑实证的反思，更会启发我们。这个人就是奎因。

魏中军

2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