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已经8年。除在科大的教学和西方大学的频繁学术活动以外，他经常回中国内地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丁教授有哈佛的博士学位，有多所大学的教学经历，但他一直持一本中国护照，期待有朝一日回中国内地最好的大学执教。)
　　

　　哈佛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初、最核心的一小块，园中最古老的房子是校长办公室。谁有资格在小院子里跟校长天天一起？只有一年级本科生。

　　香港科技大学，依山傍海，非常美丽，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线海景楼，是给本科生住的。

　　内地很多高校，却是把一年级学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区……

　　角色·素质·大学宪章
　　
　　聚焦大学校长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柴子文　采访整理
　　
　　大学校长不可“做官”

　　谈大学校长之前，先设定两点基本认识。第一，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体制下，现在的大学校长作为个人，不可能是一个全才。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知识的专业化变得越来越强造成的。第二，一个大学校长，他不应该是个官僚。如果大学校长是个官僚的话，他就不可能做好校长，不可能把大学管理好，更不可能使大学朝正确方向发展

　　所谓“官僚”，就是他把大学校长这个角色，纯粹地或主要地看作一个行政职务、官员级别。一旦有更高级别的官位可以选择——比如说校长是副厅级，烟草专卖局长是正厅级——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校长的位置跳过去。以官本位的态度，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与处理事情的方式上，这样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一般来说，国内的大学校长都有一个行政级别，局级、副部级等。我理解这种行政级别的背景。但是在基本的价值取向、管理方式上是否把“做官”放在第一位，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现在也还有行政级别。但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国企主管的行政级别不断被淡化，正是在这个合理的大趋势之下，中国才出现了比较好的企业。因为企业要成功，主管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家，标准不是级别如何，而是经营是否成功。

　　当代的大学，都有部分企业管理的性质，因为有钱进来有钱出去，这点一定要承认。但是管理大学却要比管理企业更难、更复杂。官本位的体制搞不好企业，那就更搞不好大学。希望国内的大学体制改革，能够采取切实的措施，把官本位逐步淡化下去，尽快把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院长，从官本位上解脱出来。否则，国内大学的发展同中国改革开放总的取向和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大学校长素质六种

　　对大学校长而言，专业背景只是一个外在标记，学人文的也可能人文关怀很弱，学经济的也可能理财能力很差，学理工的也可能文化修养很高，这都有可能。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综合素质。

　　首先，他必须是在自己的专业里广受本国同行敬重的学者。不一定在专业上第一名，但他必须至少是中上等水平。得到本专业同行们的敬重，才可以服众；更重要的是，正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专业成就，才可以指望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会非常看重研究和教学、大学的学术进步，而不是以做官为主。另外，大学校长除了专业水平之外，知识面要广一些，至少要懂得一门外语。不懂外语影响交流、影响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第二，他不一定是教育学毕业的，但他必须在高教领域有相当的从业或管理经验，对教育事业真的很敬业。大学是非常复杂和特殊的机构，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并敬业，难以管理得好。

　　哈佛大学最近一次校长换班时，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副总统戈尔曾被提名，但很快就被排除了。他们可以很好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因为他们没有在高校的从业和管理经验，就不被信任能去领导好一个优秀的大学。最后当选的现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也曾做过美国的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但是哈佛最后选择他做校长，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而主要因为他曾是哈佛最年轻的教授、一位出色的学者。

　　第三，要有募钱的能力。即便是公立大学，这个能力也很重要，因为募得的钱可以增加大学发展的灵活性。这方面美国做得最好，形成了传统。与此对照的是英国，它最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但是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实力的大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它们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长期来形成一种不富于竞争的心态。为了能跟美国的优秀大学竞争，前几年剑桥大学请它的校友、已经做到耶鲁大学教务长的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回来做校长。这位女校长非常希望把美国募钱的做法引进到英国，但因为英国没有校友广泛回馈母校的传统，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过她还是坚持尝试，因为光靠政府的拨款，大学发展后续无力。像剑桥这样底子厚的大学尚且需要这样，中国公立大学的校长也得要学会去募捐，这对一个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制度上鼓励公益(捐赠)事业的法律和配套措施在中国很不完备，至少可以先引入信托制度来管理捐赠，让校友和社会各界放心地捐钱。

　　至于理财的能力，倒并非大学校长所必需，因为这方面可以有财务副校长和相应的行政人员来管理。

　　第四，一个大学校长同时还要有爱校如家的情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一个大学就像一个家庭，校长就是家长，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关系是当然的责任。而首先是要爱校如家，爱校胜家，对每个“家庭成员”有真切的爱护关怀。

　　举个例子，国内很多高校把一年级学生放到偏僻的分校区的做法非常不妥。在西方的好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就像家里最小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关怀照顾。哈佛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初、最核心的那一小块，学校中惟一有围墙的院子。最古老的房子是哈佛校长的办公室，那谁有资格在小院子里跟校长天天一起呢？只有一年级本科生，博士生、教授都没有资格住。这就让你觉得哈佛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家庭。我入学不久，哈佛校庆350周年，美国各界都等着看会是怎样一个隆重的庆典，结果学校宣布要办成一个家庭式的活动，学生和校友第一优先。我对此感受很深。此外，只要你在哈佛拿过正式学位，一生可以每年参加两次选举，选校董会成员和校友会的领导机构。

　　再比如，我现在任教的香港科技大学，依山傍海，非常美丽，而其中最好的第一线海景楼，是给本科生住的。他们是最小的孩子，家里当然要把最好的风景留给他们。这还是公立大学，若是私立大学，就更重视这方面了。这些虽然是细节，但实在太重要了，它是一种道德驱使力和召唤力，培养着学生对母校的感情，而且以最直接的例子示范给学生看如何爱人。

　　学校是个大家庭，会有很多的摩擦、分歧，要靠校长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来化解，应该把强硬手段的使用降到最少。如果没有很好的人际协调能力，动不动就下行政命令，就不是在管理大学，而是管理兵营了。

　　第五，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现在海外的大部分华人校长，虽然达不到蔡元培、胡适那样高的素养，但对广义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西方优秀大学的校长身上更加如此。所谓文化素养，是指人超越他的专业知识和领导职务之外，对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兴趣、品味、理解、把握，是一个比较全面发展的人身上散发出的无形魅力。

　　作为中国的一所好大学的校长，不管是什么专业背景，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素养(当然不可能诗书琴棋画皆通)，如果对西方文化有点了解就更好，否则会显得没教养、粗俗，从而影响他所代表的大学跟其他机构的交往，其实也会影响到他所领导的大学里教育目标的设置和导向。

　　第六，一个大学校长，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他在大学内部以及大学周围，是为人师表的。中国有几千年这样的传统，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传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大学校长必须完美无缺，这不可能。但是在基本的操守方面他必须有中上等的水平，受到大部分人的尊敬；大学校长的私德具有示范意义，因为他的身份而具备了公共效应。
　　
　　大学宪章赋予校长权力

　　海外的普通高校里其实很多是管理人才型的校长，这类高校不会管得太差，但一般不会对社会有大的示范效应，也并不影响国家发展的趋向。这样的影响力属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那些大学。我个人听到，香港大学的前校长、学历史出身的王赓武口碑很好。台湾地区的，前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前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我对他们很敬重而且友好往来。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在哈佛作访问学者期间，与我们有接触，印象甚佳。

　　在海外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上，虽然最后要得到政府的任命，但政府一般不干涉遴选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把行政级别考虑在内。通常遴选的过程是这样的：现任校长在离职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后成立遴选委员会，包括本校各级代表、资深教授、外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社会贤达，通常没有政府的现任官员。一定是公开招聘，本人申请和别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备的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个人履历资料。遴选委员会从长名单上筛选出几个候选人，请来面谈；候选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质询，回答教授学生提出的问题。搜集各方意见后，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后人选，对素质的考量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最后才到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由政府任命。

　　虽然由政府任命，但这样产生的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政府官员手下的附属物。政府任命了之后，即使对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见，也不能随便干涉。因为最基本的规矩是，新校长一旦当选，他的职权就由大学的宪章(The　University　Ordinance)界定着，而宪章的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员或工商界无权干涉。宪章修改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长犯了重大错误要辞职，大多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

　　在公立大学成立的时候就要制定，经过立法系统讨论通过。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时，就要在立法会通过大学宪章作为一项专门的法规，香港科大的宪章，是香港法律第1141项(Chapter　1141，Laws　of　Hong　Kong)。私立大学不太一样，哈佛成立的时候，还没有美国政府，它自己就是北美洲最老的独立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