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粉碎“四人帮”刚刚不久，百废待兴，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上海交
通大学决定恢复理科系，应用物理系于 1978 年 9 月正式成立。我有幸成为物理系的党总
支书记，参与了筹建建设物理系的工作。

　　建系之初，一切从零开始，正如有些老师形容的当时物理系几乎处于“四无”状态 ,
即“无明确发展方向、无专业师资、无教材、无实验室”，真是困难重重，重重困难。然
而物理系的领导班子认为从学校大局出发，为了建设高水平的交大，学校领导恢复物理系
是十分正确的决策，于是我们开始了义无返顾的艰苦创业。在以后的日子里，应用物理系
三年一个台阶，五年上一层楼，十年在全国工科院校的物理系中占有了应有的地位，在几
代人的努力下，应用物理系有了今天的成功。

　　我和物理系的教职工共同走进了创业开始的七年、风风雨雨艰苦奋斗的七年。今天回
忆起来，许多往事历历在目，许多生动的故事如电影一般浮现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最难
忘的是为恢复应用物理系付出辛勤 劳动的 老师们！

　　一、千方百计引进学科领航人—方俊鑫教授、蔡建华教授提到应用物理系，首先想到
的是 方俊鑫教授和蔡建华教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方先生， 蔡先生，就没有物理
系今天的成功。可惜他们两位都已离我们而去，今天当我追忆他们的时候，依然心酸、心
痛，眼泪夺框而出。

　　应用物理系刚刚挂牌， 1946 年—1952年曾在交通大学任教的 方俊鑫 先生以极大的
热忱表示愿为母校的物理恢复出力。当时他是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著名教师，在电介质物理
、非线性光学研究上已有建树，复旦大学当然舍不得方先生调来交大任教。

　　为此我们一次次到复旦大学， 从方先生所在的教研室主任到系党政领导、再到学校组
织部、人事处请求他们给予我们支持。尽管有时他们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但为了物理系
的发展，我们可以说“都忍了”。同时我们又一次次地拜访方先生，请教他对物理系的学
科方向、布局、实验室建设，方先生都一一给予指点。由于暂时无法办理调入手续，我们
请方先生当顾问，他立即答应每周来交大工作一天。此事让学校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知道
了，他表示可以用自己的小车接送方俊鑫教授，使方先生大为感动。在方先生做顾问的一
年多时间里，他根据物理系原有基础，看准物理界未来发展前景，又考虑交大强大的工科
背景，确定了固体光学为应用物理系新的发展方向。还在此基础上开辟导波光学，集成光
学领域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室。并且制定了激光、固体物理、理论物理、晶体物理大的布
局，对于如何处理量大面广的普通物理教学和发展专业物理的关系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更
为可贵的是 1979 年他未正式调来交大，大胆而有预见地一次招收 22 名学生的研究生班
，由于成绩突出，校领导破格同意整个班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数成了
物理系的骨干，并出了几任系领导。

　　从每周一天的顾问，到每周两天来交大实质性工作，直至 1980 年 方 先生正式调入
上海交大应用物理系，我们为之锲而不舍的努力再努力，虽然十分辛苦，现在回想起来是
十分值得的。方俊鑫先生进交大后更加加倍地投入工作，为了系的建设他可谓呕心沥血，
忘我工作。在科研上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在教学上满腔热情培养扶持年青一代，他是应用
物理系公认的学科领航人。

　　我眼中的方俊鑫先生，是长辈，是老师，更是挚友。他和我谈工作，谈生活，谈人生
，谈爱好。有时他来办公室交流，有时我到他家去串门，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物理系的发
展，学校的发展。方先生曾多次对学校存在的矛盾直面呈书，受到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赞扬，并将此建议转发全校，号召全校教职工学习他的主人翁精神。

　　方 先生对应用物理系的另外一大功劳是，推荐并帮助物理系引进另一位学科带头人
蔡建华 教授。在方先生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当时已是南京大学教授，年富力强的蔡建华
来到母校交大，并与党委书记邓旭初同志见面。为了引进蔡建华教授，我们物理系总支往
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一次次拜见、请求，一来二往几乎与 蔡 先生所在的教研室、系领导
交上了朋友。我们还为蔡先生的调入从家庭、住房到生活细节都作了贴心的安排。我们的
真诚取得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和南大校领导的理解、支持， 蔡建华 教授终于引入了上海交
大。

　　来校后，蔡先生满怀振兴母校应用物理系的热忱，立意亲自逐门讲授系的全部课程，
从教材到教学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革，带头讲授热学、原子物理等基础课程，为名教授上基
础课树立了榜样。

　　蔡建华 教授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勇于开拓。是中国超导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进
入交大后他以更大热情投入高温超导研究，取得突出成果，并在全国掀起高温超导研究的
热潮。他还开拓了金属超晶格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涉及平衡及非平衡态统计物理等前沿。

　　蔡先生对物理系另一重大贡献是推进物理系国内外合作交流。他多次在交大主持全国
性的讲习班及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应邀出访欧、美、日、澳等国家，将一批青年学者带出
交大，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蔡先生同样是我十分尊敬的教授，又是一位知心朋友。他一生坎坷，十年动乱中几乎
丧生。调入交大以后，对于他过去受的伤害，无论政治上、生活上我们都给予深入关心，
与他及他的家人我们都能十分坦诚地交换意见，将他们该解决的困难一一落到实处。我们
工作最好的回报就是 蔡 先生对事业发展的投入，对物理系发展的热忱。 1988 年 11 月
他住院手术后，还从医院多次赶到学校参加学生论文答辩，在病床上批阅学生毕业论文。
在生命处于垂危时刻，他想到的还是物理系的发展，含着热泪向前来探望的交大领导推荐
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博士导师来校工作。

　　方先生和蔡 先生对应用物理系的贡献将永远记在我们心中。

　　二、认认真真办实事、发挥广大教师积极性

应用物理系建系于 1978 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广大知识分子从“奥老九”
变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大家都想用加倍的努力把“十年”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然而他
们许多人在“文革”中受到各种伤害，造成许多困难。他们需要政治上信任，重新点燃蕴
藏在广大教师心中的进取心，同时十分需要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消除“后顾之
忧”。

　　到 1981 年物理系已有 119 人，其中中高级知识分子 85 人中有 66 人有各种需要解
决的问题。包括夫妻分居、业务不对口、住房困难、“文革”中被冲击的遗留问题等等。
平心而论，系总支是学校的一个基层组织，手上很少有实质的资源，再说“十年动乱”刚
刚结束，学校资源总的也十分匮乏。面对这些问题，我系党总支、党支部和广大党员满腔
热情，细微认真地做了大量过细的工作，除了 平时和 老师们交朋友，促膝谈心，了解情
况外，每年寒暑假走访教师家，送上一份问候，成了我们系的一项传统节目，以诚相待、
相互关心成为物理系的一种文化，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连续几年我们系的骨干走访工作延
续到大年夜，感动了许多教师及他们的家庭。对于教师们存在的困难，能解决的尽快解决
，一时不能解决的一方面向学校有关部门做专题汇报，争取支持，另一 方面向 老师说明
情况，得到他们的谅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努力，我系先后解决夫妻分居 19 人
，住房得到改善 44 户，“文革”中受冲击遗留的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 解除了 老师的
“后顾之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首先表现在广大教师发扬了主人翁精神，经常为
系及教研室的建设“出谋划策”。 1981 年底 方俊鑫 教授给党总支写了一份信，对系
的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提出许多积极性建设，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系有一
半以上教职工通过各种形式对系的建设提出意见。如普扬教研室梁子松教师连着给党总支
写了三封信，对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提出了要解决的六个问题，对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关系
提出六点看法。激光研究室 胡齐丰 老师在春节期间三次到系领导家中，为研究室和系的
学科方向献计献策。

　　同时，出现了许多为物理系拼搏的感人的人和事。

　　常务副系主任陈益新老师主动离开绝缘专业加盟物理系。建系之初有大量的日常行政
工作，同时他还兼任固态电子学研究室主任，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仅1980 —1981年
担任“电介质物理”和“专业外语”两门课，指导研究生3名，主持集成光学、频谱仪及等
离子可蚀等三项科研项目，参加二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接待美国访问学者多人。时间不够
用，开辟第三单元，甚至“第四单元”，一年中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实验室，晚上
十点半以后才回家，把星期天当星期七。没有暑假、寒假，春节休息几天也作为家访时间
。创业阶段的系、教研室的一批骨干，大多数 都和陈 老师一样超常规地付出，因为有此
，物理系才有超常规的发展。

　　更值得一提是普通物理教研室的广大教师。因为77级、78级两届学生入学时间只差半
年，所以造成1979年上半年两届物理课重叠，等于在半年中承担了双份教学任务。1980年
学校要求物理课提前 10 周开课，又出现了1980年下半年两届学生又重叠。1981年学校又
要求试行物理课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上课，而且先补18学时的微积分，因而从1979年至
1981年普通物理教研室的老师每年有新的任务，每年有新改革。绝大多数老师用加倍的时
间备课，翻阅各种参政书，完满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1982年物理教研室老师又开始筹建
开设实验，自己做演示教具，搞实验录象，化的时间比原来教学多上一倍，但只要对提高
教学质量有好处，他们不惜化时间去做。“普通物理”这门老交大的“霸王课”，在恢复
物理系的前三年，教学改革取得可喜成果，得到学校肯定。“普通物理”这门上海交大的
重要基础课，作为品牌课，名牌课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离开物理系已20年，但是与物理系老师们共同奋斗的七年一生难忘，最最难忘的是创
业初期的物理系的老师们！

陶爱珠

2004-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