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卜辞通纂》述评
郭老是甲骨学史上著名的甲骨四堂之一，他的成名作《卜辞通纂》更是研究甲骨学必须予以精读的重要参考书和学术经典。在纪念发现甲骨文110周年之际，重读此书，重温他老人家留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对于我们今后开展甲骨学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卜辞通纂》的由来及其诸多版本叙录
1932年，郭老在日本访求公私各家所藏殷墟甲骨，所见约有三千多片。他决心“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但因公私各家所藏多未拓存，编书之事没有成功。于是，他便决定先选释传世甲骨中部分精品。他在该书自序中曾对自己从事甲骨研究的经过做了如下陈述：“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去岁夏秋之交即从事探访。计于江户所见者，有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洋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豪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携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后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撝氏七八百片，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在此基础上，1933年春，《卜辞通纂》一书得以著述完成并正式出版。
《卜辞通纂》一书从内容上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八大类，正编收甲骨800片，《别录》之一收甲骨42片，《别录》之二收甲骨87片。正编甲骨资料“多采自刘、罗、王、林诸氏之书”，《别录》甲骨资料来源于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和何叙甫拓墨、流于日本的甲骨精品等，其中有不少是“未经著录”的，如中央研究院藏大龟四版等。同年5月，该书以线装本四册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影印著者手稿出版。第一册为图录，第二、三、四册为为文字考释。此书出版后立刻震动中外学术界，更成为甲骨学从草创期走向成熟期的标志。
1958年，《卜辞通纂》一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九号出版，作者增加了校语、注释，并修改了部分考释。科学出版社作了编辑加工，并重编索引。更换了书中部分不清晰的拓本和照片。1983年又曾再版，将原线装本〈正误表〉中指出印刷错误径改，将〈再勘误表〉中的数条以眉批形式写在书中。
1976年5月，《卜辞通纂 附考释索引》，由台湾大通书局正式在台出版。
1983年6月，《卜辞通纂》作为《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卜辞通纂》一书的版本之多，正如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卜辞通纂》历年长新，在国内外几经翻印和再版，成为甲骨学史上蜚声海内外的名著”。
二、《卜辞通纂》的主要学术观点
具体说来，郭老此书的主要学术观点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商代历法和科学技术的研究
在该书对第六片甲骨考释中，郭老通过对“月一正”和“二月父”等记日文字内容的研究，得出了“此乃古时宪书之复刻，如存世大小《夏正》之类者也。又，两月均三十日，且正月起甲子，二月起甲午，此为初历月无大小之一证”。
他在研读甲骨史料时发现：“卜辞纪卜，几每卜均系以日辰，殷周彝铭之铭文亦多有日辰之记录，故此等干支表实为解读古代文字之关键”。郭老此说已经注意到了历法和断代在卜辞研究中所启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重大问题。
第二、对甲骨史料中出现的疑难文字的解读
有着甲骨四堂之一美誉的郭老，理所当然的也是考释甲骨史料中出现的疑难文字的大师。如该书中他对第三六七片甲骨中出现的“”字的考释：“亦字，金文《姑冯句鑺》宾字作，此省贝耳。罗振玉释家，谓‘从亥。亥亦豕也’。非是。亥为豕之说始于汉，古人无之”。此说已成定论。又如，甲骨文中出现的“”字，商承祚先生释为“狼”，而且得到了王国维的肯定，郭老经过考证后认为此字乃“狐”字，这一观点是很准确的。再如郭老在书中对第七二六片甲骨中出现的“曼”字初文考证的精确，也是如此。
郭老在考释中，多援引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对文字的考释成果，如，在对“”字的考释中就使用了王国维、在对“”字的考释中就使用了罗振玉之说。再如，郭老在对第360片甲骨的“”字考释中就引罗振玉说，释此字为“娥”字，并且主张此即“帝俊之妻娥皇”。而该书第三○九片对“亥”字的考证，郭老则全引王国维之说。
他在对数字七和十的甲骨写法考释中，又批评了宋代金文学家们的七、十不分的文字考释失误的现象：“宋人之释金文，均误七为十，今人犹有沿用之者，决非”。当然，郭老真正所指的还是当时学术界依然存在“七”、“十”不分的现象。在这一问题上，郭老的“七字作十，金文亦如是。十字作 | ，金文器之古者多作纺锤形若”之说乃是定论，解决了卜辞研究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
第三、甲骨断代说的提出
甲骨断代一说，本来肇始自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寄给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老看后就取消了原定在《卜辞通纂》中附加卜辞断代的计划，他坦诚地在《卜辞通纂后记》中对董老的研究予以高评：“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之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之充满；而使余尤私自庆幸者，在所见多相暗合，亦有余期其然而苦无实证者，已由董氏由坑位、贞人等证实之，余读此文之快味，固有在寻常欣赏以上也。”并且十分肯定董老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以求之。体例綦密”，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复论列”了。但是，郭老敏锐地发现卜辞中出现的贞人可以作为断代的标准。如他在对第七十五片甲骨中出现的有贞人名“行”者的记录，就立刻提出：“此片乃祖甲时所卜而卜人名行，可为判别时代之一标准”。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对所著录在书中的这些甲骨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并且能和董作宾同时取得部分相同观点，诚如他在该书中所说的那样：“而使余尤私自庆幸者，在所见多暗合”。王宇信先生为此评价说：“在董作宾《断代例》发表以前，郭沫若已基本上将这批甲骨分在不同的王世，可见其目光之犀利。虽然郭沫若没有把他的分期断代创造性的探索系统化，但他在断代分期时所依据的世系、称谓、贞人等第一标准和书体等主要标准方面，与董作宾殊途而同归，他为甲骨学断代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利用贞人断代，也开启了以后饶宗颐先生贞人学说的先河。
第四、对商代社会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分析
利用甲骨文史料考证商代礼制，这是郭老此书的得意之处。比如，关于天子驾六的问题，郑玄以为这是汉制而非商制，而郭老则明锐地将其和《周易》卦爻辞结合起来：“疑商末已有驾六之事。《易》之‘时乘六龙’其证也。郑虽谓‘六龙’为指阴阳六爻，然必之有驾六之事，故传《易》者乃举以为喻也。”此说发表时，尚未有任何出土文物为证，直到在洛阳发现东周时代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出现，已经把汉代上推到了东周，而商和西周的类似礼制，也在可以预想之中。由此可见郭老对商周历史和礼制的准确把握。
郭老通过对第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片甲骨中出现的“武丁妣某”记载的研究，得出结论：“可知武丁有三配，曰妣戊、曰妣辛、曰妣癸。……余谓此乃亚血族群婚制之子遗，异姓之兄弟群与姊妹群互相群婚，春秋时诸侯娶妇犹以同姓娣侄为媵，即其半面之存根，此不足异也。”在这里，郭老利用甲骨中出现的武丁有三配的记载，深入分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乃是“亚血族群婚制之子遗”，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对商代神话传说和商代史实的互证
郭老所建构的殷代世袭表，把神话和史实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和王国维考证出的殷代世袭表相比，郭老的表在上甲微以后则和其相同。
在上甲微之前，郭老主张的夔即喾、俊、舜的观点，即、阏伯、契的观点，从神话和史实的结合上，表现得十分出色而且合理。但是，这一观点是否就是史实则可暂存而不论。在该书对第一一八片甲骨的考释中，郭老提出了“甲”即为殷先王阳甲的观点，可说其功甚伟：“甲，乃殷王名。罗振玉未识，云或省甲字，或增，殆是一人。余谓乃象字，或增者乃从口象声之字，盖字之别构也。象与阳同部，则象甲若甲，即阳甲矣。证以此片甲在南庚之次，小辛之上，考之《史记》，南庚与小辛之间为阳甲、盘庚。此甲正自阳甲、小辛之上所缺一帝名则盘庚也。”
又如该书对第五二五片甲骨中出现的“贞卜自咸”的考释，他先印证了这里的“咸”即巫咸，这就使得商代著名的神话传说得到了史料证实。然后又从宗教仪式角度上指出：“此言卜自咸，则名臣之在祀典者，盖另有一系统，言自咸以下祀之用也。”
郭老从对甲骨祭祀活动的研究中发现，“示壬以下凡所自出之祖，其妣必见于祀典。非所自出之祖，其妣则不见”。这一结论对于研究殷代祭祀制度与甲骨断代有重大指导性意义。过去，王国维曾经提出祖乙当为仲丁之子而非古籍中记载的河亶甲之子的观点，郭老的此说以“仲丁之配有妣癸，而戔甲之子则不见”来印证了王国维此说的正确。
再如，郭老对商人远祖的考证。在该书第三五○片，他考释甲骨文中出现的“”当即殷人远祖“契”。此说可谓惊世之言。见如下：“此必为人名。即蠍之象形文也。此人余谓当即契。契，《说文》作：，高辛氏之子，尧司徒，殷之先。《汉书古今人表》作，《说文》：，虫也。从，象形，读与同。，古文。形近，而声同祭部，古盖一字。”
郭老对殷商神话中的“玄鸟”考证，是近八十年学术界一直关心和引用的热点课题。见该书对第三九八片甲骨 “于帝史凤二犬”一语中出现的“凤”字的考证：“此言于帝史凤者，盖视凤为天帝之使，而祀之二犬。”并且得出结论：“今得此片，足知凤鸟传说自殷代以来矣。”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影响。这应该是对“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甲骨学解释和证明。则“玄鸟”成为“凤鸟”的别称，也成为后世“凤凰”神鸟的原形。郭老在此把史实、神话相互印证考查后得出了这一结论，是信史。
三、《卜辞通纂》的文字考释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郭老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深。他曾在《甲骨文字研究·序录》中说：“余于处理殷周古文字之方法上，得之王氏者为最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王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加以分析如下：
首先，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郭老此书的最大特点。
早在1929年他著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Engels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依他为向导”的主张，这也成为他一贯坚持的研究宗旨。该书中研究甲骨文的名篇就是《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章。在此之后的专著《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二书正是在这一宗旨指导下完成的。在《卜辞通纂》中对第四七四片甲骨的考证，他就明确指出了当时奴隶主“驱使奴隶从事于此等生产事项”这一历史事实。王宇信先生在《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一文中曾就此分析指出：“就以《释祖妣》一文为例, 他从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 发现‘祖妣为牡牝之初字’,‘盖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 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 则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 反映在甲骨文里的这种史迹, 是那些‘视此事为不雅驯而讳莫如深’的‘缙绅先生’们所不能也不想发现和认识的。他对古籍记载的‘燕之驰祖’、‘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 的精辟考证, 就是把有关原始社会人类历史的各种记载, 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的。虽然这些博大精深的见解当时曾使不少腐儒为之‘瞠目’, 但它恢复古代婚姻制度和母权时代历史遗迹的巨大功绩却被进步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所接受和称道。”
其次，对破碎甲骨的掇合是郭老研究甲骨文字的一大法宝。
熟练地使用甲骨掇合方法，使残缺不全的甲骨文辞成为一件完整而文义可求的文例，这是郭老在考释甲骨文辞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当然，这一方法的首创者乃是王国维。郭老在该书对第二七五片甲骨的考释中就明确地说：“此二断片之复合乃王国维所发现，为卜辞研究之一大功劳”。但是，在王国维缀合这一片甲骨之后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再也无人从事缀合研究。因此，掇合残碎甲骨为一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首创自王国维，但是发扬广大的却是郭老。在该书对第七片甲骨考释中，郭老通过两片破碎干支甲骨的研究，居然拼合出一块整骨，并且得出了“当是巨大之肩胛骨破碎，仅存此二片而不相连，然由其干支之次第及字迹，可以确知其为一片之折。”郭老还利用卜辞占例上出现的一事二卜、左右对贞之规律，复原了不少只存半片的残缺甲骨文辞。《卜辞通纂》一书共缀合三十多片甲骨, 郭老在甲骨缀合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就在此书出版之后不久，郭老真正开始了对数万片甲骨进行的大规模掇合研究，终于在1937年又出版了名著《殷契粹编》一书。
第三，援引金文史料，利用偏旁分析，作为考释甲骨文字的直接辅助。
在甲骨文字之学诞生之初，孙怡让首先撰写了《契文举例》一书，该书最为成功的解读甲骨文字的方法就是偏旁分析法。而郭老则也继承了孙氏的这一特点。比如该书对第三○○至三○二片甲骨的考证：“右三片中均有字。罗未释。案别有字，罗释册。云增，象奉册形，原辞言爯，固确是册。《周公簋》：用册王令，字作，册下有羡画。是则此亦册之繁文矣。”
在该书对第十一片甲骨考释中，郭老通过对“”的考证，证明了甲骨文和金文之间的密切连带关系。如下：“字习见，有用为地名者，有用为挞伐之意者。……字之见于金文者，多挞伐之义。《辛鼎》言‘以不弔’，《宗周钟》‘王伐其至伐都’，《不簋》‘女乃戎，大’均是。”又如该书对第十三片甲骨出现的中“贞”字的考证中，也是援引了金文的证据：“古乃假鼎为贞，后盖云之以卜而成字，以鼎为声。金文复多假为鼎。许说‘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者,可改云‘金文以为鼎,卜辞以鼎为’。鼎之形近，故乃伪变为贞也”。
最后，熟练地使用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自幼就开始饱读诗书和《说文解字》的郭老，在传统训诂学造诣之精深，自不必多言。关键是他在考释甲骨文字时对这些传统治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在《卜辞通纂》一书中，他从音训的角度上，他把甲骨中出现的“仲己”解释为“雍己”、把“戔甲”解释为“河亶甲”的观点，都可以称得上是神来之笔。
四、《卜辞通纂》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地位
《卜辞通纂》出版后，立刻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并形成经久不衰的历史影响。
郭老在甲骨学研究活动中使用的分类、掇合和断代这三大具体操作方法，再加上他对音训、通假和偏旁分析这三大传统训诂学法宝的精湛掌握，为甲骨学的科学研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郭老推出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甲骨学巨著,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分类研究，他把卜辞分为天象、食货、征伐、田猎、干支等等，进行分别研究，使当时正处于草创期的甲骨学正式向成熟。尤其是《卜辞通纂》，郭老通过甲骨史料的解读，确立了正确研究甲骨文的具体操作模式，由此而来他揭开了商代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和风俗上的诸多奥秘，开辟了以唯物史观研究甲骨学的新天地。这应该是他这部书最大的学术成就，也是此书具有突出历史地位的核心支柱所在。
其次，郭老此书治学的严谨还表现在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存而不论的态度。在该书对第四三五片甲骨中出现的“帚鼠妣己二牡牝”的考释中，他说：“帚乃妇省，妇与妣同祀，盖殷王称其妃曰妇也。唯言妇者均言姓字，而不言甲乙，与妣母异，未详其故”。妇人名不言甲乙只言姓，而其妣母则多言甲乙不言姓──从妇到妣身份的变更，在当时社会学上有何特殊的名字变换？除了夫姓与己姓的变更外，为何干支用字不能出现在“妇某”中？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解释起来颇难，至今也没有定论。
第三，对王国维等人甲骨学研究的订正和增补也是此书的重要成就。
该书对第二五三片甲骨的考释中，王国维云：“卜辞又屡见唐字，亦人名其一条有唐、大丁、大乙三人相连而下文不具”，郭老则订补为“唐上半缺之字是田字，即上甲微”。他在第二二四片甲骨的考释中，还对王国维的《殷先公先王续考》一文中的商王世系进行了订补。又如，王国维对甲骨中出现的“扈”字地名的考证中引杜预注“荥阳县北有扈亭”。郭老认为此说不妥，他利用第五六九、五七十两片甲骨中出现的“征夷方在扈”的记载，主张：“扈地当于山东求之。余谓此古顾国也。……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也”。此订正十分合理，显示出郭老对殷商历史和文献的精湛把握。
著名甲骨学家王宇信先生曾经对此书如下评价：“《卜辞通纂》展示了甲骨头学草创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殷墟科学发掘时期的最新收获，它精到的考释不仅使一代又一代的甲骨学者受益匪浅，所收各片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成为甲骨学者研究时须臾不离左右的必备参考。《卜辞通纂》历年长新，在国内外几经翻印和再版，成为甲骨学史上蜚声海内外的名著。”这一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也需要指出，他的有些结论操之过急。如该书对第二五九片甲骨中出现的“”（俊）的考释：“帝俊与帝喾固是一人，即帝舜与帝喾亦同是一人也。”此说尚欠充分的证据支持。再如，该书第三五○片对“”的考证，他从形、音、义等角度提出了即“契”的假说，而决定性证据就是一句“余谓当即契”。而怎么能充分证明还需要直接的证据支持.
由此来看，郭老此书在甲骨学上的主要功劳可以总结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商周社会，考释了很多疑难文字，为甲骨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解释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成因和渊源，并提出了殷商时代在文化、社会和宗教上的诸多新问题，尤其是把古代神话和历史事实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对甲骨史料的考证，确立了古代神话和古代史实的可行性。最后，订正并补充了王国维等人的部分观点，使其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