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個人史：1990年初返大陸的“故鄉”

沈君山

　　一個人之所以最後成為這樣的人，必然和他成長的時代、成長的背景息息相關。

　　1932年我出生於南京一個小康書香之家，父母都曾留美，這在當時是很難得的。但是從有記憶起，我就一直在“逃難”；想想抗日戰爭時日軍步步進逼的“難”，從南京而武
漢而湖南而貴州而四川而陝西，在當時之所謂大後方，兜了一個大圈子。直到抗戰勝利，回到南京，喘息稍定，又因國民黨的步步潰敗，南下廣州、香港，最後在嶺南大學(現已併入中山大學)讀完大一，也在那時經歷了生平第一次關鍵的大轉折。

　　1949年夏初，我在廣州初度接觸到社會主義的書籍，參加了學校的文工團。每天索呀索、獨呀獨的扭秧歌，自己認為相當前進。台灣卻正是前途未卜，白皮書(將大陸易幟責任歸諸“國府”的美國官方文件)已經發表，而韓戰尚未爆發，台灣遲早會被解放的看法，至少在廣州看來是必然的。因此，父親頻頻要我赴台，於是我就隨着省親團赴港，隨即來台。

　　在台灣耽了六年，台大四年，軍訓一年，然後在初創的“清華大學”又任助教一年。1957年我才離開，到美國留學去了。因此，24年成長的歲月，我都在中國文化的包涵孕育中長大。中國文化成為日後成熟的我的“底”，這個“底”有多深厚，在以後十六年定居任職美國時，每次返台都感覺得到。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0年初返大陸的“故鄉”餘姚。

　　浙江餘姚我滿月時回去過，1990年是二度返鄉，但那第一次當然是完全不記得了。這是怎麼樣的故鄉啊！真正是人地生疏，一點印象也沒有，連話也聽不太懂。但是我記得一些詩詞、一些故事、“烏篷船的夜航”、“泛舟姚江上，坐看四明山”等。這些詩詞故事，都是從我父親的自傳和他人的遊記中得來。

　　記得我第一天抵縣城，晚宴接風時，就說想搭烏篷船返鄉(老家沈灣離縣城有十幾里水路)。這可令主人為難了，烏篷船早已淘汰，泛舟姚江用人力划船，意境很美，但可能要走大半天。沒有辦法，第二天備了條小火輪，摸黑起床，嘟嘟嘟地上道。因為污染，姚江水是黑的，輪機聲嘈雜，對面相談不可聞。又是因空氣品質，遠山隱約，只余淡影一抹，哪有什麼詩情畫意？但在晨曦中，忽然一個戴斗笠的漁翁，將網撒向江心，一次又一次；一個挑擔的農夫，沿着田埂趕路，一擺又一擺，這情景從未曾見，卻多麼親切，不正是父親自傳中的寫照嗎？

　　我忽然領悟到：歷史的步伐是如此巨大，個人的生命、朝代的興衰，在它起伏的間隙中流過，惟有文化民族的源流，一以貫之，悠悠不絕。而那文化的底子，雖然不自覺，卻早已在那24年成長的歲月中烙在我身上了。

　　1957年到1973年，從青春到不惑，人生最精華的十六年歲月，我都在美國大學的校園中度過，朝夕浸沉於科學研教之中，潛移默化，不知不覺地養成了蔑視教條、崇尚自由的價值觀和理性思維習慣。西方現代科學訓練的果實結紮在東方傳統文化的底子上，我確確實實地定了型，假如沒有什麼意外，這定了型的我將平平穩穩地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城終老一生。

　　然而，在四十初度之際，我的人生卻忽然起了一個大轉折，首先是“保釣”事件(注①)，後來轉變成那一代留學生的一次自覺運動。大陸，我們從小被教育認同的祖國，只是朦朦朧朧的一個幻影；台灣，“中華民國”，我們成長的土地，聲稱代表全中國，但“光復大陸”，也只是一個幻象，台灣到底往哪兒去？留學生自己，從小建中、一女中、台大，然後去國離鄉，奮鬥着安身。安身之後，又如何立命？一連串難以回答的問題，心情開始不安寧了。

　　然後，徐賢修先生在這不安的心湖，投下一塊大石。

　　徐先生是美國普渡大學一位資深教授，原從北京的清華畢業，年近花甲時，向普渡請了長假，回到台灣擔任“清華大學”(注②)校長，很快便被延聘接任“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主持全台科技發展。因此，他想找一位幫他在清華看家的人。

　　徐是一位熱情樂觀的人，有時可能過分樂觀些。他打高爾夫時，總是盡力一擊，球飛出老遠，但不一定落在球道上。他也喜歡打橋牌，總要把合約高叫兩階，接近滿貫的牌，他一定上去，做不做得成是另外一回事，口頭禪是“總有希望”，再加一句“或許做得成也說不定！”我和他做伴時，把那“或許”變成事實，他就非常興奮，可以把牌記得很久，到處宣揚。他要為清華找一位看家的人，很快就想到了我。

　　1972年秋末，徐從台灣回到普大，只能耽幾天，又要轉到別處，大家為他接風，他興高采烈地說了許多在台灣的事。宴後，眾人散去，他卻邀我去他家續敘，提出了要我去清華擔任理學院院長的建議。兩人對酌，紅酒助興之下，他描繪出一幕幕美麗的遠景。

　　對徐的邀約有些心動，但那時島內的待遇比美國差得多，回到清華，我的薪水只有普大的八分之一，這個現實問題不得不考慮。徐先生卻不在意，他說這不是問題，那時第一次石油危機剛發生，台灣的經濟很受刺激，徐卻告訴我，台灣海峽剛剛發現了石油，開發出來，台灣每人的平均所得可以到每年兩萬美元(是當時的二十餘倍)，那就比美國還高了。我當然知道這是他一貫“總有希望，或許做得成也說不定”的過分樂觀症。很快算了一下，諷刺地對他說，那要台海五十里內海面三寸都是石油才成。他一點不以為意，“那就說不定喔！”繼續宣揚他美麗的夢。醇醇的紅酒配了剛從台灣帶回來的牛肉乾，味道很好，也就不便太認真，迷迷糊糊地說了句：“讓我再想想。”告辭出來，已是深夜，月明星稀，天寒氣冽，枝椏殘葉，隨風飄落。我回到家，坐在車中，發了一個時辰的呆，才進家門。

　　第二天，還在床上朦朦朧朧的，徐先生已經電話來了，他說今天要回台，催我作決定。我只好說：“祝您一路順風。先請假回去一兩年再說，也許有可能。讓我再想想。”就這樣，我是把此事暫且擱置了。但兩個禮拜後，收到台灣的報紙，赫然地讀到一則新聞：“沈君山應邀回國擔任清大理學院院長！”

　　就這樣，開始了我下半生新生涯的序幕。不錯，我生性灑脫，也有點理想性格，但不是一個衝動的人，基本上還是理性的，甚至有些輕微的知識分子三思而後不行的毛病。那時回國的人很少，只有兩類，一類像吳大猷、徐賢修他們，在大陸受的教育，在美多年，事業已告一段落；另一類是從台灣出來，剛讀完博士的留學生，沒有在美紮根定居。像我這樣，正值壯年，又有了終身教職，連根拔起回國的，真是少之又少。現在回想起來，也是機緣，也是個性，似乎偶然，其實必然，這樣重要的人生轉折，就在牛肉乾、紅酒的氣氛下決定了。

　　我是1973年返台，先只是向普大請假兩年，到清大做理學院院長。但心中知道再回普大的可能性很小了，在美國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脫節兩年，就很難再接得上。那時台灣的天文只在台北中山堂的樓頂，有一架三寸的望遠鏡，天氣好的話，勉強可看見木星的衛星。我雖然不是搞觀測的，但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研究工作，不必也不可能更上一層樓。

　　在決定回國之後，思前想後，覺得可以把握兩個方向，一是辦學，作為安身的事業；一是兩岸和族群，是立命的心願。先談辦學，高等教育和科技發展的世界潮流，我很清楚。清華我也相當了解，清大那時只有一個院：理學院，1973年才新成立。

　　注①：“保釣”，是指保衛釣魚臺，釣魚臺是台灣和琉球之間的一個小島，其本身並無經濟價值，但若據為領土，間接可以擴大經濟海域。1970年日本人進據該島，在留學生界激發起保衛釣魚臺的愛國運動，後來轉變為“台灣往哪裡去”的政治自覺運動。將之譬喻為二十世紀後期留學生界(當時80%以上來自台灣，其餘來自香港)的五四運動，是頗為恰當的。

　　我自己不是“保釣”的積極分子，但受其衝擊經過深思，在其後“台灣往哪裡去”的自覺運動中，建立起以“革新保台，一國兩治，志願統一”三部曲為基調的論述體系，影響了一些人，自己的人生方向也因之起一大轉折。

　　注②：位於新竹，距台北約80公里，在本系列中，除非註明，“清華大學”概指台灣的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