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学是一个人的第二身份，那么这种身份的“尊贵”与否凭什么来衡定？简单地说，即是否系出名门——这里所说的“门”不是学宗门派，而是校籍名份。尽管在中国，除了少数几所公认的名牌外，一所学校是否“名校”常常要引发一些口水战，但毕竟矮子里面可以挑出高个来，更何况，某些人甚至某些学校也开始谋求各类高校排行榜上的排名，挤进名校俱乐部蔚然成为社会的一种追求。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由能力标准转向身份标准的社会？我们真的只能是围观名校的气质与优越感？名校俱乐部的功与利，又谁能说得清楚？

从能力到名份

当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慢慢开始从务实型社会向一个身份社会转变的时候，“名份”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按照多年前美国教育学家斯金纳的说法，便是：当一个社会的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对一个人的能力的考量也需要较长的工作实践，机会也会变得很重要，基于此，教育背景或者具体说就是你的母校名份已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很多人因此得到了好处。”

最迎合社会主流观念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可以给我们一个参照，近几十年来，其校园题材的片子所选择的学府80%不出那十几所“常青藤名校”。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社会形态跟人家美国当然没什么可比性，但从咱们恢复高考这近25年来的历史中（这25年也是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25年），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在中国民众几乎不知大学为何物十几年后的七八十年代，能拿到一所大学的准入证已是天大的喜事，那时候人们只是很简单地把年轻人分成“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因此，“天之骄子”一类说法也就出来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务实主义当道，好专业胜过好学校，成为一种风气，一些非名牌大学里的热门专业（当年称之为带“国字头”的专业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一类）挤满了高分神童，而不出10年，当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名牌大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他们甚至羞于和当年的本科同学互称校友，他们深知，在一个日益重视名份的社会里，你可以用来交换的资源和你在交换中所获得的利益的确具有相互匹配关系。

或许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势利，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暂时无法改变的：在公众的眼里，非名校而成才者即使不是一个另类，也只能算是一个例外。用社会学的话来说，现代经济制度体系的时间理念是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当地方出现恰当的人。毫无疑问，如果从“自我认同”这个角度上来说——具体到大学生们就业情况看，很多好的用人单位都有信心自己是提供“恰当地方”的代表，他们名号一出，其他单位就黯然失色。

于是，根据名号相互匹配的原则，名校也就成了为这些单位创造“恰当的人”的代表。这印证了社会上的一种老说法：“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大家玩的都是符号的游戏，嫁来嫁去都是嫁的皇帝的名号。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条建立在名份优先原则之上的聘用之链，以及“名校+企业”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名校生比其它学校的学生更先享有进入名企的机会。这是因为名企用名校的学生，然后再用他们来吸引该校的学生。于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个封闭的循环在不停的滚动，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贵族怎么样来保持他们高贵性？很简单，那就是通过限制贵族通婚的范围。名校学生的职业之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间一脉相承的血统维护的会员制名校俱乐部或会所，除了人与人现实的人际关系之外，这种“名牌”的神话结构以及学生对这种结构的自我想象使这种血统的单纯性得以代代相沿，这一点，你可以抨击，但很难改变。

名校的气质与优越感

有个笑话，说的是老总有一件事情要做，找来三个员工，分别是北大、清华、人大的毕业生。人大的毕业生听了老总布置的任务之后，一句话不说，埋头干上了；清华的毕业生，接到任务之后，回去花一个晚上写了一个报告提交上来，里面将任务细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步骤；北大的毕业生在老总话音刚落之时，就反问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马上去做这件事”，“如何去做这件事”，“为何要做这件事”，面对同一件事，三种不同的态度，表明了员工不同的心理气质和精神气质，而在这个故事里，三个员工的行事方式，则分别映射了三个学校的特征。

“北大精神”、“清华风格”、“人大作风”都在打造着高校的品牌气质，并标榜着它们的产品性能。所谓“校友”之间关系纽带得以维系，靠的就是这种“共同气质”。

如同武侠中的“师出名门”一样，名校学子身上多少都要沾些“名门”气质，多少有些自命得意的“优越感”——如同华山派气宗得维持厚重气质，剑宗则要轻逸气质一样。

名校的优越感跟实力和传统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所校史不足50年的大学基本跟“名校”无关——杨振宁博士有言：“非50年不能成就一所名校”），北大、清华这种中国顶级名校靠的是整体实力，甭管学什么专业，在社会上混，靠着一个“北大、清华出身”就大抵可以通行无阻了，而另一些名校则是靠一些单项实力来发挥其名校效应的，如人大之财经、复旦之新闻、武大之法学、厦大之广告等等，有了这些名份，你不仅可以很轻松地进入你的前辈们为你铺就好的成功大道，同时你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某个圈子里的一员，“校籍资本”资源共享、利益均沾，肥水自然不流外人田。要打工，就给自己的师兄师姐老板打工，而自己一旦做了老板，就让师弟师妹们来为自己打工，此情形在IT、房地产及律师等行业几成通则。

当然，名校俱乐部里的利益交换与分配的模式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说点具体的吧，在保险行业中，现在在险种、保险对象、保险规则等等方面都有很大有待开发的空间。于是，这些需要经验才能获得的措施和手段就在同校毕业的学生中交互传递，成为他们职业联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在未来决定保险业或者其中某个领域的主导方向。这种情况在名校的学生中更为常见，因为他们往往把握了工作中的重要机会，从而需要尝试业务的拓展，这对一个成功的保险人来说则至关重要。有的人从国有保险公司跳槽到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外国保险公司，但同时有跟国有公司的同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他们在外国公司中，既能利用外国公司的实力与经验，又能利用同窗的信息。于是，这样一种职业网络沟通，可以说是具有很大延展性，如水之就下，绵绵不绝，途中还有更多的点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名校的网络不仅可以在自己学校的范围内延伸，而且其它学校的学生也有可能被包容在其中。这也是毕业学生维系名校网络的一种体现。它超越了单个名校的界限，因此可以称为第一种变相。从北京几大名校学生的学生联合创业活动也可以感觉到这样一种关系的雏形，可以把它称之为名校间的职业网络。

名校俱乐部的功与利

在一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校友”这层关系非常特别而有趣。尤其你是名校一分子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加入了名校俱乐部的功利网络了，有着分配与被分配的权利与义务了。每当校庆来临，各地校友云集母校，衣锦还乡，座谈演讲，捐资捐款，添砖加瓦，好不风光。平时不少只在媒体上让人仰视的大人物，跟同学们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如此亲近、亲和。而若干年后，等到一轮轮莘莘学子们毕业参加工作，自然而然地，就会加入到当地校友的网络中去。找工作、跳槽、晋级，校友的这个网络都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且工作上以及平日交往中也有着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随着自己的职业生涯，自己的社会生活一步一步推进，校友的网络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形成一个群体，凭着一种已经成为传统的精神气质同他人区别开来；他们会在工作上、生活上相互照应，他们会形成他们所特有的归属感。于是他们会慢慢地有一种身份上的认同。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

在现今中国，名校的利益网络虽然已初见端倪，但其影响力远没有以势力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要达到像美国那样“政出哈佛”、“法出耶鲁”的状态还为时尚早。不过，人们倒是觉得这些年不断被提及的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布卢斯伯里集团却好像离我们不至于太远，这个一度由经济学、文学艺术、法学等领域最优秀的剑桥毕业生，如凯恩斯，如贝尔，如伍尔卡等组成的学术门龙对英美思想界的影响也实在让我们的学者心向往之。说到我们自己，人们常常记起早些年间，国民党高官中“哥大系”的实力非同一般（孙科、宋子文、陈诚等一干要员，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差点竞选总统的胡适博士，均为哥伦比亚大学出身），但这已是老皇历了，且其对一般社会公众缺乏示范性。就今天的现实情形讲，在社会公众一起参与制造的名校神话的结构中正在演变出越来越成型的现实经验的背景下，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拿到一个名校俱乐部的会员证，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名校的光环效应的确在社会的主流价值层面上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撑着这个神话，并成为未来精英追逐的梦想。卡西尔说，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是国家神话的世界，而神话本身也在和现实不断的交错中繁衍着我们对未来的梦想。我想，名校可能也是这个纬度中的一个典范。

海外大学评估的传媒模式

从公众了解程度来看，美国新闻杂志中能与《时代》（它有激动人心的封面）、《新闻周刊》（它有扎实的新闻报道功底）并驾齐驱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依靠的可能就是：每年一期的“全美大学排行榜”。

这份杂志1983年便率先推出的大学排行榜，一直持续到2001年，13年的历史让不无自豪地在他们的新一辑大学榜的扉页前言中声称“什么才是学校的品质标准？U.S. NEWS是否已经掌握大学排行的系统？这份杂志已经为这两个问题费尽思量多年——从1983年开始，当时它还只是针对全美的四年制大学作出的小规模评价。”到14年之后，这份杂志每年9月开学初的大学榜已俨然成为全国教育界、学子中的一件盛事：江湖地位等同于NBA总决赛。

在经过不断地修正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对象已经不局限于教育界和全美几千所大学的校长们，学术界权威及一些大公司企业主管都成为他们的“意见领袖”而发言，依据18条精确的问题调查（如学术声望、录取率、校友捐款率、毕业率和师资等）让他们开列最好的学校、校誉及学生素质等，据说，这本杂志每年凭借这一期“全美大学榜”及相关特刊，就足以获取杂志一年中一半的利润。

作为大学排行的鼻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价体系甚至影响到中国国内的评估机构，他们的学术声誉、专家评分、论文、新生质量、师资、科研经费6项指标划分和统筹，1999年被国内的莱比格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融会贯通（即网大公布的那些大学榜），在国内也引起广泛的关注。

[附]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0年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加州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泰晤士报》2000年英国大学排行榜：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医学院、牛津大学、布里斯托耳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圣安佐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校、华威大学、巴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