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有一条繁华的街道，最近被正式命名为“马友友街”。

马友友何许人也？如果在世界乐坛众多大师级演奏家中，设有“首席演奏大师”的话，那么，“大提琴首席演奏大师”当推马友友无疑！

马友友是华裔，1955年生于法国巴黎，4岁起由父亲启蒙学习大提琴，并和家人迁居纽约。中学时就读世界一流的朱丽亚音乐学校（美国）师事李纳德-罗斯(Leonard Rose)，学到第七年要拿文凭时，他却毅然退学，去哈佛大学读与大提琴 “毫无关系”的人类学。1976年，他获“人类学博士”后，却又“抛弃”人类学重新拿起了大提琴，几经奋斗，终于成为国际音乐界勿庸争议的首席大提琴演奏大师。且不谈马友友在古典音乐界里做出的贡献，即便在普通大众心目中，他也是上帝派来的耶稣，是音乐教义的布道者。在美国一年一度专为他举办的露天义演音乐会中，人们聚集在一起，或坐或卧、或相拥相抱，面带微笑聆听他的演奏。许多白人女孩眼里含着泪水，几次欲挣脱男友的胳膊，恨不得在他的琴声中安然逝去！

这就是音乐创造的奇迹:它能够融合不同肤色人种的情感，感人至深，在内心里激起波澜，产生共鸣，使那些平庸甚至亵慢的人一瞬间人格得以升华。

那么，既无音乐学院毕业文凭也无国际大赛获奖背景的马友友，何以能够做得如此辉煌？

我们在采访这位久仰大名的超级大师时，我专提那把不开的壶，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哈佛大学读人类学？” （言外之意是：你连音乐学院的文凭都没有为什么琴拉得这么好？）没想到大师一点都没有“生气”，十分平静地说：“文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学科都是音乐的‘背景’，了解这些学科对音乐本身就有很大的帮助。”

人类学“博士”的一句话，道理并不深奥，也没什么难懂之处。可惜，真正能够深谙其中奥妙，肯向音乐专业之外的学科寻求灵感和帮助的现代“音乐家”们，好象并不太多。

国内音乐学院（包括综合大学音乐系）专业成绩要求很高，但文化课（高考）只需二百多分便可过关；有“艺术特长”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享受加分（实为扣减）的“优待”；音乐院校的附中（初中及高中）不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我采访过的一些音乐家中，“副教授”说起话来词不达意，“讲师”连自已的名字都写不连贯，“研究生”不知莫斯科在北京的哪个方位，的确真有其人。

数年前，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德国一位钢琴家（可惜名字忘了）开了场独奏会。前半场放映科技幻灯片，由于是德文，当时没过多地留意。下半场，真正的音乐会开始了。他演奏了李斯特、肖邦、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其中不乏技巧高深之作。他的演奏层次分明，逻辑性极强，处处流露出超人的睿智，很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绝对是大师级的风范，行家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后来一打听，原来此君并非职业钢琴家，他是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开头放的幻灯片就是介绍他诺贝尔奖的成果。哦，原来如此！

我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音乐人听，以此来说明我对音乐的看法:音乐不仅仅是技术和能力的结合，更需要有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去滋养。音乐的终极目的，是用音乐的语言去感染人，而绝不是用艰深奇诡的“技术”去吓唬人！

在小提琴界，能够演奏“帕格尼尼”（一种技巧十分艰深的作品）的人满大街都是，但最终成为演奏大师的，却少之又少。反过来，一些公认的大师如大卫·奥依斯特拉赫、西盖蒂、克莱斯勒、梅纽因等，很少演奏帕格尼尼，却丝毫无损大师的形象。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康的人，只要方法得当，练琴刻苦，就能学到一手好技术。而想成为演奏大师，则必须要具备“音乐之外”的功夫的！

各门学科与音乐相融造就大师的事例，早已有之。指挥“帝王”卡拉扬（KARAJAN）的主要专业是绘画和雕塑，因此他的音乐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雕塑般的音乐造型；与卡拉扬不分伯仲的指挥大师伯姆（BOHM），具有法学博士学位，因此他的指挥具有端庄、严谨、清晰、紧凑和深邃的风格；被称为“罗曼德之声”的瑞士罗曼德交响乐团的创始人、大名鼎鼎的指挥大师安赛尔梅（ANSERMET）是著名的洛桑大学数学专业的高材生，有人评论他的音乐对节奏、音色、力度等控制出神入化，具有精密严谨的逻辑和万花筒般的色彩，毫无疑问，这应当归功于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今年4月20日刚刚谢世的意大利著名歌剧指挥大师西诺波利（ SINOPOLI）是一位脑神经外科医学博士，他和他的德累斯顿国立歌剧院的演绎被行家评为大胆、镇定、细腻和精确，将埋藏在乐谱中没有被人们发现的魅力全都表现了出来，这无疑与他的“手术刀”的“修养”有很大关系。再来看看小提琴演奏大师：梅纽因没进过音乐学院；克莱斯勒曾是维也纳著名的外科医师；斯特恩几乎是靠自学成才；胡伯曼、里奇等大师的“专业”与音乐并无联系。但是，这些大师对小提琴的贡献之大，是无法用词汇去抽象归纳的！钢琴界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世纪最杰出的四大钢琴家，依次为：鲁宾什坦、塞尔金、霍洛维茨和李赫特（相信这个名单不会引起争议）。“巧”的是，四位大师中，前两名都不是学院科班出身。鲁宾什坦学识渊博，通晓八国语言，“一战”时曾任盟军司令部翻译;赛尔金早年遍访名师，除钢琴之外还学习作曲（他是勋伯格的学生），后来成为美国几所著名音乐学院的教授，其创办的马尔波罗音乐节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音乐活动之一;霍洛维茨少年时就读基辅音乐学院（中学），但同时还在普通中学读文化课（这一点十分重要）；李赫特早年是自学钢琴，并曾做过合唱团辅导教师及乐队指挥助理，22岁才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接受正规教育。

以上列举的音乐大师的名字，任何一个对古典音乐稍有了解的人想必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在一次直播节目中，我们发起讨论;现代科技给古典音乐带来了什么？答案令人触目惊心;它足以令指挥家改行、演奏大师跳楼！

我告诉听众，本人曾亲眼见过一台音乐会演奏级的YAMAHA钢琴，正常情况下，它可供录音和开演奏会用，但是如果给它接上电源，就变成“无人钢琴了”，可以“自已”演奏。任何一部钢琴作品，无论它难度系数有多大，只需将乐谱“格式化”，就可以通过每个琴键下面电敏感元件吸附琴键使之下沉——敲击琴弦发出声音。琴键下沉（即琴锤敲打琴弦）的深度和力度，可根据谱面要求作出轻重缓急的“表情”，使音乐变得美妙动听。电子（声）音乐我们已习以为常，它是通过电子元件来发音，其声音不同于“木质”乐器；而这架钢琴是通过电能来驱动机件，发出与木质乐器一模一样的声音，就像是人在弹钢琴一样。这是演奏史上的一大革命！钢琴大师霍洛维茨有一次在演奏一首十分炫技的作品时，双手十指忙不过来了，灵机一动，用鼻子去帮忙，被人称为“上帝的十一个手指”。可惜他只有一个鼻子，而且还很难保证随叫随到。但如果是“无人钢琴”，情况就简单得多了！“格式化”时，只要你高兴，它可以有十二个手指、十三个手指甚至八十八个手指（钢琴有八十八个琴键，当然没有必要这样做），可以达到任意的速度和力度要求，且十分精细准确，任何“技术问题”都不复存在了！相信那些每天在琴房里苦练“技术”的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后，都会哭着与我联系要改行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

但是，“无人钢琴”之类也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个性，缺少人情味儿。它的所谓的“技术”和“精细”是来自机器本身的，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因而无法具备“人类钢琴家”所具有的灵性、个性和神韵，根本就不是音乐艺术，是“另类”。因此，我们主张演奏家们在必要的技术保障的同时，更应该以其与众不同的“音乐”作为立足之本。一个没有“音乐”的演奏家，总有一天是要被“无人钢琴”所淘汰的。“音乐”何来？它是你的修养、素质、审美趣味、个体生活史等 “文化”范畴的综合体现。“音乐”基本与“技术”无关。一个修养不高、素质低下、审美趣味粗俗、生活体验单一的“音乐家”，技术再高明，如果音乐只是白纸一张，就不会为时代所看重，他也不可能用音乐去陶冶人、感染人！这是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谈到的一个观点。我们认为，经常“灌输”这些观点，是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的社会责任之一。

贝多芬在弹奏自已写的钢琴奏鸣曲时，往往因技术的不高明而被迫“偷工减料”。但是，他的“音乐”却丝毫不因技术而受影响，反而更加吸引人，令人驻足聆听，感慨万千！回过头来想想，当今如果哪个学生弹贝多芬奏鸣曲哪怕只错了一个音，都可能影响到拿毕业文凭呢。二十世纪首席钢琴大师鲁宾斯坦（A·RUBINSTEIN）以演绎肖邦出名，不过，你用现代的审美方式去听他的唱片就会“大失所望”，错音比比皆是，几乎到了“无错不成曲”的地步，连他自已都说自已是“钢琴家中硕果仅存的误弹冠军”。这“水平”要是在现在，恐怕连音乐学院的门都不让进呢。但是，如果你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他的肖邦弹得更好，我就敢唾你的脸，骂你是个笨蛋，根本就不懂古典音乐！鲁宾斯坦打破了一二个音的和谐，却换来了整部作品的淋漓尽致；他牺牲了一二个音的准确性，得到的却是精神上的彻底放松，无拘无束放心大胆地去营造他的音乐宫殿，如入无人之地。这是何等样的气魄，何等样的畅快，岂是庸俗之辈所甘愿为之的！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数字化时代”。其实，“数字化”并不仅仅指计算机及其互联网的运用，它已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经常可在电视中看到“歌手大赛”之类，选手的得分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且不论分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仅是这种用分数来衡量音乐的做法，便知“数字化时代”其言不虚。谁都知道，音乐这门艺术是很难用“数字”去量化的，尤其是“音乐感觉”，更是玄之又玄，无法用语言说清楚。据说，以前有一个学生报考音乐学院，主考官不喜欢他（或者还有其它原因），没有录取。考生去找考官，考官只说一句“乐感不好”就打发他走人。但是现在不行了，他的成绩必须“数字化”，必须以理服人才行。虽然“乐感”无法“数字化”，但另一种东西倒是可以的，那就是“技术”。假如每弹错一个音倒扣一分，二个音扣二分，以此类推，则成绩（分数）便立马可见，且证据确凿，不容翻案！因此，大家都拼命去练技术。至于乐感，那是“与上帝有关”的，就不在“练习”之列了！

胡伯曼（HUBERMANN）是波兰犹太小提琴大师。评论界一致认为他有“鲜明的个性，非凡的气魄”，是二十世纪早期最有个性和学识的大师之一，曾引起著名乐评家汉斯立克的注意（汉斯立克连柴可夫斯基都不放在眼里），批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粗俗，许多优秀小提琴家因此不敢演奏这部作品，他还当面为作曲大师勃拉姆斯演奏，令这位年迈的大师非常感动，永难忘怀。

那天，我们编排了一组胡伯曼三十年代演奏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节目进行到中途，一位“小提琴专家”打电话给我，非常“气愤”地说：“这是谁拉的，连音都拉不准！贝多芬怎么能够这样拉！”这位专家也许不知道胡伯曼何许人也，说他音不准，其实是胡伯曼极富个性地在某段用“下滑音”手法演奏，听起来有点儿 “不顺”的感觉。至于说到贝多芬的作品为什么不能这样拉，要那样拉，倒是见仁见智，很难统一标准。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位专家没听过贝多芬本人亲自演奏的录音（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录音机呢），贝多芬本人也不会给这位专家面授什么机宜。既然如此，怎么就认为胡伯曼的演绎“不对”呢？这位专家显然是亲技术薄音乐。试想，连二十世纪一流大师的个性化演绎都横加指责，那么，他（她）的弟子平常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可想而知了。挂罢电话，几经犹豫，我们还是按计划把这组节目完整地播了出去。后来证明，这组节目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很多朋友至今谈论起“胡伯曼”时仍津津乐道。

贝多芬说过这样一句话:“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规则、方法、技术等只是载体，是实现完美音乐的手段而已。全才的音乐家固然十分之好，但是，如果技术与音乐不能两全，那么，首选的一定是音乐！这是我们节目编排的一贯原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节目中很少播出“技术”高深但音乐“难听”的“现代派作品”，以及技术无懈可击但文化含量很低的“当红名家”的原因。

如果通过我们的节目，使“学音乐的”更注重“读书”，“读书的”在音乐中陶冶情操，把最具文化品味的音乐作品奉献出来，这才是古典音乐节目主持人应尽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