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悲劇

大概是從王國維先生開始，《紅樓夢》被認為是我國亙古未有的大悲劇；《紅樓夢》的價值似乎被認為同它作為大悲劇關係甚大。郭英德、過常寶二先生著《中國古代文學史》認為：“《紅樓夢》小說是封建文化由盛而衰的社會悲劇，是青春少女由生而死的人生悲劇，也是青年男女理想失落的婚戀悲劇，這些悲劇觸及社會人生的各個層面，使整部小說成為一曲深沉哀婉的社會人生悲歌。”①

今則說，《紅樓夢》的藝術價值，無關於“社會悲劇”、無關於“人生悲劇”、無關於“婚戀悲劇”、也無關於“深沉哀婉的社會人生悲歌”，而僅只取決於它所包含的“精彩片段”，唯有這些“精彩片段”，才是藝術靈感的產物，才是欣賞者的精神盛宴。

對於有藝術天才的作品，我們首先只應去談它的天才；對於沒有什麼藝術天才的作品，我們才只好去談它的所謂思想性。以“深沉哀婉的悲歌”作為其內容的的悲劇一詞用在天才橫溢的《紅樓夢》身上，其實是唐突、褻瀆了《紅樓夢》。

本文作者通過研究《俄底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等作品提出了“天才悲劇”概念。此概念是指：作品中有兩個主人公，各自象徵了一種人性，它們相互對立，但最終都運用自身智慧實現了自身的目的。

天才悲劇不同於“社會悲劇”、“人生悲劇”和“婚戀悲劇”，總之不是什麼“深沉哀婉的悲歌”，相反卻是精力彌滿的、皆大歡喜的。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寫賈璉與多姑娘私通故事，便是一個“天才悲劇”。兩個主人公中的一個是賈璉，象徵了作為人性之一種的“淫慾”，另一個主人公不曾外化為人物形象，但卻以王熙鳳作為自己的工具，最終對賈璉實施了懲罰。第二個主人公可稱之為“看不見的主人公”。

故事中，化身為賈璉的“淫慾”運用自身智慧，多方面地“論證”了自身目的——與多姑娘私通——的合理性、或者充足理由：一、女兒患了病，妻子王熙鳳因此“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另一方面，“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總之，依賈璉的本性，“尋事”是必然的；二、多姑娘“今年方二十來往年紀，生得有幾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愛”，賈璉我既非聖賢，又豈能例外？三、這位多姑娘偏偏又“生性輕浮，最喜拈花惹草”，加之其丈夫多渾蟲“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總之，與多姑娘私通不是什麼高風險的事情；四、“那多姑娘兒也曾有意於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兩趟來招惹，惹的賈璉似飢鼠一般”，這是小羊羔主動送到了獅子的口中啊；五、“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到此豈有惜命者哉”。一句話，為了這個多姑娘值得冒一切風險，值得付任何代價。

“看不見的主人公”之懲罰賈璉，也是有充足理由的：一、賈璉“搬出外書房”，原是因為女兒的病而去“齋戒”的，用多姑娘的話來說，賈璉“也該忌兩日”，今則不然；二、女兒痊癒之後，“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但既然對鳳姐有“無限恩愛”，又怎能做下對不住鳳姐之事？

“看不見的主人公”對於已經實現了目的的主人公（賈璉）所施懲罰，誠可謂是有聲有色的：“平兒收拾賈璉在外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此“一綹青絲”顯然是多姑娘所贈之物，“賈璉看見着了忙，搶上來要奪”，搶奪不成之後，“忙陪笑央求”平兒；更嚴厲的懲罰是在鳳姐出場之後：“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麼？’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兩件，細細的查了查，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笑道：‘不丟萬幸，誰還添出來呢？’鳳姐冷笑道：‘這半個月難保乾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香袋兒，再至於頭髮、指甲，都是東西’。”結果是：“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

“天才悲劇”是稀罕之物。《紅樓夢》中的大量“精彩片段”中，像“賈璉私通多姑娘”這樣的天才悲劇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