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清交合并的历史

沈君山

早在三十一年前就有清交合并之议，那时清华虽称大学，只有一个
半院∶理学院和原子科学院（原子科学院只有一系，徐贤修校长说最
多算半个院），校地八十一甲。交大学生人数和清华差不多，都在一
千人左右，但校地只有九甲，称交大工学院，系所集中在电子科学方
面。1973年初，原在加拿大任教的盛庆来应聘回来担任交大工学院长
（其实就是校长），返国之前，先到Purdue 来拜访徐先生，那时我
已接受徐先生的邀请，回台担任清大的理学院长，盛在见完徐后，约
我到他住的 Union Hotel 晤谈，商议如何共同努力合作办好清交两
校，他从徐那里听说清大也想办工学院，相当担忧，因为那时回国的
人很少，若两校竞争，交大的发展必然受影响。他希望清大专办理学
院交大专办工学院，两校合作，他说的虽不无道理，但我知道徐先生
早有办一完全大学的雄图，以徐先生的个性，要他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乃据实相告。两校办成一完全大学的构想，不约而同的浮上我们心
头。盛是一个务实理性的学者，那天我们谈到深夜，他很诚恳的告诉
我，假若此议行得通，就请徐来做校长，他负责工学院，我负责理学
院，其他学院慢慢再发展起来。后来校名也想好了，就叫梅竹大学，
那是因为当时我已曾客座回清华几次，参加过梅竹赛，对梅竹良性竞
争的精神很向往的缘故。盛离去后，我在和徐先生轻松闲谈时，趁机
提起此议，并且说可以在理学院中设分子生物所、历史研究所等等，
作为生命科学院、人文社会学院的胚胎，完整大学的影子就出来了，
当时徐先生只笑咪咪的听，也许因为正要争取我回来，帮他“看家”
，对如何发展成完整大学表示很有兴趣，但对与交大合并之事，却虽
未说否也未说可。

1973年夏初， Purdue 一放假，我就回到清华，盛已经先回来了，
他对两校合并的事，热情减少许多，显然支持交大复校最力的老校友
们给他浇了冷水。但我还是把几个月前我们在 Union Hotel 一夕长
谈所得的协议，配合徐先生发展清华的构想，写成一个说帖，呈给徐
校长，他对以理学院为核心，延伸发展其他学院的规划，十分赞同，
但对清交合并的建议，却有他自己的看法。首先，对于改名《梅竹大
学》，认为“谈都不要谈”，他说“梅竹这两字用作梅竹赛的名字是
很好，但那是小孩子热闹玩玩的，怎样可以取代清华作为校名！”然
后给我好好的上了课清华大学史，从水木清华取名之始到梁王陈赵四
大师的汉唐盛事，用他一贯热情洋溢的声调，眉飞色舞的如江河之奔
腾直下，最后终结∶“清华大学就是清华大学，他们那个工学院要并
进来做电子工程学院，那可以。”最后想想，又加了句“交通工学院
也可以商量。”这些话不是只对我说，好几位教员都在场，传出去到
交大，当然把他们气坏了，合并之议遂罢。

其后数十年，清交合并的建议不绝如缕，但也只是说说，没有像19
73年那次那样具体。直到90年代李远哲回国后，才又认真提出。

李远哲对他认同的事，不吝参与，而且全力投入，持之以恒。这些
可敬的性格，再加上他诺贝尔奖得主的身分，和当时「台湾人出头天
」的气氛，使他回国之初，如天神下凡，既是太学祭酒，又为总统国
师，许多事都找他出来领导。作为一个学者，其际遇之隆，影响力之
大，中外历史上恐怕都少有，可惜他菩萨不做做主持的个性，容易发
生错误也容易得罪人，再加上因为热心，对有些自己未必熟悉，个性
未必适合的议题领域，也一样投入，光环很快的被折损。在今天看来
，这不但是他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但在当时，大家都不这
样想，朝野都争著要他出来做事，分享他的光环。

李远哲回国后，第一个投入的领域，便是教育改革，这也是他最感
兴趣的领域。1994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由李担任召集
人，教改列车正式启动，我亦被邀参加，并且担任高等教育组的召集
人。从70年代初起，我便认识李远哲，后来我在国内的一些活动，他
也看在眼里，对我的理念热诚和为人做事的缺点，都了然于胸，成为
教改委员和高教组的召集人，与他对我的认识，或许亦不无关系。

除了每周六一次全部委员的会议，高教组的分组研讨会，李远哲也
常来参加，他希望我以清大校长的身分，推动两件事∶单独招生和清
交合并。单独招生，1974年前后清华就推动过一次，当时我是最热心
者。和清交合并不同，对于单独招生徐贤修校长是全力支持的。但因
为台大还是联考主力，清华要单独硬拼，困难极大损失也极重，扰扰
嚷嚷一番，最后无疾而终。

二十年后，李远哲又希望清华开风气之先，将联考一点突破，全面
击溃。但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而客观情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台大依
旧留在联招里面，清华向之挑战，就如弹珠碰石头，能否击碎石头颇
不可知，而弹珠却必先粉碎，所以我坦白的告诉李，除非台大也退出
联招，站在清大校长的立场，我不会领导清华去退出联招，清华不必
为天下先的去做牺牲。至于清交合并，因为二十年前就曾努力过一次
，初闻此议，也十分心动，李远哲提出此议，原因也很单纯∶他认为
台湾的教育资源，只够支持一两所一流大学，清交合并后，便是最适
合的候选者。

但我在仔细考虑后，态度转趋保留。当时两校环境，和二十年前已
完全不同，清交都已发展成熟，成为重叠性高互补性低学风传统却大
相迳庭的两个理工大学。合并困难多而利益少，当时又没有特别补助
款的金钱诱因，在高教组中讨论了一两次，也是教改委员的交大邓启
福校长和我都认为不宜多此一举。此案后来连向全体委员会议也没提
出，教改会就结束了。我和邓校长也随即退休，此事似乎也就过去。

但是，当然，并没有就此过去。清华在我的前任刘兆玄做校长时，
经费充裕达到最高潮，以后就急遽下降。一方面宪法规定教育经费占
总预算15﹪的下限被取消，一方面教改所衍生的广设大学和绌有余而
补不足的社会主义办学心态，使得清华这样少数两三个勉强及得上国
际二流水平的台湾顶尖大学，资源大幅缩减。对此我在上任时已感觉
到，而且预见此趋势将继续下去。与交大合并虽不可行，清大独立发
展提升学术水准也不可能。对于如何结合校内外资源，仔细考虑后，
制定一个务实的战略方针∶“教学上与交大高度合作，研究上与中研
院高度合作。”

清华与交大因为同质性高，故合并困扰多而效益少，一位曾任政务
官的交大教授曾经评论过清交合并为“两个男人怎能结婚”，其语虽
谑，却颇能一针见血。但正因如此，虽不宜合并，合作却极有效，所
以一开始，就向这个方向努力。非常幸运，那段时期交大的校长邓启
福是位心胸开阔又极务实的学者，终我校长的任期，我们的合作都非
常愉快。上任一个月就恢复了中断已经数年的梅竹赛，此后陆续签定
了课程互选，教授合聘，图书资讯共享等协议。本来，在最初的构想
中，还有兴建两校学生合住的宿舍以及两校师生合用的体育设施等，
但自1993年后，教育部就没有再核准过清华任何一个新建筑的经费，
因此，硬体设备合作的构想，就只有停留在构想的阶段了。

与交大在研究领域合作，因为两校水平相近，可以节省经费，却难
以提升水平，但和中央研究院合作，却完全不同。而且那时正有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国家科研发展的架构上，中研院是在全世界都独特无二的一个大
机构。它成立之初，原是一个虚体。设一个总部，选几个院士，如此
而已。但后来在连续几位大有为的总干事如丁文江、傅斯年等努力之
下，争取经费扩增研究所，渐渐成为一个日渐庞大的实体。政府迁台
之后，它经过逐次跃进，到今天，其研究经费，研究人员（含支援人
手）已经超过全台大学之总合（不包括医学院）。

中研院还有一个无形资产——海外院士。他们中很多是已经成熟，
对本行前沿发展有宏观眼光的国际级学者。由他们通过中研院这个平
台，来引导国内的科研发展，帮助很大。

90年代开始，中研院增加了很多工科院士，他们认为中研院过去
太偏重理科，今后应加强应用科技的基础研究，乃有成立应用科技
中心之议。中研院南港院本部土地的容量已近饱和，正好清华后山新
校地的征收已经完成，乃建议就将此应用科技中心设于新竹，清华也
成立一个相应的清华大学应用科技中心，清华出地，中研院出钱，建
一大楼，充实设备，虽未必是一个中心两块招牌，至少会密切合作，
配合发展。此一构想若能实现，交大作为参与的第三只脚是绝对自然
之事。谋事在人，成事的基础也在人，领导推动此计画的，大家都认
为当时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张立纲院士是最佳人选。李院长一定和
他谈过很多次，后来清大遴选校长，张列在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和这
点亦不无关系。我还记得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之日，我和他在香港
科大临海的一个亭子，烟雨苍茫中，望著隔海明灭变幻的烟火，力劝
他回来接任清大校长，他还热情洋溢的谈起谈起清华，包括应用科技
中心的远景。可惜后来，因为国籍关系，未能如愿，一年后，张来台
担任中研院应用科技的筹备主任一年，自称是还愿，但那时他健康不
好，而且只有一年，和预期八年又是校长可以长期规划的情况完全不
同，一年匆匆的过去，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98年后，我从清华退休，不再预校事，但仍隐隐约约的知道，成立
一个以清交为核心的“大”大学的努力仍在进行，一年多前，清、交
、中央、阳明四校合组联合大学系统，曾大张旗鼓一番，还选出了总
校长，后来因为部长更迭，政策改变，新部长上台后，扬弃中大阳明
，全力推动清交合并，也算是第二波清交合并的延续，看来这一次颇
有希望成功，不过，其间经过，我并未参与，此处也不赘述了。

但是有一事与之相关的，就是清华改名。近年来，有些台湾主体意
识强的教授，一直在全力推动，1994年我初任校长时，就有教授提议
改名新竹大学，在校务会议上讨论，但投票结果以巨大比数落败。

我很了解这位教授的心情。但我认为至少在文化层面，台湾主体和
去中国化是两回事。台湾清华于1956年在新竹成立后，沿袭了原来清
华的校名校训和历史传统，但此后饮台湾雨餐新竹风，不管你当初称
它是「复校」、「建校」还是「创校」，四十八年来她已完全建立了
自己的传统，自己的风格。新竹的居民，历年的校友，对清华这个名
字也已融入了感情，建立了认同，和北京清华虽水木同源，毕竟只能
算是「近亲远邻」，这风格这传统这认同这感情却全是「台湾」的了
，事实上，我任校长的最后一年，因为希望在国际上能与北京清华有
别，曾考虑在清华校名之前，加台湾两字，成为国立台湾清华大学，
但询之于校友，反对者众，其议遂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