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化道路

　　曙光高性能計算機在“863計劃”重大成果轉化項目中名列第三，是信息技術領域中成就最高的一項，李國傑院士是該項目的負責人。

　　李國傑是著名科學家夏培肅先生的研究生，1985年經夏老師推薦去美國攻讀博士和博士後，1987年回科學院計算所。留學期間在VLSI處理器陣列等三個領域做出了開創性工作，發表論文70餘篇。1990年出任曙光項目負責人，是一位一流的科學家。

　　在李國傑的領導下，“863”項目穩步推進，1993年完成曙光一號，1995年完成曙光1000，1998年完成曙光2000，2001年完成曙光3000。與此同時，1995年，中科院計算所在曙光系統的知識產權的基礎上成立曙光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李國傑出任總裁。曙光現任總裁歷軍說，科技部作為股東之一，當年投入1000萬元，成立公司是因為“863”指導思想轉向高科技產業化。

　　關於產業化的成果，李國傑在公司十周年總結中說，曙光已占有國內高性能計算機20%左右的市場，十年來，“863計劃”曙光項目投入科研經費1億元，曙光淨資產超過8億元。曙光近年市場表現日趨活躍，是高端服務器的重要供應商，在沒有曙光經營數據的情況下我們相信李國傑院士所說“我們在發展高技術，實現產業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199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馬賓在考察曙光以後，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其意義不亞於衛星上天。歷軍說，由於當時中國不能生產高性能計算機，外國公司不僅索以敲詐性高價，還在機房中建“房中房”安放系統，外國人能進，中國人不能進。系統處理中國石油數據，其運算結果外國人全知道，而且先於我們知道。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曙光2000成果工作會上對此十分氣憤，稱之為喪權辱國。這些往事人們在評價曙光時常常說起，不過應該明白，這是曙光借用兩彈一星模式，作為政治力的結果。如果說到產業化，恐怕對其成績的評價最好延用李國傑所說的“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聯想的根也在計算所，科技含金量不比曙光高，但在產業中遠比曙光成功。

　　總結高科技產業化過程，李國傑感受頗深。他認為，在美國，計算機領域與產業相關的研發主要由企業來做，計算所現在所做的工作相當於國外企業的研究院。他說，國家投入應主要做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然後幅射出去，但企業對此不認同，希望掌握獨家技術，科研單位往往完成項目以後，或自已辦公司或獨家轉讓。這是對目前高科技產業化中“科研企業兩層皮”現象的真實寫照。李國傑對此十分憂慮：“我擔心的是，十年後，我們真正能參加國際展覽的高技術成果仍然和現在差不多。”

　　不能說曙光不成功，它在走出兩彈一星模式的過程中極富創新精神，在市場中站穩了腳跟，是一流科學家按培根模式作為第二行動者邁出的堅實一步，只是目前距“第一生產力”尚有相當距離。

　　再看曙光和“863”走過的路，在信息技術領域，其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路線是國家出錢，在國立科研機構搞研究，成果轉移到公司變為生產力。注意，其實不是科研企業兩層皮，而是科研機構與企業兩層皮,這與兩個單位兩層皮沒什麼區別。如果將路線改一下，變成國家出錢，在企業搞研究，在企業變成生產力會怎麼樣呢？企業在行動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巨著《歷史研究》中說：“工業化和國家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決定作用的兩種力量。國家主義在西方政治實踐中表現為部落意識和窮兵黷武。”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政治家們都追求富強，以放大國家利益為己任。在他們眼中，富是國富，強是國強，富和強差不多是一回事。

　　●開啟斯密模式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談論的培根模式試圖使人們相信，在國家主導下，先做理論研究，再做應用研究，技術就會像涓涓細流一樣滲透到全社會，國家便由此而富強，這很對國家主義者的胃口。

　　然而，工業化要求開放的大市場、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具有衝破部落意識的巨大勢能，因此，企業家與政治家的立場很不相同。只要是錢，不論來自何處，企業家都喜歡，如果科技能帶來豐厚利潤，他們就愛科學。工業革命以來，斯密模式已被反覆驗證：投資科技，特別是在應用技術上的投資，開發出不同凡響的器具，這是企業獲取豐厚利潤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歷史上，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奉行斯密模式，法國奉行培根模式。結果，法國造就了拉瓦錫、庫侖、居維葉、安培、拉普拉斯等眾多偉大的科學家，成為科學原創的發源地，而英國發明了蒸汽機、火車和絕大多數重要的器具。當時的格言說：法國的發明在英國結果。伏爾泰在1728年寫道：“英國人吃白麵包，衣着講究，而法國人仍然貧窮。”19世紀，英倫三島發育成日不落帝國。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民用領域採用斯密模式，研發以企業為主，在國防和農業上採取培根模式，以國家為主導。在美國的對立面上，蘇聯完全採取培根模式。結果，20世紀差不多所有能賣錢的器具，無論是飛機、計算機，還是日用品,都是美國的最好。今天的美國出落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蘇聯卻消失了。

　　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代，斯密模式沒有生長的土壤。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自動開啟了斯密模式。如今，在中國的土地上，企業已經行動起來了。

　　●企業里的研究院

　　“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並不差。企業如果把方向選准了，並持之以恆地去做，也能做出在國際上領先的產品。”方正技術研究院院長陳曉歐對於國內企業的研發能力顯得相當自信，“我們完全沒必要妄自菲薄”。

　　今天，方正出版系統已經占領了國內出版市場8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更值得稱道的是，方正出版系統在面向國內市場的同時還將眼光描向了日本、德國、英國等海外市場。

　　1995年，方正技術研究院成立。2002年，方正又對技術研究院進行了調整，縮減了人員，將一些研發項目放到了各專業公司。“我們是按市場規律辦事，並不是所有研發都適合在研究院做。當年能完成的、和市場結合緊密的，我們都放到了專業公司。那些需要進行中長期研發的，有一定前瞻性的則留在了研究院。”陳曉鷗說，“研究院的好壞和人數沒有關係，關鍵是看定位。方正現在是兩級研發方式，整體規模有上千人，方正研究院仍有100多人。”

　　調整後的方正技術研究院重點做起了信息傳播。如果說方正昨天的出版系統是“告別鉛與火”，那麼方正今天做的信息傳播就是“告別模擬時代”。方正已經在信息傳播領域內的內容管理、數字版權保護、多媒體集成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產品。“我們的內容管理系統在國際上也屬於最好的產品，很多香港、日本、美國客戶看了後都很欣賞。”陳曉鷗看了看日曆表，“後天我去台灣就是宣傳這個產品”。

　　如果說方正是以“技術頂天、市場立地”的獨特方式詮釋了中國研發的實力，那麼，聯想、大唐等企業研究院則體現了更鮮明的“中國特色”。

　　聯想研究院成立於1999年。作為國內IT企業的一面旗幟，聯想的技術之路卻充滿了坎坷。按照聯想高級副總裁、研究院院長賀志強的劃分，把聯想技術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4～1989年，聯想依靠倪光南研製的漢卡在市場上立住了腳，贏得了第一桶金，沒有漢卡，就沒有後來的聯想；第二階段是1990～1994年，聯想研發“四面開花”，研發方向很多，有程控交換機、打印機、主板等等；第三階段是1995～1998年，所有的研發人員都下放到事業部，事業部有各自的研發中心，公司級的研發幾乎處於真空狀態。聯想在PC的產品技術上取得一些進步；第四階段是1999年到現在，聯想逐漸建立起聯想研究院領銜的二級研發體系，逐步從產品技術向前瞻性技術邁進。

　　作為聯想首席的技術官，賀志強常常被人詢問：“聯想有技術嗎？什麼技術？聯想為什麼不發展核心技術？”賀志強總是耐心地解釋，“聯想有技術！產品技術和應用技術！如果聯想明天做CPU的話，就得死。核心技術是能不斷給企業帶來持續價值的技術，僅僅做一個東西出來，不能稱之為企業的核心技術。”

　　“三年來我們做的全是小規模的項目，打小仗，目的是樹立信心。做出成績逐步推動文化氛圍的建設。直到今天，我才敢跟員工說可以做中期的項目，但目前還不敢做長期的項目。三五年的技術我們還看不到。”賀志強毫不掩飾聯想與其他國外大公司的差距。IBM的Watson研究中心可以研發10年後的技術，Intel的研究院研究未來3～5年的技術。聯想就只能研究未來1～2年的技術。“今後，聯想將加大2年後技術研究的比重。”賀志強說。

　　2002年，聯想在研發方面的投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8億元，未來3～5年內預計投入25億～40億元人民幣。

　　“中國企業不應該走‘模仿、跟蹤’的回頭路，當年中關村起步的時候，所謂的創新就是‘模仿、跟蹤’，現在像聯想這樣的公司也提出研發方面的創新了，無論結果怎樣，我覺得這樣的方向是對的。”剛剛參加完聯想“Legend World”大會的大唐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副總裁、首席科學家李世鶴博士提起中國企業里的研究院，充滿感慨。

　　作為國家成立最早的研究院之一，大唐電信旗下的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的前身是郵電科學研究所，成立於中蘇合作時期的1956年。1993年，技術力量重組，當時的郵電科學研究所分為幾個院，而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則在改制後於2001年劃歸大唐企業旗下，是6個國家電信科研機構之一。

　　李博士認為，在上世紀的60至70年代，國內研發都是停留在“模仿”階段，即將別人的東西原原本本地重新複製出來，到了80年代，隨着市場經濟的萌芽，“跟蹤”成為主要方式。當時，“跟蹤”最為成功的是日本，一度曾經讓美國感到恐慌。而到今天，中國企業已經開始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發”了，有些甚至擁有世界領先的技術。

　　“在中國，即便到現在，還是一個‘用智力補財力’的時代。研究經費不足或者短缺，成為眾多研發單位的問題，大唐今年的研發投入在4億到5億元人民幣之間，但是和美國或西歐比較，人家一年的投入就能夠達到數十億美元。”李博士認為，資金不足依然是困擾許多企業研究院的一大問題。

　　現在大唐的TD-SCDMA技術，已經成為3G技術的全球三大標準之一，但李博士認為大唐的3G之路還是任重道遠，“大唐想要做的是，現在不敢說要賺外國人的錢，但首先要防止外國人賺我們的錢。我們的技術標準可以向3G延伸，並且爭取在3年內讓這一技術得到完整的應用，到明年，我們的投入要達到10個億，而資金來源是多方面的，國家也有投入，但不是惟一的資金來源。”

　　早在1991年，大唐就做出了“大哥大”的原型產品，但當時國內這一市場並不成熟，技術標準不一，但推廣應用需要大投入，“直到今天，包括大唐在內的許多中國企業，還是以大規模生產製造、加工為主，技術之路依舊漫長。”李博士認為，中國研發機構最大的不足除了研發本身之外，對於專利的認識也不足，“以前有很多單位有研發意識，卻沒有專利意識，現在可以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超越OEM

　　1995年以前，清華紫光是中關村“倒爺”大軍中的掃描儀大隊。中國IT業至今信奉“貿工技”哲學，像曙光那樣，真搞高技術的很少，當時清華的紫光隨大流兒，也不玩技術。

　　1995年，紫光在廣東東莞建了一條生產線，生產紫光牌掃描儀。原料來自台灣，一箱箱掃描儀整機在生產線上被打開包裝，換上紫光的品牌，裝進紫光的新包裝箱，以紫光的名義發往客戶。1997年，生產線起點上的整機變成了部件，工人們不干換牌的活兒了，他們在生產線上將掃描儀部件裝配成整機。這時的紫光，不僅獲利比換牌高，還獲得了大批量製造的知識與經驗。

　　做OEM的這三年，紫光也受了不少窩囊氣。上游廠家的產品明明已經降價，但供的貨不降價，紫光只能靠減少利潤來降低產品的售價。售後服務中，用戶對掃描儀軟件提出不少意見，紫光請求供貨廠商做些修改，上游廠商說原先的開發人員已經轉入別的項目，不可能提供支持，沒有源代碼的紫光改不了程序，客戶要求根本無法滿足。

　　此時的紫光對企業的研發、生產、銷售及服務的全過程已看得很明白了，上游廠商強大的獲利能力和市場主動性與OEM受制於人的情況形成強烈反差。從1998年開始，紫光決定走自己研發的道路。

　　紫光的研發人員給生產元器件的公司打電話，發傳真索取技術資料，別人並不把紫光當回事，十天半個月都沒有回音。紫光的人只能不斷地催。後來，元器件公司來電話先是簡單問一問情況，再過十天半個月，對方公司問的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細。元器件廠商沒有想到，中國的紫光做了很長時間的掃描儀業務，賣得一直不錯，現在準備自已搞開發，是一個認真的客戶。不久，資料到了，深入的技術交流開始了。清華紫光公司信息產品事業本部研發部經理才海男說：“用了大半年才與元器件及軟件廠商建立起正常的業務聯繫。”紫光自主研發的第一型號520K在1999年投產。

　　才海男和研發部的開發人員十分關注掃描儀領域的技術發展。2000年，他們在展覽會和與廠商的交流中，注意到索尼公司推出了性能極佳的CCD和光纖器件，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推出了集成度很高的掃描儀控制芯片。才海男向公司提出開發超薄CCD掃描儀的申請。公司按程序組成由公司總經理、技術、工廠、市場、銷售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代表組成的項目評審委員會，對才海男的申請進行評估，批准立項開發，紫光A850掃描儀的研發就這樣開始了。

　　搞技術樣機是紫光新品開發的第一步，用以檢驗先進技術的可行性。實驗中研發人員發現，雖然知道原理，但還有很多技術不掌握，掃一幅彩色圖，在屏幕上看到的卻是灰色的圖，色彩失真嚴重，經過相當艱苦的探索才攻克了軟件圖像標定難關。在這一階段，研發人員開發了超薄CCD掃描組件，只要更換組件的CCD器件就能適用於600dpi、1200dpi和2400dpi等不同型號的機種。在開發技術樣機的過程中，紫光的研發人員解決了光學成像、較正、零點消除、圖像標定等一系列技術問題，這些技術以後成為紫光的若干項專利。

　　技術樣機經項目評審委員會測試驗收後，研發轉入展示樣機的開發。展示樣機要實現產品80%以上的功能和性能指標，要體現外觀效果和人機工程設計，展示樣機的外殼等部件不用模具，而是用與最終產品同樣的材料以機械加工的辦法做出來。展示樣機要做五到十部，發放到各地分公司展示，在更大的範圍徵求意見，進行修改。

　　展示樣機再經項目評審委員會測試驗收後轉入開發三十到五十台生產樣機。生產樣機在功能及性能指標上與正式產品完全相同，此時，研發人員從北京來到工廠，在生產線上檢驗並改進產品的工藝性、量產可行性、量產穩定性、生產效率和合作的供應商況狀。

　　最後一步是小量試產，這時包裝箱、手冊、售後服務等全都齊備,每次的批量是幾百台到一千台，小量試產要進一步檢驗產品量產的穩定性和可靠性，試產中產品還在不斷的改進，此時的產品已經可以上市銷售了。才海男記得，A850於2001年12月量產，一上市就供不應求。

　　目前，韓國廠商正在測試紫光產品，研究OEM的可行性。才海男說，紫光的研發能力並不比台灣廠商弱，紫光因為自主研發，利潤空間加大，增強了市場主動性。

　　大大小小與紫光產品研發類似的事，越來越多地在中國的IT企業里發生。斯密模式正在發揮作用，企業自主搞研發，沒用納稅人的錢，沒有高深的理論研究，沒有國家給的這獎那獎，沒有政治榮譽，沒有成果轉化問題，企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潤，國家收的稅一年比一年多。

　　這才是貨真價實的生產力。

　　●不僅僅是“世界工廠”

　　不經意間，中國成了世界大工廠，到國外轉轉，各式各樣的物品上印着“中國製造”。中國的工廠和外商設於中國的工廠建在廣東東莞、江蘇蘇州和全國各地，一排排現代化廠房日夜燈火通明，機聲隆隆，各式各樣的產品源源不斷地從這裡運往世界各地。

　　其實，外商不只把工廠搬到中國，研發也在陸續往中國搬。黃曄是台灣掃描儀廠商中晶科技上海公司研發部主任。他認為，外商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開發產品，行銷全球是一個趨勢，大部分台灣廠商已經在中國設立了研發部門，其他公司也計劃在兩三年內設立。不僅IBM、微軟、Intel這樣的大公司在中國建立了研發機構，像中晶這樣的中型，甚至小型的外商也在中國設立了研發機構。

　　中晶的工廠在中國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分別設有研發中心，台灣有80多位研發人員，大陸30多人，美國10人左右。一開始台灣的研發中心主要搞產品前期研發，相當於技術樣機和展示樣機，在大陸搞生產樣機和小量試產。因為工廠在大陸，很多原材料和配件來自大陸，大陸的研發部擔任產品後期研發成本低，效率高。黃曄說，現在大陸也承擔一些產品完整的開發工作，今後會有更多的產品由大陸研發部做研發。

　　中國企業的研發還沒有擺脫學習、模仿的階段，外商的研發機構一進中國就處在很高的水準，以國際市場為目標，與國際最強的公司競爭。

　　電子白板是掃描儀的一種，中晶很早就有這樣的產品，但質量一直比不過一家日本公司的同類產品。在黃曄的領導下，中晶上海研發部着手改進自已的產品。

　　在測試中發現，日本產品的優越性能得益於燈管，不僅亮度高，壽命也長。中晶的研發人員順藤摸瓜，了解到這是一家美國公司的產品，於是就與之聯繫，要求訂購。可是美國公司回信不賣，說與日本公司簽有協議，不供應第三方。

　　黃曄不死心，讓研發人員在全世界範圍把各家生產的同類燈管和啟動器全部找來，後來，弄到了四種燈管，五種啟動器。中晶的研發人員用排列組合的方法，一組一組地試驗、測試，終於發現一組為最佳配合，壽命長5倍，可以用更低的價格達到與日本產品同樣的水平。黃曄說這是他到中國做研發最開心的事。

　　黃曄的研發部90%是本科生，沒有博士，他說，做研發的人需要專注於問題，能一步步分析問題。可以想像，不論中外，研發部里的工作，比如修改設計、提升性能與基礎理論沒太多關係，而是在經驗、技藝和現有技術的基礎上，以專注的態度進行改進。這表明，在應用技術的研發中，技藝性傳統而非理性傳統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外資在中國研發，在中國生產，從中國銷往世界，這也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力。

　　背景之四：“863”計劃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在以自已的大器具作為第一政治力頂住美蘇，獲得在國際上自主行事的能力以後，迫切希望從窮強變為富強，將國家從文革造成的大倒退中拉到上升的軌道。偉人鄧小平1979年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表達了希望科技為中國富強有所貢獻的強烈願望。這一時期，中國開始農村改革，建立特區，引進生產線，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客觀地看，當時的中國並沒有把富強的寶完全押在科技上。

　　國門一開，國產器具，不論是汽車、飛機、還是家電、紡織品，全都大不如人，民眾將這一恥辱常識性地歸到了中國科技的頭上，這些無情的事實襯在社會價值觀的破洞上，使得濃重的自卑甚至自我蔑視的氣氛籠罩着中國科技界。

　　在這樣的國內外背景之下，王大衍、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一流的科學家上書一流政治家鄧小平，四位科學家上書為中國科技走出困境提出了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發展我國高技術的建議，表達的是“中國科技不能亡”的請願式呼喊。國務院在1986年批准“863計劃”發出的通知中說，“863計劃”中所提出的任務有可能用15年左右的時間完成。“既然準備將其作為第一生產力，雖然現在還指望不上，但自已的科技不僅不能滅亡，還應該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這應該是國家迅速啟動“863”計劃的潛意識。

　　1986年3月，國家正式啟動了“863”計劃。在“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指導下，“863”計劃選擇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動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個技術領域15個主題。從而使科學家發動的“科學請願”，進而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中國科技搶救運動。

　　結語：日出詠嘆

　　如果可以，真想喚醒長眠的黑格爾，請他看看今日的中國，今日的世界，告訴他，中國人不是劣等種族。

　　從1840年到2002年，中國一步步擺脫了落後制度的束縛，華人的智慧已經為世人所承認，西方文明對我們從鄙視變為尊重與合作。中國的理論研究已與世界前沿接軌，企業主導的研發日漸活躍，人民因科技日益富裕，國家因科技日益強大，科技不論作為政治力還是生產力都顯示出不可小視的力量。

　　“19世紀，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與16、17世紀耶酥會傳教士過去所描述的大相徑庭的社會……中國是一個模範社會的觀點，在歐洲知識分子心目中，像幻覺一樣破滅了。漸漸地，普通的歐洲人也說：‘瞧這些中國人，他們並不那麼優越。我們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我們派遣炮艦到他們那兒去，而不是他們派遣炮船到我們這兒來……’”這一曾經困擾英國學者李約瑟的著名“李約瑟難題”今天已經被破解，在科技創新成為一個民族進步靈魂的召喚下，中國IT科技創新的活力正在被前所未有地激發出來。

　　日出東方，何其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