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遠古到16世紀，中國科技獨步世界。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一小時一小時地追趕，僅僅200年，我們2000餘年的優勢便不復存在。到鴉片戰爭時，槍和炮大敗刀和矛，西方形成了關於中國人的標準觀念：墨守陳規，不善創造。

　　自鴉片戰爭起，國人奮起追趕。從詹天佑的京張鐵路、兩彈、衛星火箭、袁隆平的超級雜交稻到國家“863”計劃，一刻也未停息。進入21世紀，我們終於可以說——

　　序幕：落日悲歌

　　568年前，中華帝國艦隊從非洲肯尼亞返航。艦隊司令鄭和獨自一人站在旗艦的船首，默默地注視着無垠的印度洋，火紅的晚霞映紅了他的臉。

　　15世紀，遠洋航海是絕對的頂級高科技，造可以抵禦巨浪的大船、掌握洋流、精準計時、測速、詳細的天文知識和高性能指南針都是最尖端的技術。鄭和時的中國比哥倫布時的歐洲早87年攻克了這些難題。鄭大人的旗艦“寶船”排水量14800噸(另一說是千餘噸)，艦隊艦船200餘艘，船員27000人，哥倫布到達美洲最大的船排水量只有250噸，艦船4艘，船員87人。

　　1459年，鄭和首航後的56年，歐洲人毛奇在他繪製的海圖上寫着：“來自中國的巨大帆船出現在非洲西海岸的大西洋上。”於是，史學家們問：為什麼中國艦隊沒有向北再走得稍微遠一點，進入歐洲？如果歐洲人與中國巨艦相遇會怎麼樣？

　　當時洋大人的臉色是我們今天常說的“農民紅”，他們哼着老爸教的土曲，放着羊，喝着家釀的酒。書上說，當地人告訴鄭和，再往北的歐羅巴很荒涼，只有羊毛和酒，鄭和思念恩重如山、垂垂老矣的永樂皇帝，命令艦隊返航。如果鄭和再向北航行到達英倫三島，在百年戰爭中打得不可開交的英法雙方一定會競相祈求鄭大人助戰，就像故事裡小人國的國王請巨人幫忙一樣。

　　此時的中國科技如日中天，不幸，以後紅日西垂，到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天完全黑了。

　　長夜裡，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寫道：“中國沒有真正的科學，缺乏科學生存的內在性土壤和從事理論研究的真正的科學興趣，中國所有的科學與技術都是原始的，落後的。”他還說：“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離中國民族的性格很遠。”

　　長夜裡，另一本構成西方標準中國觀念的著作是阿瑟·史密斯寫的《中國人的性格》，書中說：這個民族漠視精確，馬虎了事，因循守舊是他們的本能。

　　嗚呼！仿佛中國從沒擁有過太陽，往昔的輝煌被輕易地抹殺，我們因技不如人而任人欺辱，被視為不可與體面的洋大人平起平坐的劣等民族。

　　國人在這欲歌無聲、欲哭無淚的長夜裡。企盼着曙光的來臨。

　　長夜裡的第一道光，出現在1949年，華羅庚、鄧稼先、李四光，嚴濟慈、貝時璋、湯佩松等一批國際一流的科學家成為中國科學院研究員，國家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華民族形成了以科技強國的國家意志。1964年，原子彈試爆成功，1967年，氫彈試爆成功，1970年，衛星上天。在那些熱血激盪的艱苦歲月里，科技作為第一政治力永遠結束了中國被人蔑視、任人欺辱的時代。

　　理論研究：與世界融合

　　古代哲人，不論中外，以“演繹”為其研究方法，試圖以生活常識和經驗為基礎，在大腦里進行類比、推導，進而得到客觀世界的規律。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古希臘的四元素說都是演繹的結果。

　　培根的實證主義，變古人的“演繹法”為“歸納法”，主張在細緻觀察的基礎上，對自然現象進行歸納，概括出可被實驗驗證的規律。牛頓定律、法拉第定律、愛因斯坦相對論等理論研究的成就都可算在歸納法的賬上。

　　考察科學進步的歷程，雖然培根和斯密模式都涉及理論研究，但培根模式所占比重遠遠大於後者，國家是理論研究的主導力量，中國也不例外。

　　制度接軌

　　科學家是人類中非常特殊的族群，壓抑的氣氛、生活的窘迫會限制他們的思想自由，難以使珍貴的才華放出奪目的光輝。所以，科學家們需要較好的待遇、需要以論文和會議的形式交往、需要自由選擇課題及合作夥伴、自由支配經費等。

　　我國原有的制度與國際通行的制度不同，極有特色，科學家被“包養”在研究院和大學裡，課題選擇、經費支配、人員配備，甚至論文發表都由行政人員代勞。改革開放以後，在中國特色的科研體制下，弄虛作假、挪用經費風氣極盛，科學家待遇不如皮鞋表面清潔家，科技部官員曾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我國科技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指科技界問題重重，外患指與世界先進水平距離日益拉大。

　　國際通行的體制經數百年錘鍊，行之有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再需要中國特色的科研體制。1982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基金局，試行基金制，1986年，四院士上書，國家批准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NSFC)，自1998年起，中國政府在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973計劃)的項目管理中廢除單位制，全面推行課題制，給予課題負責人自主權，採用公開招標、同行評議等做法。至此，我國理論研究體制全面與國際接軌。

　　科學家眼中的理論研究

　　中國從事理論研究的科學家主要集中在大學、中國科學院和外國公司的中國研究機構。採訪中，科學家們談到了中國理論研究的方方面面。

　　●人才和水平

　　北京的微軟亞洲研究院是一家著名的理論研究機構，武漢大學畢業的女博士張黔研究員1999考入該院，她提出的一項流媒體無線傳輸方案使微軟在該領域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張黔說：“在大學裡，做研究比較看重國內先進水平，在微軟，有一批國際一流的專家，和他們一起工作，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

　　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張宏江就是這樣一位專家。1985年11月底，碩士畢業的張宏江去丹麥科技大學讀博士，經歷了5年寒窗，1991年到新加坡國際大學做研究，提出視頻數據結構化框架理論，成為這一領域的開山祖師。在國內完成基本訓練，在國外深造，有所建樹，再回到中國做研究，很多科學家都有類似的經歷。

　　清華大學集成電子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羅毅博士1992年回國，曾得到中國NSFC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他認為，這幾年從國外回來的人越來越多，40～50歲的一批科研人員已經成為中國科研的骨幹，他們對國際前沿情況非常了解。他說：“現在大學裡特別重視在國外刊物上發表論文，與職稱、工資掛鈎，不在國外發表論文，在學校里就呆不住。國內最好的大學中有相當一批教授在國際學術界有發言權，清華電子系一年在國外發表的論文可達五六十篇。”

　　楊士強教授與羅毅博士感受相同，他說從前確實不重視在國際上發表論文，江澤民主席1998年5月提出建16所世界一流大學以後有了轉變，計算機系每年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已經達到三四十篇。他還說，一批國內培養的人才也達到了國際水平，以清華為例，人工智能方面有應明生老師，EDI方面有洪先龍老師，網絡方面則有吳建平老師。

　　看來，經過近年的努力，我國在理論研究上已有一批能與國際前沿接軌的人才，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席之地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並不等於我國研究人員總體上已到達國際前沿、我國的理論研究已在國際上處於主導或主流的地位。1999年，反應理論研究狀況的《SCI》(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我國論文24476篇，排第十位;2000年，收入論文量增加19.7%，共30500篇，排名升為第八位，超過俄羅斯、西班牙，為有史以來最高位次。2001年，《SCI》收錄中國論文35685篇，排名仍保持第八，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排在中國之前。

　　●教授的工作

　　羅毅教授認為，中國科研體制、科研機構運作與國外差別越來越小，項目來源、立項、成果評價基本上差不多。中國教授每天忙的不外乎找項目，申請經費，做研究，努力在國際上發表文章。

　　羅毅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有四十幾位研究人員，一年開銷幾千萬元。2000年2月，羅毅拿到了國家重點項目高速大容量光纖網絡光儲集成，經費3000多萬元，要求五年完成。他還記得，當時有200多家單位競爭，前後講過七八次，朱光亞、汪成為等大科學家都坐在下面聽，問題問得很深刻，評審採用了打分的方法。羅毅說他在項目競爭中不是每次都能拿到，也有過失利。

　　羅毅認為中國科研體制的公平程度與國外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差別。在國外，教授認識的人多，照樣容易拿到項目，只會做研究當不了教授，教授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包括社會活動能力。他說:“當教授就像當老闆。”

　　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丁曉青教授的智能圖文信息處理研究室有近40個研究生。丁老師每個月付給學生1000多元，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需要費用，研究所需的房屋、水電也要付錢。她說：“基本上都是我自已找錢來供我的學生。我想要培養出高水平的學生，我自已的研究就得達到很高的水平。”

　　微軟研究院主任研究員馬維英是在美國讀的博士。他說，在美國當教授很不容易，不僅要學問好，社會活動能力強、能拿到項目，還要會管理，管資金管學生，經過6年考驗，才能做終身教授。

　　看來，不僅中國的科研體制實現了轉軌，中國的教授已經與美國同行們按同樣的方式工作，行進在同樣的軌道上，中國的理論研究正在與世界融合。

　　●外企研究院的角色

　　自上世紀90年代未以來，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其中，IBM、微軟等國際著名公司在中國的研究機構從事理論研究。顯然，在知識經濟的浪潮中，外企希望藉助中國巨大的優質智力資源獲取商業利益。然而，關於這些機構對中國科研所產生的效應也是科學家們樂於探討的話題。

　　張宏江副院長談到微軟亞洲研究院對中國科研的作用時說：“作為中國人，非常有體會。”他說，中國人回中國做研究，如虎添翼，希望多出成果。在國際上發表論文，要註明作者所在的國家，出自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文章都會註明“中國”字樣。這樣，在國際會議上宣讀論文，就不僅僅代表微軟。從前，不少前沿領域中沒有中國人的文章，現在以中國人身份進入這些領域，在著名的國際會議上宣讀論文“深感幸福。”

　　張宏江認為，外企研究院所起的作用與外資企業類似。人們可以在身邊看到、感覺到新技術和先進的科研管理方法，對中國科學界改變觀念，改變做事方法很有好處。張黔博士說，每年要從中國的大學選200名學生到微軟研究院做訪問研究，這些學生最終要回到原先的學校，他們會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管理方法、研究方法帶回去，他們的老師會由此看到差距，感受到壓力。

　　楊士強教授介紹，1998年微軟在中國成立研究院，其研究方向與清華很相近，因此，1999年他們便成立了聯合實驗室，微軟投入10萬美元，去年追加了32萬元人民幣，清華前後有五位老師在實驗室工作。實驗室研究的大方向由雙方商定，課題由實驗室自主決定，共有二十幾位同學在實驗室做過研究，出了不少論文，這些論文由清華和微軟聯合署名。楊士強認為，微軟是想以此更多地吸引清華的人才，而清華則希望通過與微軟合作提高研究水平。

　　楊士強說，清華與IBM、Intel、Motorola等公司的中國研發機構也有類似的合作。外企的研究機構設在中國，交流十分便利，將國外的學術思想、學術關係帶了進來，“應該實事求是地講，這件事對我國基礎研究水平的提高還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看來，雖然不能將外企研究機構看成中國的，但也不能簡單地歸於外國的。這些研究院設在中國比設在外國對中國的好處多。其中研究人員的主體是中國人。他們聯結着國外，但與中國割不斷，他們中間不乏站在國際科學最前沿的精英。由外國大老闆付高薪供養着，使他們不斷自我更新，一直保持最高的水準，與此同時，使他們的知識、經驗、智慧為我兼用，豈不妙哉？

　　●“國家隊”的變遷

　　作為國內研發力量中的“國家隊”之一，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近年來研究成果頗豐，備受各界關注。其中的一個重要轉變就是越來越注重技術轉移與高技術產業化，用該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譚民教授的話來講就是，技術轉移與高技術產業化已經成為“解決生存問題的關鍵”。

　　“高技術產業化是社會資源的主要功能，是企業行為，科研院所不是其中的主體。技術轉移是科研院所在科技與經濟結合工作中的主要功能，研究所應當充當孵化器的作用。我們實現技術轉移的主要途徑有：純技術轉讓；自辦企業，再與社會結合，增資擴股份、股份轉讓;以技術作價入股與社會資源合辦企業。”

　　據譚教授介紹，作為國家級研究所，自動化所首先要做的是“國家需要的事情”，國家的需求是其選擇項目的前提。國家需求包括了兩個方面：國家戰略需求和市場需要。對於研究所的重大項目，自動化所每年投入400萬～500萬元，缺口部分也可以引進一些企業和個人的資金，自動化所曾經和上廣電及浙江寧波的一些企業合作開發項目。另一方面，所里在一些企業的分紅也可以補充經費上的不足。

　　在產業化方面，自動化所也有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嘗試，像擁有漢王識別系統的漢王科技公司已經基本完成了轉制，科研所旗下的公司含所里編制的人不多了，所里只是含股份，像漢王這樣原先的全資子公司也成為了股份制公司，完全和市場接軌。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自動化所開始注重高技術的產業化，儘管目前整個研究所成果的轉化率依舊只有5%～10%，但是，“技術轉移與高技術產業化是中科院高技術研究的重要內容，一定要面向國家需求和市場需要。”譚所長表示，“現在除國家戰略性需求科研項目外，我們的研究一定要滿足市場的需要。如果技術成果出來了，只能庫存起來，就有可能成為國家的壞賬。國家的錢也不好拿，關鍵是要站在對國家負責的高度來選擇我們的重大項目。”

　　在人才引進和環境改善方面，自動化所近年來也大有改觀。現任所長譚鐵牛就是1998年從英國回來的“海歸派”，另一方面，所里利用交流合作的方式吸引人才回國加盟，自動化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張平稱之為“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今年9月，總造價一個億、中科院投資3500萬元的新智能化辦公樓開始啟用。“單純就收入而言，我們跟國外根本沒法比，但對於科學家、知識分子來說，科研的環境和氣氛很重要，我們可以拿出一定的啟動經費，根據研究方向進行組合，形成一個個比較好的研發團隊。”譚說。

　　據張平介紹，對於不同的工作性質，研究所也有着不同的評價考核體系。“對基礎前沿探索性工作，我們強調寬鬆的氛圍，由研究員提出申請，經過一定程序的評審，予以3～4年的穩定支持，每年不參加考評，只需要將工作向學術委員會做一次匯報，3～4年後進行評議，工作沒有成效的再轉向。基礎研究工作也強調隊伍的適度規模，以保證工作的連續性和一旦工作有突破後，迅速地向中下游轉移。對於應用研究工作，則強調目標和績效考核。績效主要包括目標的實現績效和成果轉化後的獎勵，包括股權，上不封頂、下不保底。”

　　創新能力分析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江澤民主席在多個場合說過這話。這句話可被解讀為希望改變我國目前科技創新能力弱的狀況。採訪中，科學家們談到要通過加強理論研究來提高創新能力。可是，為什麼加強理論研究就能提高創新能力呢？

　　顯然，並不是所有的創新都有價值，絕大多數理論研究成果沒有明顯的功利性價值。不產生價值的創新無用，創造有價值的創新，使創新實現價值才是合理的追求。如此說來，真的有必要加強理論研究嗎？

　　英國科技政策專家特倫斯·基萊將科研分為第一行動者(做原創性發現)和第二行動者(採取進一步行動)，用他觀點來分析，可以提供不同的視角。

　　理想的狀況大概應該是以一流的理論研究工作維持着一大批科學家一流的水平，以適當的機制和組織形式激勵他們從事第二行動者的工作。如果他們在研究中產生原創性發現當然很好，但更大的希望在於他們作為第二行動者的工作上，這包括系統地整理原創，詳細評估原創提出建議、編寫教材、授課、有針對性地從事改進性研究。中國NSFC的孟處長說，美國NSFC有專門的經費用來資助一流科學家編寫教材，說明他們對第二行動者的重視。從這個意義上講，理論研究是創新的培養基，但僅有好的培養基，並不是優質高產的充分條件。

　　與國際前沿接軌的研究工作較少，一流科學家不夠，沒有強有力的機制和組織形態鼓勵第二行動者的工作大概是我們創新能力弱的深層體制性原因。

　　背景之一：R&D的兩種模式

　　在人類歷史上，科技水平決定國家的地位，實力。冷戰時代科技是第一政治力。冷戰結束，發展經濟成為世界各國的第一要務，科技變身為第一生產力。然而，不論是政治力還是生產力，自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研發一直遵循着兩種不同的方針發展：培根模式和斯密模式。

　　●培根模式

　　大思想家培根在1605年的著作《論學術的進步》裡提出：應該以國家為主導投資研發，首先進行純理論的學術性研究，再以此為基礎開展應用性研究，從而使國家富強。按照培根模式，擔任研發的機構主要是大學和國立的科研機構。英國於1622年創立了皇家學會，法國1666年設立了科學院，奠定了現代以國家為主導從事研發的體制。名垂千古的拉瓦錫、牛頓、居維葉、愛因斯坦等眾多偉人和他們的成就均為培根模式所造就。中國文革前的科學規劃，改革開放以來的“863計劃”、973計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也應歸入培根模式。

　　●斯密模式

　　大經濟學家斯密在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裡指出，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為了求得更為豐厚的利潤，會自發地投資從事研發活動，企業雖會從事一些理論研究，但應用技術研發是其核心任務，國家終因企業獲利豐厚而富強。1764的珍妮紡紗機、1760年的瓦特蒸汽機等均是斯密模式的產物。1876年偉人愛迪生創辦私人研發機構門羅研究園，1880年以後，通用電氣、杜邦等眾多企業紛紛仿照愛迪生設立企業試驗室，最終在制度上固化了企業研發體制。

　　計劃經濟時代，斯密模式在中國無法運作，1987年中國確立市場經濟機制以後，斯密模式漸漸生效。上世紀90年代末，絕大多數國有研究機構改制為企業，聯想、方正、華為等一批國內企業設立了研究院，IBM、微軟等外資企業也在華設立研發機構，斯密模式為中國研髮帶來勃勃生氣。

　　“九五”期間，我國研發投入持續增長，2000年為896億元，為“九五”開局1996年的2.1倍，在GDP中的比重也從0.6%上升到1%，2000年國家研發經費中，國家投入占64%。2001年，我國研發投入達到1042億元，占GDP的1.1%，其中國家投入占61%。

　　背景之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C)

　　在採訪中，不少在國外工作過的科學家告訴記者，中國NSFC運作透明、公平，與美國NSFC沒什麼差別，於是記者來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科學部綜合處，處長孟泰興長期從事科研管理工作，她向記者介紹了中國NSFC的情況。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由國家財政支付，基金局時代，每年經費只有3000萬元，成立基金委的1986年經費8000萬元。自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投入力度加大，1999年突破10億元，去年15億元，今年將達到20億元，每個項目的平均資助力度也從初創時的3萬～5萬元發展到20萬元。

　　中國NSFC資助的形式多種多樣，其中自由申請項目在年度經費中所占比例最大。孟處長說，科學家可以根據自已的興趣愛好隨意申請。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常務副系主任楊士強教授說，基金委3、4月份發指南，系裡100多位老師中有40多位遞交申請，9、10月份出結果，批下來16個，清華申請命中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兩倍。

　　針對人而不是課題進行資助，是中國NSFC項目的另一個特色。上世紀80年代末，不少在國外學有專長的青年科學家回國，和國內的科學家相比，他們什麼都沒有，需要買設備、招研究生，搭個“攤子”，才能搞研究。1987年中國NSFC設立了青年科學基金，一次性地給些經費，讓他們安個家。孟處長說，現在不少年青人水平不比老專家低，青年科學基金不再限於海歸，只要35歲以下的就可以申請。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是另一種資助人才的方式。如果一些科學家，不在一個單位，有共同的主攻方向，配合得好，就可以申請此項資助。孟處長說，中國NSFC並不在意他們研究什麼，給他們以較大強度的支持，每年120萬元，希望能為他們創造相對寬鬆的研究環境。

　　每年3月報申請，申請表一式六份。從4月到5月，申請表送給同行專家做書面評審，中國NSFC的工作人員將同行專家的意見匯集起來，提出資助建議，7、8月份，請來權威專家審批，12月前分完經費，中國NSFC還設有專門的機構處理投訴。孟處長說，大家覺得中國NSFC比較公平，主要得益於這種機制。另外，中國NSFC不是國家部委，沒有下屬單位，對所有科研機構比較容易做到一視同仁，有利於公正運作。

　　除中國NSFC外，國家教委主持的“973”是另一種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資助計劃，國家科委主持的“863計劃”中也有一些理論研究項目。2000年，全國用於理論研究的經費約為50億元，估計今年可能超過80億元。

　　背景之三：第一行動者vs.第二行動者

　　第一行動者做原創性發現，第二行動者在原創發現的基礎上採取進一步行動。毫無疑問，第一行動者的原創性發現可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比如諾貝爾和他的炸藥，第二行動者的工作也常常效益驚人，比如人們熟知的圖形用戶界面故事。有資料表明，第一行動者的年平均回報率為19%，而第二行動者為33%，多麼巨大的差別!第二行動者的價值常常高於第一行動者。

　　第二行動者的工作可能是改進原創，使之可以付諸實用；也可能將原創改寫成教材，作為知識傳授出去；還可能提出方向性、戰略性的重要建議。世界一流大學之所以一流，美國之所以率先研製出原子彈，都應歸功於第二行動者。也就是說，通過第二行動者，科技不僅轉化成生產力，還轉化成民族的教育、國家和企業的戰略。

　　不過，第二行動者並不是二流科學家，只有與第一行動者水平相同的一流科學家才是合格的第二行動者。

　　應用研究：“大器具時代”

　　應用研究常常以開發具有特殊功能或性能的新式器具為目的。

　　通常認為，應用技術是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發。發電機和電動機是在法拉第電磁理論的基礎上研發的，馬可尼根據麥克斯維的電磁場理論開發了無線電報機。但是，科技史上不少偉大發明並沒有科學理論的影子。發明蒸汽機的瓦特沒受過任何科學教育，只是一名技工，不懂力學和熱力學，發明電燈的愛迪生在世的時候，物理學家們還不知道發光的原理，在培根式科學還沒誕生的中世紀，人們已經發明了輪子、曲軸、帆和指南針。

　　因此，理論研究是應用技術的來源，但不是惟一的來源，人們在實踐中的發現、積累和原有的技術也是應用技術的來源。前者可以歸結到人類歷史中哲學思維的理性傳統，後者是工匠們不斷改進技藝性傳統。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以來，這兩個傳統相互融合，在應用技術的進步中共同發揮作用。企業家獲利的欲望和追求新事物對研發人員產生的刺激在市場機制下相互激發，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類乘上科技的快車不顧一切地向前飛奔。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以後，市場的魔法點着了理性傳統的火焰，給技藝性傳統注入了興奮劑，使中國的應用研究在與世界同樣的跑道上抬腳起跑。

　　“863”：搶救中國科技

　　“863計劃”是中國最重要的應用研究計劃。它在國家主導下開展，屬於培根模式。

　　偉大的思想使人敬仰，傑出的器具令人敬畏。科技通常落實為傑出的器具，才談得上作為政治力或者生產力發揮作用。沒有人害怕愛因斯坦，但所有的人都敬畏原子彈，沒有人擔心馮·諾依曼，可是世界上很多人忌妒PC機。科技以原子彈的樣式變成了強大的政治力，又以PC機的模樣變成了改變人類文明進程的生產力。

　　西方文化的大器具情結十分深沉，可以追朔到古希臘神話里半人半神的英雄和歐洲傳說中的巨人，大炮、大船、大飛機、大導彈和大計算機都是讓他們着迷的玩意兒，孔夫子以德服人的把戲太虛偽，遠不如以力服人痛快。

　　按西方的價值觀，里根總統和他的人民需要新式的大器具支撐那種偉大的自我感覺。冷戰年代的蘇聯也信奉大器具哲學，傾全國之力，努力用科技創造大器具，使其充任第一政治力。在這種刺激之下，1984年，里根時代的美國拋出了富有好大喜功色彩的“星球大戰計劃”。由於擔心美國未來的高科技新型大器具會導致技術全面升級而使自已被動，次年，歐洲啟動了“尤里卡”計劃，希望在高科技器具競爭中有所作為。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剛從文革的惡夢中醒來，分了田，建立了特區，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商成為一時之熱。人們先是在耳力所及的範圍，接着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發現了一些富者，社會價值觀的大牆上出現了破洞：“科學家不如擦皮鞋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教師不過是孩子王”。這些當時社會心態的真實寫照使得高高在上的科技工作者面臨重新審視其地位、價值的壓力。

　　16年過去了，“863”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再看體制

　　1983年，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曾組織上千名專家就應對世界新技術革命進行研究，最後竟沒能提交有價值的戰略性建議。四位科學家並不負有為國家提供戰略建議的責任，他們此舉系盡道德性義務，而非體制性任務。李國傑院士2001年曾說：“現在的問題是科研經費增加了，但科研決策能力、特別是選擇做什麼的能力並沒有成比例地提高”。“863計劃”是典型的一流科學家在體制外作為第二行動者發揮作用的事例,它的成功，促使一些科學家脫開體制，向最高當局頻頻上書，以期意外驚喜。看來，建成可靠的、確保一流科學家作為第二行動者有效發揮作用的體制16年前是，今天仍是我們不能迴避的話題。

　　●走出兩彈一星

　　“兩彈一星”是中國科技界永遠的驕傲，人們將其視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成功範例。兩彈一星是在國際政治經濟對華訛詐之下，以國家為主導，集中全國資源，掌握關鍵應用技術，製造出對抗外部壓力的大器具。這是典型的培根模式，是以科技作為政治力的成功案例。

　　把科技視為生產力，並不意味着已經掌握了將科技變成生產力的方法，更多的是一種願望。“863計劃”體現了“兩彈一星”的精神，那時的目標是拯救國家主導的科技力量，使之能繼續作為政治力發揮作用，為以後變為生產力打下基礎。

　　“863計劃”十周年時，當時的國家科委副主任，主管“863計劃”的朱麗蘭總結的第一條是“突破了一大批重大關鍵技術，縮小了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863計劃”十五周年時(2001年)，中國青年報記者江華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今天，‘863計劃’不僅使中國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動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術領域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一些方面可以與世界技術前沿直接對話，這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自主發展高技術、參與國際競爭的信心。”這樣的話聽起來與中國在體育運動上拿牌，奪取世界冠軍頗為類似，但沒有人將體育視為生產力。可見，“863計劃”的評價指標中，排在首位的仍是其作為政治力的成就。

　　王大衍院士說，“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是鄧小平在‘863計劃’實行五年以後提出來的。這相當於發出指令，科技與生產力之間的相似符號必須換成等號，要求中國科研走出兩彈一星定式。問題在於中國只有將科技作為政治力的經驗，中國科研只有培根模式的經驗。於是，與當代中國所有事物一樣，“863”在國家主導下走上高科技產業化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