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3年返台，1998年退休，2003年将办公室还给学校，在把办公室清理结束时，还找到三十年前我回台时写的一份规划草案，在理学院原有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三科外，另创办信息(当时叫计算机)、生命科学(当时叫分子生物)和历史三个研究所。当然，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些未必都属于理学院的范畴，但前两者将是新科技的主流，人文则一直也永远应该是一个真正大学的基础，而历史居于人文学科的枢纽，与后来称之为通识教育的也最接近。这三者后来都做到了，当然也都从理学院独立出去，成为新的学院，我也先后担任过人文社会学院和生命科学院的筹备主任，这些都在清大(指台湾清华大学，下同)校史口述稿中留下纪录，但对我自己而言，最满意的还是帮助清大建立了一个以学术为最高价值的价值体系，树立了一个兼容并蓄不畏权势的学校校风，这些都是我在先后九年的理学院长任内帮助孕育而成，以后做了校长，一方面因为任期不够长，一方面因为体制上，校长是CEO(主要行政首长)，杂务很多，反倒贡献有限，有得有失了。

　　1973年我回台时，台湾学术界(尤其是理工方面)还处于筚路蓝缕、百废待兴的阶段。清大只有一个院，三四十个教员，虽然具博士学位者居多，但多是先在岛内得到硕士再到海外短期进修而得，而且当时留学生返台如凤毛麟角，所以一有博士回来便是副教授，事实上便是终身职，三年后升教授，便再也没有进取的压力了。

　　在大学，学术成就应居最高价值，原属天经地义，不但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校园虽小，几十个人比上比下也有得好比，一旦确立了最高价值的标准，以此客观标准为努力的目标，校园自会太平。

　　话虽如此说，但要确立学术为最高价值的体系，在当时环境下，也还不容易，校内有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校外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我衡量了一下客观形势，拟定了三个努力重点：一、建立严格的教员晋级升等标准。二、让学术成就高者在各种场合的讲话最大声。三、打击铲除学术以外的其他校内特权。

　　第一条比较容易做到，我回台时已在普林斯顿、普渡等美国的大学耽过十余年，对于学术圈的升等晋级既经过磨练，也开过眼界，很快就据之制定了适合台湾实情的办法，建立了权威。虽然因为环境不同，不可能完全做到适者留、不适者去的程度，但有晋级升等的压力在，在校园内还是培养维持了竞争进取的风气。

　　第二、第三两条的推动，要分寸掌控得恰到好处，就不容易了，今天清华校园还流传着一些当年的故事，有人看作佳话，有人看作笑话，矫枉是否过正，人言各殊，就请读者来评断吧。清华原以理工立校，校园人文气氛淡薄，我回去后，颇思振衰起敝，有一次，特地请了大诗人余光中来讲新诗，他讲得兴起，即席朗诵起自己的诗“天空非常希腊”等等。却不知惹恼了一位在座的W教授，此人是一狂士，心胸也很狭隘，不但横眉冷对千夫指，而且昂首自认人上人，在校人缘极差，但他留美时曾在名校(加州理工学院)从名师游，研究工作在当时清华算是出色的，因此他在校园内的种种跋扈言行，也就被容忍着。这次他看诗人自我陶醉的样子，愈看愈不顺眼，忽然大吼一声：“不准再念下去了！”然后指责余诗人三大不妥，第一，文法不通，希腊是一名词，岂可以代动词来形容？第二，崇洋媚外，台湾天空也很蓝，为什么要用希腊？第三，姿态不文，摇头扭腰岂可登大雅之堂？一番数落，平常温文儒雅的诗人乍听之下，愣了好一阵，回过神来，忿起反击，这下可热闹了，年青气盛的教师多有助嘴的，不通狗屁等等，讲堂里闹成一团，余诗人为之大怒，不待终讲，拿起诗稿就走，饭也不吃了，即刻坐火车回台北。我这个做主人的院长，只好随侍返北，一路地道歉。但是诗人余怒不息，第二天就把在清华受辱的经过用生花妙笔写了篇文章，刊诸报端，并将清华定性为：“文化的沙漠，疯子的乐园”。

　　这顶帽子一戴就是20年，1996年我已做校长了，在毕业典礼上请余君来作贵宾讲演，他再朗诵旧作《希腊的天空》，全场掌声雷动，校园民主墙上也贴满了他的新诗，诗人心满意足，才另为一文，帮清华摘了帽。但也只摘了一半，因为在民主墙上，他发觉与大诗人新诗并列的，是一些批评校长似通不通也称新诗的新诗，所以他特别声明“疯子的乐园”的半顶帽子一定还得戴着，再观后效以定去夺。

　　还有一次，我负责筹划人文社会学院的时候，一天我约了几位筹划委员，包括余英时、许倬云等知名学者，到当时学校惟一的最高档的贵宾室去开会，不料管理的工友告诉我，此贵宾室已被学校党部订了，上级知识青年党部的H书记长马上就要来谈话。当时还是戒严时期。我听了心中颇不是味，三思以后，觉得这正是一个扬威立万的最好机会，乃对工友说今天这贵宾室我是用定了，待会儿他们来了我跟他们说。

　　宾主刚刚坐完，就看见身兼学校党部主委的训导长带了十几位教员学生陪着书记长浩浩荡荡地来了，看见贵宾室已先有三人，倒也不急着进来，在外面嘀嘀咕咕一番，弄清楚了情况，训导长才满面堆笑地走进来，先给客人打了招呼，才对我说：“沈院长，听说您要开会，我就找人把第一会议室给准备好了，茶水都有，嘿嘿嘿……”我没有即答，却瞥见那位H上级有点尴尬地站在门口，不确定是否该进来，就先给客人打个招呼，本来也是熟人：“嗨！领导来了，失迎失迎。”“哪里哪里。”“我先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余院士，这位是许院士……”“久仰久仰，都好都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件大事，筹划成立人文学院。”“哦，哦。”“这是大事喔！”“当然，当然。”“请了贵宾来向他们请教，他们是贵宾吧？”“当然，当然。”“所以我们想用贵宾室，对不对？”“当然，当然。”“那就……”上级望着我们的主委，意思好像是怎么样？走吧？不料，此时横地杀出一位愣小子，大概平常媚上骄下作威作福惯了的，吃了豹子心老虎胆，居然来插上一句：“报告主委，这贵宾室可是我们先订了的！”啪！茶杯打翻了一桌，我双手紧握，两眼瞪着主委、训导长，马上就要翻脸。训导长毕竟是见过场面(他原是孙立人的中将政治部主任，孙犯了案，才下放来清华)，马上斥那愣小子：“不要多话！”对那惊呆一旁的工友厉声说：“还不赶快来弄干净。”又和颜悦色地向我道歉安慰，“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等茶水换好，他们才一伙儿走了。

　　那次筹备会当然开得十分愉快，课程架构一下就规划好了，与会的朋友后来对我说，那一拍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人社院的自由学风就这样拍出来了。

　　惊天地归惊天地，但事后还得打点打点。

　　那位书记长是当时国民党二把手蒋彦士外孙的干爹，在党部也是一等一的红人，但不幸他干儿子的妈妈kk蒋彦士的独生女儿蒋见美，却是我青梅竹马七岁时就一起玩的红颜知己，晚上打了个电话去，先报备一下。“今天某某到清华来……”话只讲了半句，对方就打断了，“刚刚H已经来过电话了。”“哦？”“我对他说，沈君山做得对！”“哦？他怎么说？”“他说你叫他走他就走了。”“哦，他这么说？你怎么说？”“我说他也做得对！”我大笑起来，电话那边也大笑起来，两个人在电话里笑作一团。“红颜知己”一词现在已被用烂，烂到有贬损的意味，而其意往往只在“红颜”，“知己”只是点缀点缀，却不知此“知己”两字最堪珍贵，千万人中难得一二，见美七岁时我们初识，我较她略长数岁，一起成长，先后留美，几乎同时归来，归来不久她就婚变，我早已是单身，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她对我的公私诸事了如指掌，但我那时的生活正是彩霞满天，没有想定下来，知己朋友也就只止于知己朋友，不久，她就去世，我写了篇追忆的文章，收入《浮生三记》，此处不再赘述，但知己难得，豪情不再，现在见美早已化为云烟，我亦行作稽山之土，二十年如弹指，蓦回首，往事却仍历历，走笔至此，不禁怆然泪下！

　　我这样做，对学校虽然有益，对自己却当然不好，他们虽容忍我，却很防着我。从1973年到1993年，我在校内担任过理学院长、人文社会学院筹备主任、生命科学院筹备主任，还是1956年追随梅贻琦的创校助教，资历堪称空前，在校外也担任过“中央选举委员”、“政务委员”、“国家统一委员”等，也是笼笼统统一大堆。20年中每次清华校长出缺，第一个说起的总是沈君山，但第一个被淘汰的也是沈君山，明的理由是“沈君山女朋友太多……”等等，实际上是放心不下沈君山当了校长，清华园岂不是要变成自由主义造反的大本营？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好景终于“不再”。1993年，沈君山终于结了婚，台湾也终于解了严，校长开始民选，经过三波一折，我也终于做了清大校长。为什么说三波呢？初选、校内遴选、“教育部”决选，这是三波。因为初选遴选时都遥遥领先，决选多少已是形式，但还经过一折，面谈时，一位我一向尊敬的教育界耆宿，忽然婉转曲折地问出一个问题，听了半天我才听懂，原来是：“清大会不会有校长绯闻呢？”听懂之后不禁大笑，引唐诗一联略改两字响应：“已然看尽洛阳花，遂与春风容易别！”老先生摇头摆首地吟哦了一阵：“哦，春风容易别，嗯，嗯，容易别，好，好！”乃投下神圣一票，决选全票通过，堂堂溪水终于出了前村。读者也许好奇，为何如此在意做校长，又为何是好景不再？对于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回台之初我就定下安身立命的方向，棋、桥、族群、两岸等等都是我欣赏生命、发扬生命的途径，是“业余”的兴趣志向，虽然这业余的成就贡献，许多专业也终身难臻。

　　话说回来，业余总是业余，“政务委员”等虽然官高两阶，教育办学才是安身之正业。我回台之初，当局原是要我接校长的，但那时，我还想享受生活，没有接受，直到知命之年，生活也享受够了，父亲、梅贻琦、胡适之、吴大猷等当年的金玉良言也渐渐开始在心中发酵，而且几番风雨，体验到要遂志业，二把手和一把手毕竟还是不一样，因此想专心正途，但人家却不放心我做一把手了，直到耳顺年过，物换星移，才得遂初志，如何能不在意呢？