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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中國材料之父師昌緒
送交者: ccf 2005年05月27日16:26:57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2004年6月4日上午,第五屆光華工程科技獎在人民大會堂揭曉。一位老者緩步走上主席台,當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國務委員陳至立、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把獲獎證書和標有獎金100萬元的獎牌授予這位老人時,全場1200多名院士的熱烈掌聲經久不息。在全場目光和鏡頭的聚焦下,這位84歲的老人笑得平靜而坦然。

  這位老人就是“兩院”資深院士、著名材料學家師昌緒。他不僅是我國材料科學與技術界的一代宗師,更是推動我國材料科學發展的傑出管理者和科技戰略家。

  回顧自己的大半生,這位老一代的“海歸”派沒有多少豪言壯語,“作為一個中國人,就要對中國做出貢獻,這是人生的第一要義。”他最常說的這句話,雖然樸實無華,卻凝聚着一位飽經滄桑的老知識分子數十年來投身科學事業,不畏磨難,矢志報國的赤子情懷。

歷經艱難終回國

  1955年6月。驕陽似火的美國舊金山碼頭,“克里夫蘭”號客輪從這裡啟航開往香港。船緩緩離岸,站在甲板上的35歲的師昌緒萬分激動:“我終於可以回到祖國了。”在滾滾波濤中,他的思緒又飛回到了為爭取回國而與美國當局鬥爭的日日夜夜。

  師昌緒1948年9月來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礦冶學院開始留學生涯,主要從事的是真空冶金的研究。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他利用真空中蒸汽壓的原理,從煉鉛過程中所得的鋅熔渣分離銀,其純度達90%以上,這個具有開拓性的獨特方法改進了在100年前發明的用鋅提取液鉛中金銀的方法。

  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期間,師昌緒在屬於美國空軍課題的“硅在超高強度鋼中作用的研究”中以4300系統為基礎,變化鋼中硅及碳的含量,系統地研究硅對回火、殘留奧氏體及二次硬化影響等問題。在他的研究結果基礎上發展出來的300M高強度鋼,成為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最常用的飛機起落架用鋼,解決了飛機起落架經常因斷裂韌性或衝擊值不夠而發生嚴重事故的問題。

  在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北洋大學曾歡迎他回國任教,他欣然同意。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9月,美國司法部就明令禁止學習理工醫學科的中國留學生離開美國回中國,師昌緒是明令禁止回到中國的35名中國學者之一。

  “當時美國和中國在朝鮮打了個平手,美國看到中國實在很歷害,他們都沒有想到,因此就說中國的所有學理工的學生都不得回國。”抱有堅定回國信念的師昌緒開始與志同道合者開始了同美國當局的堅決鬥爭。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美國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情況向祖國匯報,為祖國提供確切的證據。

  在美國當局禁止中國留學生回國後,師昌緒曾和印度孟加拉工學院聯繫想去做一名研究學者,這是他為曲線回國而想出的辦法。但隨着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美國當局將中國留學生的離境一律視其為變相回國。師昌緒就利用和印度大使館的舊交,通過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信件轉交給了中國政府。1954年5月在日內瓦國際會議上,這封信成為中國抗議美國政府無理扣壓中國留學生回國的重要依據,周恩來總理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

  美國新聞媒體將此事炒得沸沸揚揚,《波士頓環球報》還以通欄大標題報道“在美的中國學生要求回國”,隨文刊登了師昌緒等三名中國留學生的照片。為了擴大聲勢,贏得美國人民的同情,師昌緒等人又寫信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申訴美國不應阻撓中國留學生回國,並將這封信向美國人民散發。1954年夏天,師昌緒等人白天在實驗室工作,晚上就用花50美元買來的滾筒式油印機油印控訴艾森豪威爾的信件。師昌緒將裝得滿滿的兩大皮箱信從波士頓運到紐約去散發。

  1955年春,美國在各方的壓力下被迫公布同意一些中國留學生回國名單,其中就有師昌緒。是年6月,他乘船離開美國,投入祖國的懷抱。

  晚年,每當憶起這些,師昌緒總感概道:“回國的歷程簡直就像一場戰爭!”

科研管理盡職責

  回國後,師昌緒來到中科院瀋陽金屬研究所。當時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高潮,金屬所在李薰所長領導下,以大部分力量投入直接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工作,師昌緒被指定為瀋陽金屬所駐鞍鋼工作組的負責人。師昌緒的專長本是物理冶金學,而新的任務卻涉及到煉鐵、煉鋼、軋鋼等工藝問題,他毫無怨言,毫不猶豫地挑起這副擔子,邊工作邊學習,領導全組完成了多項重要課題,顯示出他知識淵博與處理大生產問題的能力。他不懂俄文,為了需要,完全依靠字典翻譯出了《金屬學物理基礎》一書中液體金屬結構與凝固兩章。1957年,金屬所的研究工作重點轉向軍工尖端材料的研究,他被任命為高溫合金研究組的負責人,兼任合金鋼研究室主任。從此,他開始從事高溫合金及合金鋼的研究與開發工作。

  50年代末期,高溫合金是航空、航天與原子能工業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師昌緒從中國既缺鎳無鉻,又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的實際出發,提出大力發展鐵基高溫合金的戰略方針。為了克服一般鐵基高溫合金的耐熱性能差的弱點,師昌緒等人在設計成分時一反鐵基高溫合金中鈦高鋁低的常規作法,相應提高鋁的含量,從而研製出中國第一個鐵基高溫合金808,代替了當時的鎳基高溫合金GH33作為航空發動機的渦輪盤。

  1961年美國研製成功了鑄造空心渦輪葉片的技術,並投入使用,然而其技術是嚴格保密的。1964年,我國圍繞如何使國產殲7飛機提高檔次的問題,發動機設計師和材料工程師們展開了異常激烈的辯論。航空研究院主管材料與工藝的副總工程師榮科教授大膽提出了“採用空心渦輪葉片以提高渦輪工作溫度”的方案。榮科請師昌緒主持空心渦輪葉片的研製工作,並採用“設計、材料、製造一條龍”的方案。很快,師昌緒便組織起100餘人的攻關隊伍。為了國家的需要,師昌緒和大家一起日夜奮鬥在金屬所簡陋的精密鑄造實驗室,在設計、材料、製造三個環節的通力協作下,不到一年的時間,研究出中國第一代空心氣冷鑄造鎳基高溫合金渦輪葉片,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採用這種葉片的國家。此項科研成果使我國噴氣發動機渦輪葉片技術躍上了兩個台階:由鍛造合金改為真空精鑄,由實心葉片改為空心葉片,而且我國渦輪葉片的製造工藝更精巧。

  1978年,師昌緒開始從事金屬所的領導工作。他明確提出:“作為一個在國內外占有一定地位的研究所,必須抓住兩頭,一方面要從事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應用性研究與開發工作,而且要在工業建設中見效並得到社會承認。另一方面,必須重視基礎性研究,否則前者便成為無源之水。”基於上述辦所原則,他又提出“寧可省吃儉用,每年也要拿出一部分經費來購置一件大型實驗設備”和“多招收研究生”等,這些主張,對金屬所的發展,並使其保持在國內先進地位,在國際上享有較高聲譽,起了很大作用。

  1983年,一紙調令從北京飛到了瀋陽。時任金屬所所長的師昌緒被任命為中科院技術科學部主任。由此他便開始了以北京為舞台的科技管理工作。今天一提起遼寧,師昌緒有着一種難了的情結,話語滔滔不絕:“我在遼寧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遼寧各個時期的發展變化我幾乎都親眼目睹。” 他說,“遼寧是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傾全力建設的以能源、原材料和大型裝備製造業為主的老工業基地,曾經為我國建設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今遼寧應該走在振興的前列,尤其是在二次創業中,要大力開展高新技術研究開發,用先進適用的技術改造提升遼寧的傳統產業。”

  到北京後,他不再只是一個研究材料的專家了,扮演起管理者和決策者的角色,成為推動我國材料科學發展乃至整個科學界發展的戰略科學家。他從面向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高度開展學部工作,組織學部委員們對鋼鐵、能源、通信、計算機、集成電路以及科技人員培訓等問題進行了諮詢,並報送國務院,受到高度重視。

  1986年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成立,師昌緒被任命為副主任。他做了大量細緻具體的工作。他認為基金委有學術性和機關性雙重作用,但是首先是學術性,各學部主要成員必須具備較高研究水平,否則不是變成衙門式的官僚機構,就是成為專家的尾巴,自己無力辨別方向。為此他提出了學部主要成員的輪換制,並採取了特殊辦法解決高水平人員不願來京的問題。他還親自製訂與主編了《基金項目指南》,為國家自然科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他主持了《科學發展戰略研究》一書的編寫,在編寫過程中,廣納眾議,對國家基礎和應用研究的發展提出了一整套比較完整的看法,促進了中國基礎研究的發展。

  師昌緒也是中國工程院的發起人和早期領導之一。1981年春夏之交,師昌緒與張光斗、吳仲華、羅沛霖幾人就商討成立中國工程院。四位院士還聯合起草了一份報告呈送黨中央,不久又聯名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闡述成立中國工程院的必要,但未獲同意。1992年,師昌緒又與其他五名院士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再次闡述了成立中國工程院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得到批准後,他是提出組建方案的主持人和籌備組副組長。1994年6月,中國工程院宣告成立,74歲的師昌緒被任命為首任副院長。

  1997年,我國啟動重大基礎研究規劃的立項工作,最初只有農業、能源、信息、資源環境與生命科學等五個領域,1998年,在師昌緒等科學家的積極建議下,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同意將材料列為重點支持領域之一。從此,我國材料科學研究駛入了快車道。

語重心長皆為公

  在總結半個世紀的科研經驗時,師昌緒語重心長地談了他的三點感受:一是要有恆心和堅韌不拔的毅力,否則一事無成;二是要依靠集體的力量,要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長處,作為一個指揮者或領導者,要善於發揮和運用他們的長處;三是確立了衡量水平的一個更重要的標準是能否解決實際問題。師昌緒說:“發表論文固然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的目標之一,但當我從事新材料、新工藝的研究工作後,就改變了看法,衡量水平一個更重要的標準是看能否解決實際問題,確切地說,每個行當都有自己的水平,不要拿自己所長去衡量別人之短,這樣大家都能做到相互尊重了。”

  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師昌緒轉而談到他對素質教育的體會。他認為素質教育,是相對智力教育而言的。除了培養智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培養情商。“智商是1904年提出來的,指的是一個人的判斷、理解、推理等抽象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是學習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主要指標;情商是1990年提出來的,指的是一個人認識自身情緒的能力,管理和控制情緒的能力,自我激勵的能力,認識他人情緒和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情商在全社會中培養,從小到老都在培養,特別是要充分利用學校的條件培養。所以素質教育就是智商加上情商,不光是培養知識,也要培養怎樣做人,怎樣正確對待自己。” 他說,過去只重視智力教育,比如把發表論文作為最重要的目標,但是忽視素質教育,忽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現在發現這樣做的弊病:培養出的學生雖然考分高,然而由於只考慮智商的因素,缺乏情商的培養,他們不會勞動,也不會生活,更不會做人。一般來說,在決定一個人事業是否成功的因素中,智商只占20%,而情商占80%。一個人事業是否成功的決定因素是個人對社會的適應性。他強調,現在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是走向成功的必備條件。努力讀書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師昌緒雖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在為我國的科技事業嘔心瀝血並不遺餘力地奮鬥着,對國家科技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責任心。2000年他曾經就我國出現的“納米熱”給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寫了題為“納米科學技術的現狀及本人對我國如何開展這項工作的意見”的報告,建議國家應對“納米科技”予以重視並指導協調使其有序發展,他的意見很快為國務院採納並落實。他對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的諮詢工作也表現出極高的熱情,參與並完成了很多關係國民經濟發展的諮詢報告。

  作為材料學方面的資深科學家,師昌緒主持過不少國家級的大課題論證。他總是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將大家組織起來,遇有不同意見時,讓各方暢所欲言,公平競爭,這樣大家也都心悅誠服。無私者無畏,這些年裡,他不知道主持過多少鑑定會或評審會,從來沒有說過違心的話。在向上級匯報工作時,講過不少別人不願講或不敢講的話,不但沒有引起反感或非議,反而受到大家的尊重。

  他總是說:人的一生要有所作為,智慧、體魄是基礎,勤奮、進取是動力,素質、品德是保證,環境、機遇是條件。

  他人生的每一步無不印證着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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